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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香港政治文化建设探讨

更新时间:2017-12-15 19:49:35
作者: 张丹  

   摘  要:与陆港经济理念和制度的整合速度相比,陆港政治理念和制度的整合亟需提速。基于香港政治文化建设的三个深层次问题,本文建议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两方面加强建设。理念建设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去殖民化”,即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树立唯物史观。第二是“去极端化”,即超越西方民主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潮。第三是“中国道路化”,即超越“逆全球化”思维,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五大发展理念。制度建设首先是建立由中央和特区政府相关部门联合行动的“部港合作制度”,然后在“部港合作制度”的统领下搭建政治文化阵地,分别建立强化国家教育主权的部港合作制度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主权的部港合作制度。

  

   关键词:香港;政治文化;理念建设;制度建设

  

   张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以来,香港焕发出陆港深度融合的新气象。“债券通”的落地为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创造了新机遇,将巩固并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签署将拓宽陆港经济技术合作,提振业界对“ETF通”市场发展的信心。《关于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旅游合作协议》的签署将推动陆港旅游市场、产品、信息、服务方面的融合发展。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已经同特区政府磋商,支持香港全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香港与第二大贸易伙伴东盟的合作关系也有望加强,《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于今年10月签署。

  

   与经济新气象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步履维艰的香港政治改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伊始便提出了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但即遇上继梁颂恒和游蕙祯后再有4人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一地两检”继续被拖延、财委会多项民生议题受阻等执政困境。此外,林郑月娥曾明确表示,“‘港独’在香港是完全没有出路的”,但港独分子执迷不悟,依旧蓄谋破坏香港的安定团结,挑战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底线。据《大公报》8月13日报道,港独组织“公民联合行动”8月12日举行研讨会,密谋实现传统反对派与港独分子的大和解与结盟,从而为补选铺路。

  

   我们看到:一方面,“占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充当港独联盟的推手,鼓吹要引入外国势力,着手再次兴风作浪;另一方面,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稳定的“占中七警”虽全部获得保释,却仍在等待上诉减刑。我们还看到:一方面,香港高等法院8月17日就2014年“公民广场案”刑期复核作出判决,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分别被判处6个月、7个月和8个月监禁;另一方面,香港反对派及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对判决结果不满,认为是“政治打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8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做出回应:“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主’、‘自由’等幌子进行违法暴力活动……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特区事务,干预香港司法独立”。围绕改判风波,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说:“香港社会近年弥漫一股歪风,有些人包括有识之士鼓吹‘违法达义’的口号,鼓励他人犯法,公然蔑视法律,不但拒绝认错,更视之为光荣及自豪的行为。”此种情景真是一幅让敌对势力“仇者快”,让爱国爱港同胞“亲者痛”的政治画面。

  

   国家统一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实现主权统一之后,还要经历长期的理念整合和制度整合过程。回归祖国二十年,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提供了独特竞争优势,陆港经济理念和经济制度的整合相对顺利。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所述,“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①]换言之,陆港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整合亟需提速。

  

   习近平总书记说:“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在‘一国’的基础上,‘两制’的关系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促进“两制”和谐相处与相互促进是未来陆港政治深度融合的总方向。现如今,中国和世界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香港政治文化建设速度能否跟上“全国一盘棋”的脚步,事关“一国两制”伟大创举的前途命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继往开来,事关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融合方面的深度与广度,事关大国崛起的前途命运,事关全球化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世界人民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信任与信心。

  

   有鉴于此,本文建议,从香港政治文化理念和陆港政治文化交流制度两方面推进香港政治文化建设。由中央和特区政府采取联合行动,在实践中共同探索“两制”相处之道,加速解决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引导香港社会在波诡云谲的世界局势中保持政治定力,从而以积极平和的心态再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辉煌。

  

   一、香港政治文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

  

   (一)殖民时代和冷战时期遗留的香港政治文化的系统性缺失问题

  

