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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清:建国的政治神话: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

更新时间:2017-12-15 00:17:06
作者: 钟志清  
在身份暴露之前逃走,最后逃到阿根廷。他更名换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靠做工为生。1960年5月,以色列摩萨德特工人员直接受命于本-古里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将艾希曼秘密逮捕(亦称“绑架”),并悄悄押解到以色列。很快,本-古里安向以色列议会发表宣言。该宣言包括两个中心内容:一是以色列安全部门刚刚逮捕了艾希曼,他与其他纳粹头目对600万欧洲犹太人之死负有责任;二是艾希曼已经被关押在以色列,将要在以色列对其进行审判。1961年2月,以色列法院对艾希曼进行为期数月的公开审判,同年12月判处艾希曼死刑。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执行绞刑。

   首先,就意识形态而言,本-古里安政府在以色列宣布逮捕艾希曼并对其进行公开审判具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本-古里安试图通过审判艾希曼使整个世界感到有责任支持地球上唯一犹太国的建立,确立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早在审判开始之前,本-古里安就曾经多次解释以色列政府抓捕艾希曼的原因。他对艾希曼本人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审判本身的历史意义。当时的以色列国家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是当时世界上多数犹太人并没有移居以色列,以色列尚未成为犹太民族的中心;二是20世纪50年代,由于大屠杀记忆被建构为一种英雄主义记忆,以色列年轻一代实际上并不认为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犹如“待宰羔羊”被送向屠场,而是像在“独立战争”期间那样有能力捍卫自身;三是以色列国家身处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本身就缺乏安全感,年轻一代又已经失去了犹太先驱者的高昂斗志,开始贪图安逸。本-古里安试图说明,只有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犹太人才有能力逮捕艾希曼,把他从地球一端带到另一端,根据法律程序把他置于以色列的审判台上,并在执行了所有的法定程序后将其处死。同时,本-古里安也希望通过这次公开审判教育年轻一代,意在让他们了解历史真相,并认识到犹太人只有在自己的主权国家内,才有可能拥有真正的安全。此外,按照新历史学家汤姆·萨吉夫的观点,审判会保证马帕伊党重新控制大屠杀文化遗产。审判还表明:即使本-古里安政府主张接受德国赔款,即使支持了卡斯纳,也并非对大屠杀事件无动于衷。在审判中,多数证人并不是隔都战士或游击队员,而是在日复一日承受恐惧和屈辱中幸存下来的普通犹太人,这些人通过讲述自己和亲人的惨痛经历,向以色列人揭示了集体屠杀的全部恐怖。作家“卡-蔡特尼克135 633”便是证人之一。卡-蔡特尼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原名叶海兹凯尔·迪努。其父母、弟弟、妹妹全部死于集中营。卡-蔡特尼克乃德文“集中营”一词的缩写,“135 633”是集中营编号。当在法庭上被问及为何写书不署真名,而用“卡-蔡特尼克135 633”时,再度唤起了作家的丧亲之痛,他昏倒在地。这一事件成为以色列集体记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点,使以色列年轻一代认识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并没有像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那样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而是像“待宰羔羊”那样被一步步送进焚尸炉。许多以色列人甚至产生深深的负疚:为什么对二战中遭屠杀的同胞无动于衷?为什么对回到以色列的幸存者如何活下来的经历表示怀疑?

   其次,艾希曼审判使得尚处于孩童时代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开始认识到父母在战争年代经历了难以言说的创伤。当时在学校里就读的许多孩子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他们未能从父母那里了解大屠杀事件,父母依然保持沉默。据幸存者后裔、女作家塞梅尔回忆,她只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黄昏,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在议会宣布纳粹头目之一的艾希曼被逮捕。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的母亲站在那里,身体不住地抖动。年仅7岁的塞梅尔扯着母亲的衣服问艾希曼究竟是谁,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同大屠杀有关的事。许多幸存者的子女开始努力揭开父母的身世之谜,为填充民族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此外,艾希曼被审判之后,以色列政府开始正式把大屠杀记忆引入以色列的学校教育。1963年,以色列教育部建立公共委员会,帮助筹划在学校展开大屠杀教育等事宜,编写大屠杀教科书。一方面,政府希望强化对大屠杀期间犹太人抵抗含义的理解;另一方面,希望纠正对“待宰羔羊”这一形象的歪曲。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色列的学校教育依然强调大屠杀中的武装反抗与英雄主义。

