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庆杰，英国巴斯（BATH）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扶贫减贫，成功使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Ryder，2017）。中国减贫成功的关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过去30多年，成功工业化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中国政府在减贫方面的全方位扶贫措施。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就开始实施了扶贫工作（郑立柱，2011；阿蒙，2016）。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更是注重城乡人民的多维扶贫工作，不断实施和完善九年制义务教育、文化扫盲、农村赤脚医生制度、建设城乡交通通讯网络、男女平等、自然灾害救助、农村五保户制度等。然而由于重工业发展战略以及计划经济的缺陷，改革开放前绝大多数城乡人民处于贫困状态，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当时76%的农村人口和55%的城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Ravallion & Chen, 2007）。
尽管如此，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奇迹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首先，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统一国家，随时能够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政令的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深入乡村的基层政府组织，人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和热爱；遍及全国的公路、铁路网络、航运和航空体系、重化国防工业生产能力；电力能源交通体系，城市供水体系；教育体系、科研机构、重工业企业培养出来的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会计师、经济管理人员等；更为重要的是遍及山村和贫困地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医疗体系、养老保障体系。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说，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奇迹打下了人力资本基础（Sen, 1999）。
20世纪70年代末为改变国民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的状况，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实行包产到户，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亿吨迅猛增长到1990年的4.5亿吨（国家统计局，1991年，第346页）。从1980年代初起政府还允许农村发展集体或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1995年时乡镇企业就业量达1.29亿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6%（国家统计局，1996）。农村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和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幅度较大的改善，农村贫困率迅速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不到20%（Ravallion and Chen, 2007）。也是1980年代初期，由于几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就业困难，于是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初允许返城知青从事个体经营，由此也在城市赋予了人们进行经营牟利的权利。1983年事实上取消了对私有企业雇工数量的限制。整个1980年代，民营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国有企业的两倍。8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1%（吴敬琏，2009）。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议前，中国基本完成了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文一，2017）。1983年取消布票、1992年取消粮票，表明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完成了初级工业化。
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其主要参与者是数以十万计的农村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也是主要参与者），这些企业不需要国家的财政补贴，完全靠市场竞争而生存，也不影响农村的农业生产。在农村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数以亿计的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职工通过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增加了收入。这是益贫式（pro-poor）的、扩张性的经济增长。数以亿计的乡村和城镇劳动力通过在乡镇企业和城镇私企就业，获得工资收入，从而形成了对各类消费品的海量需求。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又产生了对电力、能源、交通通讯、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产品的海量需求，从而引发了在中国城市里进行的电力、能源、交通通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时，中国的重工业国有企业获得了新生，并在以能源、发电、交通通讯、航空、机械制造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即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文一，2017）。
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医疗、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社会保障制度扶贫以外，中国的扶贫还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通过改革开放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脱贫，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第二类是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的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政府扶贫项目，对这些地区的扶贫主要以产业扶贫为主，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星火计划、贫困县脱贫项目、连片特困区扶贫计划等，以及十八大后实施的2020年彻底脱贫的扶贫攻坚战和精准扶贫战略措施。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八亿脱贫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大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等过程中脱贫的，或者说在中国成功工业化过程中脱贫的。另外，中国成功的工业化也为中国的政府扶贫项目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可以把中国的扶贫模式称之为“全方位扶贫”，在社会保障制度上保障就学、就医、老有所养（包括伤残和缺乏劳动能力人员）；通过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改善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通过发展经济、工业化扶贫；最后是政府扶贫项目、产业扶贫等，贫困户一对一精准帮扶。一些人对2020年彻底根除贫困的扶贫攻坚战持有异议，认为省、市、县、乡四级第一书记以及大批干部下乡一对一帮助贫困户精准脱贫成本太高、效率低下。本文认为这些人不理解2020年扶贫攻坚战的伟大意义。如果不能在党成立一百周年之前让七千万（中共中央，2014年）贫困人口完全脱贫，就无法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让省、市、县、乡四级第一书记以及大批干部下乡扶贫还是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具体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中国国家能力的具体体现。郑永年（2017）教授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可能产生于乡村基层治理的失败；让省、市、县、乡四级第一书记以及大批干部下乡扶贫将大幅度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具体而言，现在的几千万贫困人口是扶贫过程中的最难啃的硬骨头。俗话说“人穷志短”、“穷在大街无人问”，科学研究也发现贫困导致贫困人口的判断能力、企划能力下降（Mani et al., 2013），贫困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薄弱、借贷能力低下（向仁康，2011）。贫困人口在社会上没有声音（voiceless），经济上极为脆弱（vulnerable），经受不起任何打击。省、市、县、乡四级书记及大批干部驻村一对一精准扶贫就是给贫困户提供智力、财力、社会网络关系扶贫，并通过产业项目推动贫困户在经济上脱离贫困，真正做到“弱农户，强推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2020年之后那些脱离贫困但是其收入水平徘徊在贫困线附近的农户如何不再陷入贫困。农牧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因而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农户在经济上是极为脆弱的，一场天灾就会导致这些农户再次陷入贫困。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生大病也会导致准贫困户陷入贫困。购买农牧业生产保险、大病医保就成为2020年脱贫农户不再陷入贫困的重要制度保障了。
参考文献
阿蒙（2016），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众医疗。观察者网，2016-10-06。
阿蒙（2016），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力量从何而来。观察者网，2016.10.02。
国家统计局（1991），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1996），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文一（2017），《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吴敬琏（2009），中国经济60年。《财经》，2009（20）：76-96。
向仁康（2011），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我国城市贫困及反贫困研究。《文史博览》，2011年第9期，第42-44页。
郑立柱（2011），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扫盲教育及其启示[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1, 13（4）：15-17。
郑永年（2017），中国农村的贫困与治理。《凤凰评论》http://news.ifeng.com/a/20170508/51057591_0.shtml，2017年12月8日进入。
中共中央（2014），《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Mani, A., S. Mullainathan, E. Shafir, J. Zhao （2013）。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Science, 341, 976-980.
Ravallion, M., & Chen, S. （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1）， 1–42.
Ryder, H. （2017）， The End of Poverty in China? Project Syndicate, MAR 28, 2017. （the author, Hannah Ryder, is a former head of policy and partnership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China.）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