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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瑞超:德国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整全性解读

更新时间:2017-12-13 00:10:08
作者: 许瑞超  
俾使该基本权利所确立的价值也能在具体法律适用的层面得以保障,若错估了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或其影响、重要性,以致于在私法规定的范围内对双方法律地位未作准确权衡,系争判决即是违宪。[25]

   就具体的程序而言,根据《基本法》第100条以及《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之规定,如果系争案件尚处于诉讼中,法院则可停止诉讼,就裁判的案件形成一个有关基本法含义的意见,提请联邦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若已做出判决,联邦宪法法院则可将错误解释私法条款的判决视为违反宪法的公权力行为而判定裁判违宪。[26]

   另外,联邦宪法法院违宪审查的客体不仅包括法院的具体裁判,亦包括该裁判所适用之法律,因而法律的合宪性问题也可基于个人基本权利受侵害之宪法诉愿而得以审查。[27]在此,以法院的判决作为联邦宪法法院违宪审查客体的结果就是把本属于私法争议的案件转化为对私法规范或法院判决是否合宪的审查,基本权利的效力范围随之扩展至私法领域。

   综上所述,从基本法的转变及违宪审查制度中可以看出,基本权利和私法规范截然分立的局面已然消失,基本权利开始在“人民——国家”二元对立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效力,即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在德国的学界论争中,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又可分为直接第三人效力说与间接第三人效力说两种学说,下文分述之。

  

二、基本权利直接第三人效力说


   (一)基本权利直接第三人效力说的核心内容

   主张基本权利对第三人具有直接效力说者认为,基本权利是整个法秩序最重要的客观法规范,私法主体间的行为应直接受到基本权利的拘束。同时《民法典》第134条所规定的“禁止性法律(Gesetzliches Verbot)”、第823条第1款中的“其他权利(sonstiges Recht)”与第2款中的“保护性法律(Schutzgesetz)”以及第826条的“恶意禁止(Schikanenverbot)”,都为民法以外的法律规范进入民事领域打开了缺口,架构了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桥梁。在此基础上,处于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中的保护性规定或禁令,可构成一种法律上的拘束,私法主体对他人合法的行为,有不作为且容忍的义务(Duldungspflicht)。因此基本权利要么可作为其他权利或保护性法律而在私人领域中直接发生规范效力,要么可作为法律上的禁令来判定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是否有效。[28]

   基本权利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首先由尼帕代(Hans Nipperdey)和莱斯纳(Leisner)等所提出。尼帕代认为基本法是最高层级的且具有拘束力的法规范,《基本法》第1条规定的“人的尊严”是实质的首要基本权利,第2条规定的“人格自由发展”、第3条第2款规定的“男女平等”与第3款规定的“不受歧视”以及第6条规定的“家庭、婚姻自由”等基本权利系秩序原则或是原则性规范。这些基本权利具有绝对效力,可以发展成具有直接拘束力的条款,不仅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受其拘束,私人亦然。在基本权利条款与私人行为关系的定位上,特别是私法主体的一方在行使社会权力时,基本权利条款可用来判定私人行为的合法性。[29]

   莱斯纳则认为虽然每个人都享有契约自由,但是个人权利若侵犯了他人宪法权利就构成了公权力受基本权利拘束相似的限制,即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在解释基本权利条款时,“人的自由发展”优于表达自由、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且当中明定的禁止性条款可直接适用于个人。[30]当然,尼帕代和莱斯纳也并非主张基本权利条款能全然地取代私法,而是认为法官在私法条款未能恰当保护个人权利时,可通过私法的手段来实现基本权利的保障。尼帕代和莱斯纳同样也指出在私人关系中,不管是合同关系,还是非合同关系,因一方相对于另一方,都是基本权利的受益人,对一方基本权利的保护或限制必须与另一方基本权利相较权衡,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在私人关系中仅具有相对性。[31]

   联邦劳工法院(Bundesarbeitsgericht / BAG)在1954年12月3日的一份有关劳动关系的判决中,采纳了尼帕代等的理论。该法院认为,基本权利的规定并非只是针对国家公权力的自由权,而是一连串“重要的基本权利规定”,皆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原则”,对于国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的意义。国家及法秩序具体的结构及“公秩序”都是由之形成,因此,个人应受基本权利规范之约束。且在社会国原则下,基本权利在私领域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基本法》第3条第3款和第5条第1款中的基本权利可用以约束私法关系的雇主一方。在后来的“单身条款案(Z?libatsklausel)”中,联邦劳工法院认为单身条款约定的无效,并非违反了民法善良风俗之规定,而是违反了《基本法》第1条人的尊严、第2条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第6条关于婚姻家庭保护之规定。宪法基本人权之规定对私法关系具有直接拘束力。是以作为法秩序一环的民法当然不能脱离于宪法之基本权利体系而独立存在,民法是受到宪法所预设的基本价值体系之拘束的,故民法不能被视为宪法外之物。[32]

   (二)基本权利直接第三人效力说的规范依据

   从文本上来看,主张基本权利条款在私人间具有直接效力,在《基本法》上主要有三个规范依据:

   其一,根据《基本法》第9条第3款第2项之规定,若私法主体之间的约定限制或妨碍了促进劳工及经济条件的结社自由,该约定系属无效。《基本法》第9条第3款第2项规定的结社自由的规范领域不但包括工会的各个成员,还包括工会本身。联邦劳工法院以此为基础,在1987年的一起有关雇佣合同(Dienstvertrag)的判决中,指出雇主无故要求求职者退出工会的作法违反了《基本法》第9条第3款第2项有关禁止歧视的规定,侵犯了求职者的消极结社自由权,其决定是无效的。且相较于雇主的契约自由,《基本法》第9条第3款第2项规定的结社自由是针对任何人的,具有排他性,是《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其他权利,应作为特别规定而优先适用。[33]