   历史不容忘记,但现实并非总是历史的延续。1967年的“六日战争”与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系属阿拉伯与犹太两大民族之间的冲突,但一些以色列人的内心却出现二战大屠杀期间幸存者遭际的心理活动现象。“六日战争”是以色列建国后历史的分水冷。以色列虽然最终以迅疾的方式攫取了耶路撒冷老城和希伯伦等圣地,但在战争爆发之前的等待阶段,以色列人自认为受到战争的威胁,惧怕以色列国家招致毁灭,这使以色列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完全粉碎了以色列人对犹太主权国家的信任,也打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之更加缺乏安全感,尤其是战争最初阶段遭受的重挫使得以色列人极其恐惧与焦虑,甚至开始认同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无力抵抗的境遇。在以色列政府的强化宣传之下,这场战争使得一些以色列人出现大屠杀记忆的错觉,他们由此认为建国以来一味强调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存在局限。

   也正是在这两次战争之后,以色列官方对大屠杀英雄主义的解释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以色列教育官员、大屠杀纪念馆负责人伊扎克·阿拉德认为:英雄主义不仅指在隔都和灭绝营里的反抗,以及指东欧和巴尔干山脉的犹太游击队员和整个欧洲犹太地下战士的反抗,而且也包括普通犹太人在隔都和灭绝营的艰苦环境中保持自己做人的形象,日复一日地争取生存,为整个犹太民族的生存而斗争。

  

大屠杀记忆的多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大屠杀记忆类型呈现出多元倾向:既有通过全民教育形成的以制度化、仪式化为基础的民族记忆,又有个体记忆。

   艾希曼审判增强了以色列人对大屠杀历史的认知,而“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更强化了以色列与大流散之间的情感纽带。这是因为,在以色列的公共话语体系中,总是将二战时犹太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与阿以冲突相提并论,避而不谈二者截然不同的性质,强化所谓的以色列生存危机意识,混淆不同性质的恐惧与焦虑现象。出于国家政治利益需要,以色列国内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提出要弥补国人对大屠杀知识的缺失。为此,自1985年开始,大屠杀成为以色列高中教育的一个强制性主题,在塑造民族记忆中起到代言人的作用。政府相关部门选定的教材,如以色列·古特曼著的《大屠杀与记忆》和尼莉·凯伦著的《大屠杀:记忆之旅》,在讲述大屠杀历史知识之时,重视介绍不同的论辩观点,思考大屠杀在以色列人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甚至把大屠杀放到整个犹太历史语境和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一些以色列人由此支持政府把大屠杀记忆制度化、仪式化。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迫于美国压力只进行防御,没有参战。以色列人戴着防毒面具躲避在掩体中,这种被动的防御方式令许多人想起欧洲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无助。同时,化学武器或毒气威胁唤起了以色列人脑海里的大屠杀想象。因此,保存大屠杀记忆对各个层面的以色列人显得至关重要。大屠杀成了与马萨达、特鲁姆佩尔道·特里海同样重要的三大新型内部宗教之一。大屠杀教育在公共教育体系内部得以扩展,甚至连小学和幼儿园的老师都开始向学生讲述同大屠杀相关的事情。一系列富有影响的戏剧、电影、小说、学术著作致力于探讨大屠杀及其对以色列人身份的冲击。[23]在以色列,直观教育现象相当普遍,如大屠杀幸存者应邀讲述历史灾难,这使得大屠杀教育本身更加鲜活,更富有人性。以色列的大屠杀教育注重把正式教学(主要是历史课教学)与非正式教学(仪式、田野调查等)结合起来。其中,“生存者之旅”堪称最有价值、最行之有效的教育项目。

