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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激进与保守在“哲学门”相遇

更新时间:2017-12-20 21:39:22
作者: 沈卫威  

  

【摘要】:激进与保守之"结",既是中国学术之"结",也是中国人的思想之"结"。二者如影随行,相互依存。为创造新文化打下哲学基础的王国维,在想做诗人、哲人的歧路上,遇到坚守本土文化的罗振玉,转向传统的"朴学"研究,最终以诗词了情,哲思绝命。胡适的哲学史课,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傅斯年、顾颉刚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过来。随后,傅斯年上书蔡元培要求将哲学归入理科,并"教条"地将文学、哲学排斥在中央研究院这个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之外。激进的学术领袖胡适,听王国维谈论戴震之后,开始关注清代学术,以至于最后二十年放弃哲学史、文学史写作,转向纯粹的考据学。

  

   现代大学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阻力最小的一场社会变革,同时也是与民族、国家及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大事。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态,首先是被西化的现代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所笼罩,其次才是本土化调适。门户开放、中西文化交流、知识的革新,使得学人由身处“天朝”、“家国”的“中国观”,逐步产生世界意识。世界意识形成后,随之而来的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这类价值观和重个体、个性的人生观的出现。在新的学术体制下,精细的学科分类,人为地将学术割裂成不同的专业,教授只能是某个学科的专家,而非学术通人。

   我提出“激进”与“保守”是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1),试图在民国现代大学学术思想史的层面进行一些探究。激进与保守只是一个相对的说辞,其内在的纠缠和紧张往往不易理清,或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解开的结。所谓保守,就是坚守固有。坚守本土文化立场,自然会把吸纳外来文化的激进行为视作他者。激进、保守同时与哲学这一学科发生关联,这实际上是将话题互为镜像化。正如神会和尚所言:“是以无念不可说。今言语者,为对问故。若不对问,终无言说。譬如明镜,若不对像,镜中终不现像。”(2)

   1912年,北京大学文科设立哲学门,即今天的哲学系。本文所谓“哲学门”,一取原本真实的情景称谓,二取隐喻的情景,即以哲学为话语的个体在场。行文策略为情景叙事,而不是分析推理。


一、迷恋哲学、文学的王国维遇上了罗振玉

  

   一个学科的设立,对知识界、思想界的影响通常是巨大的。1903年(农历癸卯)7月,清政府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参照,拟定学堂章程,并于1904年1月13日公布。这份《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在经学、文学二科中,缺哲学一科。

   对此,王国维在自己主编的《教育世界》1906年第2、3期(总第118、119期)连载《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认为此章程“但袭日本大学之旧,不知中国现在之情形有当否”(3),并明确指出“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4)。他特别强调:“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5)

   所以,他大声疾呼:“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若夫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6)

   而此时正是王国维沉迷文学、哲学,写作《人间词》、《红楼梦评论》,并出版《静安文集》(1905年)的年代。王国维此时对文学、哲学十分投入,吸纳康德、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张扬个性解放和自我解脱,发表批评程、朱理学的系列文章,特别是借用叔本华、尼采“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的一些言论,被罗振玉视为“想干思想革命”(7)。

   他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二者的异同:“叔本华说涅槃,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8)此时推崇唯意志论的王国维,认为叔本华、尼采“知力之伟大相似,意志之强烈相似。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其高掌远蹠于精神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走者也”(9)。其用心就是想一新中国思想界,为创造新文化打下哲学基础。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使王国维走在中国学术思想激进的潮头,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感情”与“知力”的内在矛盾。如1907年7月《〈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所言:

   “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10)

   ”

   在经历了“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的“最大之烦闷”,感叹“他日以何者终吾身”之后,他遇到了罗振玉希望他专门研究国学的劝说。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随同罗振玉东渡日本。罗振玉把王国维拉进殷商文物考释、敦煌文献考释、文字学、音韵学等中国古典学术研究,才开始成就他日后精深的学问,并走向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所幸,中华民国元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正式建立,1914年起开始招生,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系。这个学科带给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不单是王国维所期待的“知识之最高之满足”,更多的是对思想界和中国政治的冲击。

   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曾专门提及他对王国维由诗人、哲人转向专治朴学,进而成为学问大家的诱导:

   “

   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矣。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哲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公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予以东原之于茂堂者谢之。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公既居海东,乃尽弃所学,而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予复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11)

   ”

   罗振玉选编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没有收录1905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静安文集》。吴文祺在《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价》一文中认为,“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是罗振玉编造出来的骗人鬼话”,并用三个证据证明“此不可信”(12)。

   吴文祺写作此文时,并没有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九百七十四函往来书信,“三个证据”无法坐实。其中“不可信者二”,是说王国维“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而商务印书馆1920、1921年的《图书汇报》上仍留有《静安文集》之名,“天下宁有此理”(13)?

   其实,王国维烧掉自己“行箧”中的《静安文集》,和出版商仍在销售自己印行的《静安文集》并不构成必然的冲突。前者是王国维在学术转向问题上对罗振玉的个人表态;后者是单纯的商业行为。我以为在王国维治学之路的转变关头,罗振玉的确起了关键作用。殷商文物考释、敦煌文献考释、文字学、音韵学等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中的卓越成果,自然是奠定王国维学术地位的基石。

   从文学、哲学转向纯粹朴学的王国维,在十五年后自沉昆明湖。他在诀别尘世前几日,应门生谢国桢及友人所托,借唐人韩冬郎(偓)、李义山(商隐)诗句、近人陈宝琛诗句分别书写了两页扇面,以诗词了情,哲思绝命。前引“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可谓谶语。诗中流露出的“色即空”、“付东风”、“曲终尽”、“去不留”、“求净土”,即明确表示他将完成哲学的解脱和文学的告别。谢国桢说,这是“托此以见志”的“绝命词”(14)。

   也正是这向昆明湖的纵身一跳,使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其死与民族学术、文化结合起来,称之为文化“托命之人”,强调:

   “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15)

   ”

   “释证”、“补证”、“参证”是陈寅恪对王国维“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学术著作的最准确定位,也是对“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的学理研判。王国维之后,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正是在“释证”、“补证”、“参证”基础上的推进,是大师之间的学术接力。

  

二、顾颉刚、傅斯年听了胡适的“哲学”课


   这里,还不能明确判断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对1912年北京大学开设哲学门的实际作用,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学校研究院都曾聘请他执教。新生的北京大学哲学门在摸索中前进,1917年胡适入北大,给这个学科带来了转机。

北京大学哲学门是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被新的学科建制取代后,文科经学、文学二门之外新设的门类。没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教授,在哲学门根本不知道中国哲学史应如何讲授。更为奇特的是,陈汉章1909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但因自己只是举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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