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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

更新时间:2017-12-10 15:35:27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有一个“双子星座”: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一个出版社和一所大学,奠定了中国的启蒙事业,开创了现代中国文化。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领域。商务与北大,几乎同时在十九世纪末诞生。在五四时期,北大是新文化的生产基地;而商务,则是最重要的知识流通空间。

   商务与北大,在近代中国携手合作。然而在一百年前,以北大为背景的《新青年》与以商务为背景的《东方杂志》,有一场东西文化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过去一直被视为新旧思想的论战,但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场近代中国两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较量,以这一事件为标志,启蒙的大旗,从清末新派士大夫转移到了“五四”新知识分子手中。

   陈独秀与杜亚泉,原来都出自同一个启蒙大本营,为什么到了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会发生分裂?如果说陈独秀是“五四”新知识分子代表的话,那么,杜亚泉,毋宁说是清末新派士大夫的典范。我将这群人称为旧派中的新派,他与同龄人(一八七三年)梁启超一起,在清末民初领启蒙风气之先。到了一九一七年,面临《新青年》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强劲崛起,他们变成了半新半旧的人物,被罗家伦嘲笑为:“你说他旧么,他却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

   然而,正是杜亚泉这些“旧派中的新派”所坚守的启蒙立场,乃是一种“早期启蒙”,他们像法国的早期启蒙家蒙田、帕斯卡尔一样,寓新学于传统之中,以“接续主义”的态度,将新与旧、东与西、传统与现代接续起来。较之“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决然了断,更有历史的深度。

  

一  “家国天下”的士大夫气质

  

   我在“六代中国知识分子”分析框架中,提出晚清知识分子与“五四”知识分子在出生年代上的差别,晚清一代出生在一八六五至一八八〇年间,“五四”一代出生在一八八〇至一八九五年间。年龄的差距,在清末的大变动年代,不仅是历史境遇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知识差距和气质有别。

   商务和编译所的几位创始人都是晚清一代“旧派中的新派”:张元济(一八六七)、蔡元培(一八六八)、高梦旦(一八七〇)、夏瑞芳(一八七一)、杜亚泉(一八七三),这群人年龄相差只是六岁,属于同一代人。

   杜亚泉乃秀才出身,江南得风气于天下先,一八九五年以后即无心科举,热衷新学。他与同龄的梁启超不同,对“政治”没有兴趣,更喜欢以“艺术”(科学技术)救国。他说:“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达。”从一九〇四年进入商务,担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主持编译的各类自然科学辞典、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不下百余种,早期中国的科学启蒙,杜亚泉是当之无愧之第一人。

   倘若杜亚泉仅仅是编译科技西书,那么他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洋务人才。然而,他是商务早年元老当中,除了蔡元培之外,最具有士大夫情怀和敏锐时政意识之人。其老友蔡元培对他所知最深,在杜亚泉去世之后,如此评价:“余终觉先生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

   蔡元培的评语,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根据哲理”,二是“指导个人、改良社会”。杜亚泉秉承儒家士大夫的理性精神,一生纵论国事天下事,皆是从学理出发,以哲观世,以理论政,即使在与陈独秀的论战之中,面对论敌的咄咄逼人、盛气凌人,也不亢不卑,循循说理。启蒙运动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内部分歧,从气质而言,如果说新派知识分子陈独秀表现出一种浪漫的思想决断的话,那么老派文人杜亚泉则更多地延续了儒家士大夫温雅的理性传统。

   同为清末最后一代新派士大夫,继承公羊学传统的康有为,其兴趣在政治,而梁启超游离于政治与社会、改制与启蒙之间。张元济、杜亚泉等商务同人,则始终坚守“指导个人、改良社会”的民间立场。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浸润的士大夫,杜亚泉对任何形式的国家集权都是怀疑的,他一生的思想可以用两个“主义”来概括,文化上采中西调和的“接续主义”,政治上是社会自治的“减政主义”。他所致力的,不在政治制度的鼎革,而是社会与文化的改变。“指导个人”以改造人心,“改良社会”以奠定共和基础。

   作为一介布衣,杜亚泉心系的却是家国天下。在绍兴老家,他关心中国的命运;到了上海,主编《东方杂志》,又纵览海内外大事。特别是“一战”期间,杂志对欧洲战事的报道和分析,在国内独步天下。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改版,最大变化乃是基于真实与知识的全方位报道,从地方到全国,从国家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包容于其间。他无意政治实践,但对国内外时局变化的大趋势,一直有敏锐的观察。他的文章能够跳出表象的时政分析,以丰富的学理和历史知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分析天下时势。有距离感的关怀,让他的时论具有了时间的穿透力和深邃的历史感。

   杜亚泉深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命运无法离开世界大势独立发展,欧洲发生的一切,将深刻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前景。从一九一六年起,他就开始比较东西文明,从全球文明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的未来走向。这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时代共性,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不是从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的特殊国情来想象中国的未来,中国不能逆世界文明潮流而动,世界文明演化的趋势就是中国的方向。虽然杜亚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世界文明的演化方向观点有分歧,在中西文明是否可以调和上有严重对立,但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继承的是中国的天下主义传统,他们都是胸怀博大的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心胸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批具有天下主义情怀的爱国者。

