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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意新:老知青与农村文革--安徽省祁门县大坦公社的文革运动,1966-1968[1]

更新时间:2017-12-10 14:47:49
作者: 陈意新  

   摘要:本文通过对安徽祁门县大坦公社一批文革前下乡的知青在文革中造反活动的叙述和分析以图理解文革在农村中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本文显示:四清工作队对知青的指示导致了急欲投身文革的知青组织起了红卫兵并带动了农村的造反运动,四清工作队对知青的信任使用则奠定了文革中派性的基础;明显是基于愤恨,四清中受到伤害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成立了贫革司与知青为主的红革司相抗衡;最终,以当地利益为核心的强势的贫革司击溃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弱势的红革司,实质上拒绝了国家欲在农村打倒走资派势力的文革政治目标。本文表明:知青在农村文革中卷入得很深;他们的造反运动是农村文革发展的一个原因,是多种多样农村文革的一种类型。

   关键词:四清运动,夏永阳,红革司,贫革司,武斗

  

   文革前全国共有1,492,800名知青上山下乡,绝大部分在1962-66年间下放,其中67.3%去了农村,其余去了国营或军垦农场。[2]城市在就业和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是这些青年被送走的原因,但就去了农村的知青而言,国家亦鼓励他们用知识和才能帮助农民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基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被赋予的使命,以及他们通过阅读新闻和维持城市亲友联系而获得对时事的及时了解,人们可以期待在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时这些“老知青”会带领当地农民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成为农村文革的主力之一。

   迄今为止,有限的中文著述告诉我们的却是老知青的造反主要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活动。在《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定宜庄叙述了从1966年8月至1968年底持续了两年多、在高潮中有40多万人返城的知青“回城闹革命”运动。定指出:知青们革命造反的终极目标是摧毁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形成的“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以永远回到城市。[3]这一革命显然与农民无关。

   西方学者很早注意了知青与农村文革的关系。陈珮华(Anita Chan)等在1980年代对广东陈村大队的研究显示:知青是最早的造反者。文革兴起时,1964年下放至陈村的50名广州知青在四清工作队扶持下率先成立了以王胖墩(Stocky Wang)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967年春该组织向大队夺权失败后,特别是大队干部指出王因其生父是国民党官员而不能在政治上被信任后,王与三分之二的知青败退广州,在父母家消磨时光;后来王及部分同伴在1970年代初偷渡去了香港。[4]知青对陈村的文革造反起到了初始的影响,但他们对农村文革的作用仅止于此。

   1990年代安格尔(Jonathan Unger)总结性把知青对他们所遭受待遇的抗议视为农村文革兴起的四种“催化剂”之一(另三种为农村中学生的骚动、城镇动乱的波击、四清运动的余波)。在催化剂发生作用后,农村的文革运动便主要地是革命语言外衣之下传统的宗族之间和宗族内部的权力和资源的争斗;知青在催化了农村的文革运动后,自己通常退却回了城市。[5]

   陈和安的著述对认识知青在农村文革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亦有局限。他们的研究主要基于广东的经验,访谈对象主要是197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广东知青、以及少量在1980-90年代从广东和其他省份去了香港和西方国家的知青。这些知青的造反与退却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插队的地方距广州这样的城市太近,近到可以骑自行车返城。地理条件让这些知青能迅速受到城市文革风潮的影响而造反,也能在文革冲突中失利时方便地退回城市;对于农村,他们则是“与农民不同姓又不愿意待在那里的外人”。[6]

   在内地,大量知青则融入了当地农村社会,难有其他选择。他们插队于远离城市的乡下或山区,既无便利交通条件回城,更无地理优势偷渡香港。他们不再具城市身份,必须在农村生活,很多人实际上在农村里度过了整个文革。他们在农村怎样经历了风暴般的文革初年?有没有带领农民起了造反?对农村文革有什么影响?或者,他们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这些问题的意义不只在于认识知青与农村文革的关系,更在于理解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文革在农村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尽管安格尔已对此有过论述,但中国农村千差万别,文革冲突不能被较简单地视为主要是地方化的宗族争斗,文革催化剂也并非只有四种。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人研究显示,在河北五公村,北京红卫兵前去揪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催化了一场短暂的造反;张乐天的研究显示,在浙江陈家场,造反派的活动与宗族没什么关系。[7]

   学术界实际上对农村文革尚知之甚少。在安徽,许多农村地区文革惨烈,大到公社,小到村庄,远超出现有著述的描绘。在金寨县古碑区(1968年改公社),一个名为“五湖四海造反兵团”的组织激起了民愤,于1967年8月“被打死数十人”;在祁门县平里公社红光大队,1967年8月派性武斗打死了4人,其中2人是知青;在黟县西递村,1967年8月造反派武斗,一人被枪击致死。这种惨烈当然不只发生在安徽,四川《武胜县志》里就有农村地区大规模武斗的记载。[8]这些记录促使我们追问:许多不谙时事的农民为什么要造反?那些远乡僻壤的村庄为什么会因北京的政治而在当地进行殊死的武斗?农民的武斗是否也像魏昂德(Andrew Walder)所研究的北京红卫兵武斗那样:不是为保卫既有利益或摄取新的权利,而“只是为了不被打败“?[9]农村的文革在有知青的地方和没有知青的地方究竟有哪些不同?显然,在有知青被打死的地方,知青不只是文革催化剂,他们卷入得很深:知青的造反本身就是农村文革发展的一个原因,一种类型。