   “生存者之旅”是以色列教育部组织的一个大屠杀年度教育项目,始于1988年,目的在于组织以色列学生代表团前往波兰,探寻大屠杀遗迹,了解同大屠杀和犹太民族相关的历史与知识,强化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国家的联系,以及在大屠杀语境下对人性的认知等诸多问题,带有某种内部宗教朝觐的特色。活动一般安排在每年三四月间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后,为期两周。学生们首先前往华沙,参观华沙的犹太人生存遗迹、隔都残垣、华沙起义广场、名人故居和犹太公墓,随后相继参观马伊丹内克、克拉科夫、特里布林卡、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和灭绝营旧址。在大屠杀纪念日那天,该项活动达到高潮,成千上万的“生存者之旅”成员举着以色列国旗,从奥斯维辛走向波克瑙——二战期间建造的最大集中营。生存者的徒步行进与战时受难者在这条路上历经的“死亡之旅”形成强烈对照,以此纪念二战期间的所有遇难者。以色列和欧洲的政府首脑、犹太宗教领袖前来参加祭奠仪式并发表演讲,号召大家铭记历史,面对未来。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对于没有亲历大屠杀的以色列青年学生来说,“生存者之旅”是对他们很好的历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方式。他们在十来天的旅途中,不但对惨痛的民族历史遭际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而且纷纷表示要在哭泣与沉痛之外,发奋自强,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是,由波兰之行引发的争论同样带有以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征。这是因为,波兰经历表明,没有家园,犹太人就无法生存。更进一步说,波兰之行强化了以色列主权国家的重要性,再次否定了大流散价值。这种观点在今天的以色列教育体制和社会语境中仍然赢得支持。以色列前教育部长利夫纳特曾在2001年的大屠杀纪念日演讲中谈到以色列人和大流散犹太人的本质区别。在她看来,以色列人拥有国家、国旗和军队,而困在悲剧中的大流散犹太人缺乏这3样东西。

   然而,这种把大屠杀制度化甚至将其等同于本土宗教的意识形态做法确实存在问题。犹太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撰文指出,重温犹太人在大屠杀时期的苦难对犹太民族来说非常危险,因为二战期间纳粹不仅屠杀犹太民族,而且屠杀其他民族。而过于强调在大屠杀中受难者经历的一些以色列人士,经常把大屠杀用作安全武器反对阿拉伯人,把针对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正义化。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当欧洲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巴勒斯坦时,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便把阿拉伯人视为现代反犹主义者,由此,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建国而失去土地与家园的阿拉伯人无形中成为反犹主义的牺牲品。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之下,在1982年6月的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总理贝京错误地把战争冲突的另一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作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死敌。贝京作为拥有大屠杀幸存者身份的以色列总理,在他执政期间,大屠杀记忆成为国家基本信条和政府政策的基石。贝京在欧洲经历了二战的大部分岁月,1942年移居到巴勒斯坦。贝京的许多亲人均在大屠杀中丧生,他本人也具有幸存者的“综合症状”:因抛弃亲人而独自生存下来感到耻辱。 贝京下令轰炸贝鲁特之举在以色列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以色列国家内部发生一场政治争论。以色列一些左翼人士在道义与良知的拷问中纷纷批判当政者用大屠杀事件与阿以冲突加以类比。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等左翼人士抨击贝京说:大屠杀毁灭了1/3的犹太人,其中有你的父母和亲属,也有我的家人,而希特勒早在37年前便已经死去,他没有藏在贝鲁特,数以万计的阿拉伯死难者不会治愈这一创伤。奥兹认为贝京的想法和做法十分危险。就连大屠杀幸存者也通过在大屠杀纪念馆前示威来抗议政府滥用大屠杀。此外,一些以色列士兵从政治与道德立场出发,拒绝参战。

从整个以色列大屠杀的记忆历史上看,尽管从艾希曼审判开始,以色列政府就鼓励幸存者讲述个人的痛苦经历,但幸存者在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尝试打破整个国家记忆的神话,而只是把个人经历当成民族经历的一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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