   其二,《基本法》第20条第4款规定,所有德国人对于试图推翻德国宪法秩序者,如无其他救济方法,皆有权反抗之。《基本法》第20条第4款的规制对象包括了公权力主体和个人,每个德国人对他人从事此类行为,都可以援引《基本法》第20条第4款之规定作为其行为的规范基础。

   其三,《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使得人的尊严成为合宪法秩序中的最高价值,并对国家作了规范性命令,要求国家尊重及保护人的尊严。[34]从尊严的入宪背景来看,《基本法》的起草者Adolf Süsterhenn指出彼时制宪会议(Parlamentarischer Rat)的立宪原意系把人的尊严条款当作绝对永恒之条款,是合宪法秩序内的最高价值,应受到永恒之保护,并防止任何人,包括公权力以及私人侵犯他人尊严。[35]所以,人的尊严条款可以作为一项基本价值,或作为请求权体系的解释基准,没有必要去建构一个主观公法性权利。[36]另外,从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实践来看,人的尊严条款构成了一般人格享有与发展的基础,不能因个人的处分、基本权利的冲突或公共利益而受到侵犯或遭致减等,且在民事个案中,人的尊严条款常构成当事人人格、隐私、咨询自决权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受到宪法的绝对保护。[37]因此,在私人的自由领域中,就算当事人基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或个人自决都不能侵犯到宪法所保障的人的尊严的内在领域与人之本质(Substanz der Menschlichkeit)。[38]但从宪法文本的规定来看,这是基本权利在私人领域直接适用的三个例外。

   (三)一般人格权——基本权利直接第三人效力说在私法规范中的实践

   宪法上的人格权系为了使个人的人格利益,不受国家或其他公共团体的侵害而设定的基本人权。与此相对应,民法上的人格权是为了防止个人人格利益受到其他主体的侵害而设定的民事权利。这两者之间似乎截然有别,但联邦宪法法院却认为民法人格权系关于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权利,与《基本法》第1条、第2条关于人的尊严不得侵犯及个人自由发展其人格的规定属同一范畴,系在人的尊严最高价值体系下运作。[39]

   早在1954年的“读者来信(Schacht-Leserbrief)案”中,联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hof / BGH)就涉及到了一般人格权的保护问题。在该案中,被告D出版公司在其发行的周刊杂志中,撰文指出Dr.H与纳粹时期的政治活动紧密关联,其开设银行也是有政治性考量的。Dr.H委托M律师致函D出版公司,要求改正。随后,被告D出版公司将律师M所发的更正函件以标题“读者来信(Leserbriefe)”发表,并删除信中若干关键内容。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是蓄意误导观众认为该信件为读者对文章的评判,系对其人格权的侵害。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现今,既然基本法已承认人的尊严应受尊重,并且人格自由发展也是一种私权,那么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不违反宪法秩序或道德法则,就应被视为系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联邦最高法院接着指出文字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是作者人格的表达,是否将文字予以发表,或是以何种方式发表是作者的权利,擅自篡改并发表他人的私人信件不可避免地侵犯了作者私领域的自主性,还侵犯了作者法律人格独立自我的领域。因此,D出版公司侵犯了Dr.H的人格权。[40]

   在“骑士(Herrenreiter)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将补偿性赔偿及于非财产损害,指出每个人的内在自我领域,仅由个人自我负责地自由决定,擅自利用和传播他人的照片即已侵犯了被害人的肖像权。在涉及人格利益保护时,法院有义务将《基本法》第1条、第2条所保护的人格利益融入侵权法体系,基本法与民法人格利益保护的一致性,主要是通过民法的损害与禁止性条款得到保护。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拒绝适用《民法典》第235条之规定,而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847条关于侵害自由权之规定(现已废止),判被告人赔付10000马克,作为被害人精神损害之抚慰金。在“骑士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在严重侵害人格权的情况下,致害人有金钱赔偿的责任。[41]在其后的“人参(Ginsengwurzel)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摒弃了“骑士案”的做法,并确立了抚慰金的平衡功能,以弥补《民法典》第253条赔偿体系的不足。其基于《基本法》第1条以及《民法典》第253条关于非物质损害赔偿的规定,认为如果《民法典》第253条所规定的自然补偿对于当事人的精神损害来说是不充分的,那么该条款应被解释为允许金钱赔偿的存在。因此,基于《基本法》第1条以及《民法典》第253条,受害人有精神损害之抚慰金请求权。[42]

在“索拉雅(Soraya)案”中,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理由中肯认了联邦最高法院在1954年“读者来信案”中的做法,同时发展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是否向公众发表有关其私人领域的言论,未发表过的言论不能被强加于其身上。在社会共同体中,人格及其尊严的自由享有与发展系基本权利价值秩序的核心,应受到所有公权力机关的尊重与保护。《基本法》第1条对于人的尊严的保护,包括了私人生活领域的自主自决以及个人的名誉,相较于以侵权行为获得的信息并予出版的自由,个人隐私的保护具有优先性。联邦宪法法院运用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指出,《民法典》第253条第2款之规定,除了侵害人格权之外的非物质损害时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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