   对上述所有问题的思考导致了本文作者对1965年下放至皖南祁门县大坦公社的合肥知青的兴趣,而对部分大坦知青和农民的访谈使本文的写作成为可能。这些知青在文革兴起时成立了造反组织,吸引了当地部分农民和干部。他们与省城各种关系保持着联系,让一个山区的文革有了更广阔的坐标。他们中有人因派性武斗被抓到县里坐牢,也有人去县城参加武斗以混饭吃,在祁门武斗中有着影响。在派性大联合时他们的领袖担任了公社革委会常委乃至县革委会副主任,显示了知青特有的政治作用。在文革最为动荡的1966-68年,这些知青带动了大坦农村的文革。由于家庭出身、个人理想、知青群体性、四清工作队的影响、农村干部的阶级斗争观、农村的宗族矛盾,以及国家的政策诸因素的交互作用,他们的革命造反既激烈又有局限,使得大坦的农村文革充满了复杂和伤痛。

  

一、合肥知青

  

   本文的知青是以合肥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学1965年应届高中生为领袖、并包括该校及合肥五中与八中一些应届初中生共72人的群体。这批人的一个特点是在校时学习成绩优秀,并在政治上要求进步。1960年代,实验中学与合肥一中同为合肥市最好的两所中学。下乡的高中生里有实验中学的成绩拔尖者,例如高飞是文科尖子生,在校时就已于作文竞赛中多次获奖,而有些理科尖子生于下乡13后仍在1978年的高考中以全省拔尖成绩考入了名牌大学。作为尖子生,这些学生不仅对人生的成就有着理想,也在政治上积极上进,有些人曾多次向学校提交过入团申请书。学业优秀、政治进步、和理想主义的特质说明了为什么下放到祁门后他们会身居山区却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在听到文革开始的消息后无比激动,甚至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去了拥护的电报。[10]

   家庭出身不好是这批知青的另一个特点,也是他们在1965年高考和中考落榜的原因。中共政权长期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有政治歧视,但在大学入学方面一直给他们留有一些机会。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和阶级斗争意识强化,中共从理论上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视为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从此大学不再招收剥削阶级的子女。[11]这些出身不好的知青对于歧视很明白。在高考前,高飞干脆向学校党总支递交了不参加高考而直接上山下乡的申请,以免遭受高考落榜的羞辱和折磨。多年后高在自己档案里看到了导致其高考落榜的批语,“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12]出身带来的政治原罪让这些知青对文革有着保留的态度。他们渴望参加文革,又怕充满阶级斗争意识的革命会伤害到自己。这解释了为什么大坦知青的文革活动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复杂性,一半的知青始终没积极参加文革。[13]

   如果不是参杂了两位家庭出身好的人物并成为他们的领袖,大坦知青可能真的不会有革命造反,或即便造反也只是像陈村知青那样半途而终。就出身而言他们不具备革命的资格,在中共社会里不可被受到政治信任。但夏永阳和钮阳改变了大坦知青群体的政治结构。夏出身工人家庭,在校时政治风头很健,是实验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夏的高考落榜是身体原因。中国的大学自1964年以来在政审和体检两方面趋于严格,革命接班人不仅要红色而且须健康。夏在高考前一次手术中部分脾脏被切除,属体能残疾的人。钮的家庭出身更红,其父是革命干部,安徽省粮食厅副厅长。钮在校时也是政治风云人物,曾带头贴出大字报批判学校是个资产阶级大熔炉。但钮曾患小儿麻痹症,腿有残疾,也无法通过大学体检关。夏和钮完全不用上山下乡,但他们志在做个有作为的革命青年,选择了下乡。[14]红色出身让夏和钮为知青同伴自然地撑起了政治保护伞。只要他俩有一人能出来领导革命造反,大坦知青群体便在阶级立场上无懈可击,而他俩在校时就已经很愿意引领政治潮流,下放后不久更迅速成为知青的领袖和官方褒奖的知青杰出代表。在祁门横联公社,15名合肥一中高考和中考落榜的插队知青全有出身问题,由于没有红色青年参杂其间,这批知青在文革来临时只能在政治上沉默。此外,横联公社党委书记对他们的热情关怀也让他们兴不起要造走资派反的念头。[15]

  

二、介入大坦


   两个因素让合肥知青下乡后很快融入了大坦农村社会。其一是困难的地理交通条件。祁门位于安徽南部边境,其地理为“九山半水半分田”,“重山叠岭,间道崎岖,交通闭塞,信息迟缓”。[16]县城距合肥340公里,1965年从合肥去祁门需先乘火车然后换乘汽车,要两天时间,能否及时买到车票还是个问题。大坦距县城还有15公里,再需步行半天以上。一旦到了大坦,知青就必须以大坦为家。

   另一因素是农民对知青的信任和友善。大坦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民极少,成年人至1970年时仍有41.64%的人不识字,41.04%的人只读过初小,只有9.16%的人读完高小,少数人读过初中。[17]农民很尊重来自省城、具有很高教育程度的知青。在夏永阳小组插队的大坦村,农民让知青住在生产队仓库里,放心把仓库交给他们,并为他们每晚“看管仓库”的睡觉记上2个工分。由于大坦比较富庶,农户还轮流给知青小组赠送蔬菜和肉。在下乡第一年大坦村农户向夏永阳小组仅猪肉就送了有上百斤。[18]农民的信任和友善让知青与许多农民之间关系密切,一旦知青鼓动文革时也容易吸引一些农民加入造反的行列。在大中大队的东山下生产队,农民方钧伍在1967年时16岁,与插队知青关系好,在该年初参加了知青组织的批斗公社党委书记的大会。“当时是本队知青叫我去的”,方如是地回忆那场斗争会。[19]

知青能够介入大坦的政治生活无疑取决于他们本身要求进步的政治态度,但在实际生活里更与他们插队的地点有关。1966-67年冬春,夏永阳是大坦文革造反的领袖,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小组所插队的大坦村是公社社部所在地。位于全社的中心,夏不仅与公社干部干部熟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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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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