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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何谓根据宪法制定民法?

更新时间:2017-12-07 09:58:45
作者: 王利明 (进入专栏)  
宪法可以直接适用于民事案件裁判。但此种方式在我国是难以实施的,因为我国并不存在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法院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裁判案件,更不能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宣布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法规和规章因违宪而无效。依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法官无权解释宪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 4 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该条并没有将宪法列入民事裁判文书可以引用的范围之列,因此,法官无法直接援引宪法裁判民事案件,这也导致我国宪法不能直接作为法官处理纠纷的依据。这就有必要通过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完善的民事权利体系,从而具体落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一般认为,宪法主要具有如下两种功能:一是授予国家机关以相应的权力并规范其行使,二是保护公民的自由,防止公权力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民法典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其应当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进行细化保护,从而具体落实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一方面, 除了上述宪法不具有可司法性的原因之外,由于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的权利主体是个人,而义务主体是国家,在民事关系中,各类侵权又主要发生在平等主体的民事主体之间,这就需要将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转化为民法上的权利,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这些基本权利的实现。宪法的实施也要求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是具体形成这些权利的内容。例如,宪法上的人格权作为基本权利,其主要对抗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负有形成私法上规范人格权的义务,使人格权不受国家或者第三人侵害。在各项权利的内容得以具体化后,再强调这些权利具有排除公权力非法侵害的效力,也会强化这些基本权利的效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宪法的功能。另一方面,规制国家权力虽然并非民法典的功能,但民法典却可以促进宪法功能的实现,因为民法典是依据宪法所构建的完整的私权体系,通过保障私权的充分实现, 对控制公权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自由止于权利,公权行使同样有其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不得非法侵害民法典所确认的私权。如果非法侵害了私权,也意味着滥用了公权。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保障私权可以对公权的行使形成一定的制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规范公权的作用。

   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也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与和谐。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可以使民事权利体系具有上位法依据,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双重属性,其不仅直接约束公法体系,对私法体系也同样构成价值指引。国家应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实现对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而通过民法典确立民事权利体系,实际上是国家的上述制度保障义务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有利于实现法律体系内部价值的融贯。例如,我国《宪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必须通过民法中的人格权的规定来具体化。同时,民法典依据宪法构建民事权利体系,也有利于使得民法和其他法律之间形成一种协同关系,对于民法权利的确立、内容、保护能够通过同样以宪法为依据的民法和其他法律共同承担,从而实现公法和私法对民事权利的综合保护机制。

   (二)民法典具体化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关于民事权利应当如何具体落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都应当在民法中确立下来,从而通过民法典对公民权利形成一种周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保持自身体系上的自洽性,不应当过多地规定宪法权利,同时,许多权利如果能够上升到宪法层面,则应当由宪法规定,而不应当在民法典中规定。例如, 个人信息权等人格权应当由宪法进行保护,而不应当规定在民法典中,否则就会降低这些权利的保护层次。

   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宪法上的权利都能够规定在民法典中。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的民法问题都涉及宪法,也并不是所有宪法上的权利都可以转化为民事权利。一方面,宪法基本权利的功能是针对国家的一种防御权,使得公民能够请求国家不通过立法、行政或司法行为不合比例地侵害基本权利。而民法典所保护的权利仅限于私权,而不包括所有的公法上的权利。因此,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并不都可以具体化为民事权利。民法上权利的来源也并非仅仅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二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另一方面,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涉及多个法律部门,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法。例如,《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就应当通过行政法予以保障,无法转化为民事权利。再如,《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劳动的权利,就主要应当通过社会法予以保障。所以,宪法上权利的落实需要各个法律部门的协作,并非仅仅依靠民法。例如,在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害公民依据宪法上享有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则必须通过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保护。再如,如何防止个人数据信息被泄露,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还需要国家通过制订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加以贯彻落实。

   因此,在具体确定民法典应当如何落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规定时,首先应当确定其是否是宪法问题,如果不是宪法问题,就没必要进行宪法层面的讨论。如人格权商业化利用问题、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等。不同类型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讨论方法,对于涉及宪法的问题,需要考虑宪法的规定,但对非宪法的问题,则不应当一概考虑宪法。具体而言:

   第一,必须准确界定能够转化为民事权利的基本权利的范围。既然并非宪法所规定所有基本权利都可以转化为民事权利,这就需要准确界定哪些基本权利可以转化为民事权利。一般而言,只有那些体现了特定主体的私益、具有私法上可救济性的权利,才有必要具体化为民事权利。例如,在“齐玉苓案”中,本来是一起典型的侵害个人姓名权的案件,而有关司法解释将其界定为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纠纷,从而引发了学界争议,事实上,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规定国家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义务,即规定国家负有为每个公民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及其他教育条件的义务。所谓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不能通过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公法方式加以解决。因此,此类权利不能转化为民事权利。