  

二  杜亚泉与陈独秀的分歧:保种与保教

  

   杜亚泉主政的《东方杂志》,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是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性、人文性杂志,从中年知识精英到年轻学生,通过阅读《东方杂志》了解世界、吸取新知。然而,《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东方杂志》在知识界的权威地位。

   陈独秀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头两年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读者寥寥,直到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九一七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杂志拥有了北大的后盾,新文化才正式“运动”起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是两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原先同属于启蒙阵营的两代人,如今要同室操戈,年轻一代的新知识分子要挑战老一代“旧派中的新派”,抢占启蒙的话语权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陈独秀对《东方杂志》气势汹汹的责难,乃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陈独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是整个一代雄心勃勃的新知识分子师生群。如果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让新一代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的话,那么,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挑战,那是年轻人对中年人、新一代启蒙者对老一代启蒙者的精神独立宣言。

   从知识层面而言,接受了完整新教育的新知识分子,有一百个理由看不起老派启蒙者。陈独秀与杜亚泉的分歧,不仅是新与旧、文明对立论还是文明调和论的差异(这些方面学者的研究已经很多),同时也是晚清以来保种还是保教的不同。

   晚清的各种改革思想,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中体西用”,这是各类新派士大夫的共识所在。不过,即使是中体西用,也有多种路线的竞争。简单而言,有保国、保种和保教三种不同的取向。保国者,最典型的乃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的洋务改革最重要的乃是保住大清王朝,王朝在,国便在,不至于内外交困,分崩离析。保种者,严复、梁启超也。他们要保的是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民族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保教者,乃是康有为,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儒教的中国,儒教在,中国就不亡。

   到了民国,将保国(君主意义上的国家)视为头等重要的,是威权主义者,如袁世凯时期的杨度,所谓“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即是这个意思。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所继承的,乃是晚清严复的保种传统。中华民族的生存最重要,只要能保住中华民族,采用什么文化并不重要。西学适合现代,中学不利竞争,那么就该舍旧迎新。西学也好,中学也好,只是保种救亡的工具而已。

   然而,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杜亚泉来说,文化之于他,是民族的灵魂所在,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他特别强调立国的精神之本“共同概念”:“国家概念,实国家存在之本原,有之则强而存,无之则弱而亡。”中国的宗教伦理,“为民族组成之要素,其支配社会维持治安之潜力,至为伟大,若被破坏,则善恶无所遵循,是非莫由辨别”。作为“旧派中的新派”,杜亚泉的这一保教思路,后来为“新派中的旧派”所延续,陈寅恪将之表达为“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杜亚泉也好,陈寅恪也好,他们要坚守的中国文明之本,其并非与外来文明对抗,新旧文明乃是接续的、调和的;中国文明是在开放下的坚守,坚守中的开放。

   比较起《新青年》的激进启蒙立场,杜亚泉所代表的《东方杂志》,乃是一种“早期启蒙”。一百年来,思想界普遍接受进化论观念,总是以为先行者带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紧张,“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依恋传统”(列文森评价梁启超语),而后来者肯定要比先行者更加成熟,更加纯粹。然而,“早期启蒙”内在的冲突与紧张性,恰恰构成了其思想的丰富与深刻。法国十六、十七世纪的蒙田与帕斯卡尔这两位早期启蒙思想家,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理性能力,但浓厚的怀疑主义气质和宗教感,使得他们并不像后来的理性主义者那样相信人可以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人有理性,但也要有信仰。人虽然获得了解放,成为世界的主人,但并不在上帝那个位置上。人只是会思想的芦苇。人具有神性的一面,具有“可完善性”,但同时又非常脆弱,又有另一面的“可堕落性”,经不起欲望的诱惑。人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魔鬼,人性中的狂妄和贪婪都可能使人堕落。

   当十八世纪启蒙成为运动,占据时代主流之后,人坐上了主体的位置,“可堕落性”被忽略了,相信理性的全知全能,最后导致了一系列歧路和悲剧。而在早期启蒙思想中,因为还有中世纪的宗教和古典的人文平衡,理性是中庸的,正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因而,现在不少研究者发现早期启蒙者蒙田、帕斯卡尔要比伏尔泰等百科全书派更深刻、更睿智,因为他们没有与基督教传统斩断,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反过来看清末到“五四”的两代启蒙者。是早期启蒙者梁启超、杜亚泉更深刻,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勇士们更睿智?过去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如今的不少研究者们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杜亚泉这样的第一代启蒙者,没有古今之沟壑、中西之壁垒。东海西海,心理莜同,新学旧学,学理相融。比较起第二代启蒙者中陈独秀式的偏执和独断,老派的“早期启蒙”虽然一时显得落伍,不合时宜,但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具有老辣的超时代睿智。

  

三  后《东方杂志》时代的杜亚泉

  

   大凡一个智者,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面,大都是失败的、落魄的、不幸的,原因无它,因为他不合时宜。

晚清以来思想界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乃是从“义理”到“时势”的转变。两千年来的儒家义理,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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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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