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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史家形象的自我塑造 ——对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的史学史解释

更新时间:2017-12-07 21:20:43
作者: 雷戈  

   【编者按:本文发表时多有删节。正文删除部分用粗体标示,以供比读。注释在文末,也很重要。】

   【摘要】史家写自传应该属于他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阅读史家自传时,更应倍加警惕,以免掉进史家精心设计的历史陷阱中。通过对黄仁宇自传《黄河青山》和何炳棣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分析,将二人视作“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两种类型的典范。黄仁宇自传有智者风范,何炳棣自传有学者气质。黄书展现出一种思考历史的观念路径,何书展示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门径。换言之,黄氏着眼于历史观,何氏着重于方法论。黄书多见其思路心态的复杂微妙,少见其搜集材料的百般曲折。相反,何书多着墨于网罗史料、穷尽甘苦的具体过程。

   【关键词】自传,史学史,跨国性。

  

   一、自传

  

   有职业的传记作家,但没有职业的自传作者。一个人可以写作传记谋生,但绝不可能以写自传为职业。有的自传是为了自我辩护,有的自传是为了向人显耀。如果研究历史的前提是盖棺论定,那么自传就没法写。因为只要活着,盖棺定论就不可能。换言之,盖棺定论是死后之事。这样一来,生前没条件写自传,死后没机会写自传。

   原则上,一个人只会死一次,他只能写一部自传。这使得自传行为特别神圣和感人。……当人开始写自己的生活时,他知道他将给此前的过去生活中一切说不定、拿不稳的东西赋予一种最终的形式和意义,而且这个叙事一旦写成,就很难再写成别的样子了。再也不可能用新鲜的、直接的眼光看过去了,别人只能通过已经写成的叙事来看他了。因此这里有一种再也无法找回的童贞感和使用权。[①]

   可见,自传本身就充满悖论,是一个悖论概念。这就是说,自传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需要一种相应的特定写作方式。

   一般情况下,自传和回忆录是一回事。许多人写的回忆录其实就是自传。“在许多人看来,自传理所当然地属于回忆录。”不过,二者的区别却不容忽视。在回忆录中,“作者给予当代事件、给予历史本身的比重经常要比作者个性的比重大得多,因此称之为回忆录比称之为自传更为恰当。”勒热讷进一步指出,

   在回忆录中,作者表现得像是一个证人:他所特有的,是他的个人视角,而话语的对象则大大超出了个人的范围,它是个人所隶属的社会和历史团体的历史。除了一些斗胆把个人的历史等同于世界的历史的天才人物的情况外,回忆录中不存在作者和被论述主体的同一。相反,在自传中,话语的对象就是个人本身。这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材料和历史材料的比例问题。……我们不应当只看数量,而要看到两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从属于另一部分,作者想写的是他个人的历史还是他的时代的历史。[②]

   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中自传做过如下定义,“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该定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1)语言:叙事和散文体;(2)主题:个人生活和个人历史;(3)作者:一是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同一,二是叙事的回顾性视角。[③]随后,他又对这个定义稍作修改。“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它包含四个因素。(1)语言:叙事和散文体;(2)主题:个人生活和个性历史;(3)作者:作者和叙述者的同一;(4)叙述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同一”以及“叙事的回顾性视角”。[④]虽然作者和叙述者被区分为两个因素,但本质未变。

   勒热讷特别强调了自传对展示传主自我个性乃至人性的特殊作用。“自传以其完全的真实性展示了一切个性的塑造工作、一切个人经历其历史并将其变为神话的方式。”[⑤]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自传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塑造个性的尝试,而不是一种认识的尝试。它首先通过塑造形象的行为,然后通过回忆和叙事(而自传无意将这些回忆和叙事作为阐释的对象),为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素材。”[⑥]总之,“自传不仅仅是一种内心回忆占绝对优势的叙事,它还意味着一种把这些回忆加以组织、使之成为一部作者个性历史的努力。”[⑦]

   自传是按照一个主题来重新规划自己的一生,也就是使自己的一生成为表现或实现这个主题的完整过程。“自传首先是一种趋于总结的回顾性和全面的叙事。”[⑧]在这个意义上,自传标志着作者重新活过,并将永远如此活着的特殊努力。自传作者无不深信自己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但他仍然要通过自传再次确认这点,并希望这种自我确认得到历史承认。本质上,这是一种重塑自我形象的努力。“写自己的历史,就是试图塑造自己,这一意义要远远超过认识自己。自传不是要揭示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展现一种内心的真实:人们追求的是意义和统一性,而不是资料和完整性。”[⑨]其价值不在于客观认知,而在于内在体认。“自传中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上了年纪后看待时光流逝和生活意义的角度。”[⑩]因为,“自传不能只是由讲得很好的往事构成的一种愉快的叙事:它首先应试图表达一种生活的深刻的统一性,它应表达一种意义。”[11]

  

   二、史家自传

  