   第二,宪法关于公民财产、通信秘密等主要涉及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规定有必要具体化为民事权利。这些基本权利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私人利益,且属于民法确认和保护的主要对象,应当由民法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此类基本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广泛(如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财产权就既包括物权,也包括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权利),难以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这就有必要通过民法典将这些基本权利予以具体化,以具体落实宪法规定这些基本权利的立法目的。

   第三,对于宪法所规定的一些保护权利的宣示性规定也可以具体化为民事权利。例如,《宪法》第 37、38 条关于个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保护的规定等,这些个人基本权利虽然是由宪法规定的, 但其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个人的基本私人生活,具有私权的属性,因此,其可以通过民法典予以具体保护, 即民法典可以通过确认个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及各项具体的人格权,将宪法关于个人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保护的规定予以具体化。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民法典对个人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进行保护就是宪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五、民法规范的适用中应采纳合宪性解释的方法

   在民法典中明确写入“根据宪法”制定,也可以为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所谓合宪性解释,是指在出现复数解释的情况下,以宪法的原则、价值和规则为依据,确定文本的含义,得出与宪法相一致的法律解释结论。“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解释结论符合宪法,就应当选择其作为解释结论;如果所作的法律解释违反了宪法, 就应当予以排除。合宪性解释方法有利于使民法规范与宪法保持一致。从比较法上来看,许多国家的司法判例都承认,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关系中同样能发生效力,这种效力可能是通过在民事判决中直接适用宪法规范的方式,也可能是通过合宪性解释的间接适用方式。

   在我国,合宪性解释所发挥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通过合宪性控制维护以宪法为统率的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在我国,作为公权力主体的法官,不论其有没有违宪审查权,他都有义务将宪法的基本权利和价值安排通过法律解释的技术贯彻于部门法的规范体系。如果把法律的等级看作是金字塔,宪法则处于塔尖的位置,其效力要高于一般的法律,任何法律、法规如果与宪法的效力相抵触,都必须被认定为无效。而合宪性解释实际上是以尊重法律的位阶、尊重宪法的最高位阶为基础的。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为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正确实施宪法, 法官也应当“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进行合宪性解释,从而保障法制的统一,维护法律体系的和谐。二是进行合宪性控制,保障宪法的实施。任何法律的实施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部门法都不能违反宪法,这是我国法秩序统一的要求,也是体系解释的具体化。合宪性解释很大程度上是验证解释的结论,而不是为了阐明宪法自身的含义。三是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在传统的理论,宪法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官通过合宪性解释,就可以达到基本权利实现的目的,甚至要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基本权利。例如,我国《宪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必须通过民法中的人格权的规定来具体化。

   法官进行合宪性解释只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针对要适用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其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而不是宪法文本,其也不是直接将宪法作为裁判规范运用到案件之中。因此,合宪性解释仍然是法律解释而不是宪法解释,只不过在具体解释法律的过程中,也可能要对宪法进行必要的解释。

   之所以需要运用合宪性解释,是因为根据部门法(如民法)本身难以确定该解释结论,从而需要从更高位阶的宪法出发进行解释,选择最妥当的解释结论。尤其是从部门法本身出发,不能判断其是否与宪法相一致。以“乙肝歧视第一案”为例,法官在解释特定法律规范时,并不是直接适用宪法,也没有解释宪法。法官只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来解释民法的相关规定,认为在就业中歧视乙肝病人,实际上是侵害了乙肝病人的人格利益,此种人格利益属于宪法所保护的人格尊严的范畴,在民法上表现为一般人格权,应当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因此,受害人张某等人应当获得救济。从法秩序统一的角度考虑,任何部门法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则和精神。法律体系实质上是内部的法律价值体系,该体系应当保持一致性。而宪法中的价值具有最高的位阶,部门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价值。

   合宪性解释是在作为解释对象的法律文本出现复数解释时才适用的解释方法。当然,出现复数解释结论时,未必都要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因为在实践中,复数解释的可能性经常存在,如果都运用合宪性解释,就使得合宪性解释的运用范围过于宽泛。只有在出现复数解释,且可能涉及违反宪法时, 才需要进行合宪性解释。例如,在前述“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中,对于就业中歧视乙肝病人,是否构成对人格利益的侵害,以及侵害了何种人格利益,因为现行民法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借助于宪法的相关规定才能确立。这就有必要运用宪法来解释,才需要运用宪法进行解释。

合宪性解释是在文义解释产生了复数解释时采用的,它的运用需要配合其他法律解释方法来确定法律文本的含义。当然,通过合宪性解释确定法律文本的含义,具有其特殊性,它不是可以直接确定, 而是通过是否符合宪法的方式来确定文本的含义。具体来说,合宪性解释只是在已经初步得出的复数解释中进行选择或排除。与此相应,合宪性解释在阐释法律文本中的功能包含两个:一是选择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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