   为了把香港建成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转口贸易地,英国在香港建立了一种经济公民权与政治边缘化相结合的威权政体。在威权政体下,公务员和政治精英为殖民政府服务且鄙视底层民众;华人社会则秉持政治冷漠,靠家庭和华人社团解决事端与冲突。虽然这种威权政体是二战后香港经济奇迹的重要条件,但是随着民众对市场理性的日渐怀疑,政府须提升执政能力,有效回应民生诉求。这既不是奉行精英原则的殖民政府公务员所擅长的,也不是代表官僚体系意愿的殖民法律所能实现的。

  

   无论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下的权力合并问题,还是威权政体下的政府执政能力问题,都需由一个或几个强有力的大型群众性政党来解决。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下,香港既未产生实干高效的政党领导人,也未孵化出组织得力的大众政治,政党文化一直维持在不发达的状态。事实上,香港政党的成立仅是“香港回归”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成立契机不是人民需求,而是政治分野,即“是否信任和拥护中央政府”。所以,香港政党的党建工作缺乏扎实的基层治理,竞选主要是靠媒体制造同香港发展不甚相关的意识形态论争,对香港如何保持繁荣稳定和增进民生福祉的建言甚少。在一项香港民众对香港五大机构的信心程度调查中,政党排在最后一位,民众信心由高到低依次是法院>立法会>公务员体制>行政机关>政党。[②]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助于香港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但是英国的殖民教育政策和美国冷战时期的国际教育战略都遏制了这种可能。港英政府采取三种措施实现“去中国化”:一是中国历史课教学年代到1949年止。二是将英语设为主要教学语言。三是港英当局进行教育审查。[③]美国则一贯奉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早在义和团运动结束之后,美国便把《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创建留美预备学校。1945-1950年间,避至香港的大陆教授和学者更是美国半官方组织亚洲基金会的重点关注群体。美国认为,“与其正面攻击共产主义和兜售美国的价值观,还不如鼓励复兴亚洲文化价值观更有利于美国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是不兼容的”,资助大陆学者并扶助中文书院能“提供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学说”,“借助中国学者的智慧来打这场文化冷战是一举多得的明智之举”。[④]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在“新干涉主义”战略下制造的所谓“香港问题”

  

   根据帝国主义的常用手段,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将帝国主义分为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如果单凭自己的力量而能获得成功的话,则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凭借一超独强的国力优势,以经济水平作为文明程度的唯一标尺,综合运用学术、资助、媒体、互联网、社会组织等“新干涉主义”的隐蔽手段,向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内部的不合作国家同步输出所谓“普世价值”,在时机成熟时策动颜色革命,增加这些国家的内耗,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美国在香港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取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从香港的政制发展、人权状况和高度自治三个层面高调插手“一国两制”的实施,通过颁布文件、外交施压、公开声明、利用媒体制造影响、支持香港“反对派”和资助非政府组织等多种形式介入香港事务。[⑤]以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为例,近年来发生的“反23条游行”、“占中事件”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该组织利用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机会,挑起所谓“香港问题”,牵制中国的发展,从而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⑥]

  

   (三)在“逆全球化”潮流影响下的香港新本土主义思潮问题

  

   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现代化赢家”与“现代化输家”的结构性对立。所谓“现代化输家”是指受教育程度低,被现代化进程排斥在外的底层群体。数量庞大的底层群体持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立场。英国脱欧、特朗普在“极化政治”的推动下出人意料地当选总统,这些事件无不说明,国际形势涌动着逆全球化的潮流。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此消彼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贸易保护主义、边境修墙、控制移民、暴力和极端行为等问题所困扰。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却过于看重权力,规避结构性改革等难啃的骨头。正如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卸任时发表的言论中所说:“当今世界的动荡并非源自民众,而是源自领导人。对这些人来说,最关键的是不择手段使自己当选。”

  

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但是在“去中国化”殖民教育和反共思潮的长期熏染下,香港社会暗藏一种歧视内地的心态,导致对中国精神的超越性视而不见,过分夸大香港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差异。祖国的迅速崛起既增加了港人的国家自豪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深埋于心的所谓“优越感”。在“逆全球化”潮流影响下,这种矛盾心理加之狭隘的民族主义、社群主义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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