   (应该说,相对于其他职业,研究历史似乎使历史学家获得了一种更强大的撰写自传的自觉意识和自省能力。史家写过他人的历史,自然知道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当然,)(此句原文无)史家总是在写完别人的故事之后,再写自己的故事,即把自己的故事放到最后来写。这种做法始于太史公“自序”。“自序”中,太史公追叙了自己的族谱,从上古五帝一直写到父亲司马谈。此外,司马迁还详细描述了友人对自己写史的质疑,以及自己的辩解和纠结。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将“自序”安排在《史记》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三十篇。似乎暗示着,史家总是最后写自己的人。只有写完别人的历史,再写自己的历史才有价值。从未有过一个史家先写自传,再写历史。自传之于史家意味着盖棺论定。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一番自我评估。可见史家自传之于史家具有某种终结性。受到司马迁的启发,班固也如法炮制,将自己的家史放在《汉书》最后一卷。

   史家写自传应该属于他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史家书写自己历史和他撰写别人历史的心态肯定不同,肯定更为谨慎,或顾虑更多,或期望更高。历史学家在阅读文献时,通常都很自觉地意识到必须仔细辨析那些写出来的内容含义,并通过它去合理推断那些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同时,历史学家还会试图深入到文献的呈现和隐瞒之间的缝隙中,寻找和观察史料作者有意回避和掩盖的蛛丝马迹,并且据此缜密判断史料展现出来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有无夸大和粉饰。毫无疑问,这种学术训练和职业习惯,使得历史学家撰写自传时,肯定有着较之他人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心态和考虑。他们更在乎自我历史定位,也更擅长塑造自我历史形象。他们都是不露声色地给自己树碑立传的高手。他们尤其精通用貌似谦虚的口吻自我欣赏,或借他人之口自我赞美,同时貌似公允地对对手顺手一击,或踩上一脚。他们非常明白哪些经历能写,哪些经历不能写;哪些历史可浓墨重彩,哪些历史需轻描淡写。这好比,警察作案时更懂得伪造现场,不留痕迹。这样,阅读史家自传时,更应倍加警惕,以免掉进史家精心设计的历史陷阱中。

   史学是反思,史家自传较之他的其他历史研究以及其他人的自传,是否有更深更真的反思?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合适。虽然从数量看,史家自传既不比其他人自传多,也不比其他人自传少。当然,普通人除外。但不容否认的是,史家自传皆有一种自觉,即如实写出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史家,以及如何成为这样一位史家。这种贯穿文本的自觉构成了史家自传的深刻主题。所有叙事、情景、细节、思绪皆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和推进。

   对于惯于(刊文为“习惯于”)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历史学家来说,写自传不仅需要一种自省能力,更需要一种坦诚的勇气。如何写自己历史,对所有有志于撰写自传的史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不可能简单按照自己研究历史的一般方式来写自己的历史。他不可能像写别人的历史那样来毫无心理障碍(刊文为“顾忌”)地写自己的历史。[12]他必须克服一些东西,必须去掉一些东西,必须掩盖一些东西。这暗示着,史家自传可能比一般人自传具有更大的隐瞒和欺骗。[13]

   事实上,史家在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中,早已熟知不一类足的种种隐恶虚美的作伪手法。那么,这是否会使他在写自传时采用更加高明的造假手段呢?史家自传如警察作案,识别真伪尤其困难。因为警察的反侦察能力总是高于常人。这样,人们在读史家自传时,无疑要比读其他人自传,以及史家写的其他传记时,需要更加细心和敏锐。

   自传之于史家,是一种真正的写史。这完全不同于他此前的历史研究。所有自信或自负的史家都会打起一百二十分精神来精心构制自传。因为,自传是史家以职业方式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幅自画像,也是一篇超大型的自撰式墓志铭,还是史家最愿意被世人认可的一种自我叙事。但本质上,自传并非史家自我历史的客观呈现,而是史家自我叙事的主观建构。正是通过撰写自传,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14]

   从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所有史家自传首先都必须考虑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即将自己的历史讲成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记和自传都需要把一生写成故事。区别在于他人视角和自我视角。特别是当这个自我视角具有史家身份时,其自我定位和自我审视更显得慎重甚至犹疑不决。这就好比,医生给自己看病,理发匠给自己剃头。

   尽管理论上说,“历史学家的怀疑需要他摆脱全能叙述者的角色,以便强调一个特定的解释性论断的假设性质。这种新的姿态或许坚持不了多久,因为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危险:整部作品是一个由推论构成的东西。”[15]但实际上,史家自传恰恰是一种标准的全能叙述的史学文本。因为史家写的是自己历史。他的职业身份使其叙述更具不容置疑的全能叙述者权威。这里的逻辑是,有史家而后有史学,有史学而后有历史。历史学家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自传的。换言之,历史学家通过自传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历史,并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式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历史形象。

  

   三、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两种类型史家的代表性文本

  

   本文尝试一种跨国界的或国际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并据此提出两个核心概念,即“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通过对黄仁宇自传《黄河青山》和何炳棣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分析,将二人视作两种类型史家的典范。

所谓“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不是指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而是指,中国人到海外学习、研究历史、发表论著,并对国内史学界产生相当影响者,不管他们是否加入外国籍(事实上,他们大多以中国史家自居),均可视作一种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对象和范畴。[16]事实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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