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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革命恐惧的幻象

更新时间:2017-12-06 23:40:47
作者: 余盛峰 (进入专栏)  
正源于这种矛盾的渗透和延伸。但无论如何,在发展中解决一切以及“过渡阶段”的神话看来逐渐破灭了,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固定不变。


民众反抗的武器


   在过去的时代里,中国的农民和工人都发现自己的命运正面临戏剧性的变化,不仅改革的举措与他们的想象相异,而且,作为曾经的革命者同盟,他们的命运都在残酷的竞争中遭遇各种悲剧性的翻转。底层民众无法发出声音,在经济发展中,他们只是被动员、流水线操作、劳动力资源、税收、工业产值、资本利润的统计数据而存在,他们不是没有抗议的冲动,只是他们的表达难以获得公共性。从这种无奈的沉默中,精英就认为自己已取得他们的同意。

   在多数情形下,他们只能利用一些没有多大风险的“弱者的武器”,这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只需利用心照不宣的默会和非正式的网络,采取一些分散的抗争形式。由于日常经历的是具体的工厂、流水线的快节奏、巨型的办公大楼、保安、资产所有者,因而,他们是在一个个具体的环境经历剥削和排除。他们难以为那些宏大而抽象的目标而努力,也不会将不满归诸于抽象的体系。相反,他们可能庆幸就业保障、福利措施和升职的希望。只是,由于这一体制与正义理念的内在冲突,他们的不满最终还将导向一种必然的反抗,那时,就不再只是针对特定目标的抱怨,也不仅只是日常的抵抗。过去所看到的缓慢的、琐碎的、平静的反抗,人们遵从和听话的表象,悄无声息的磨工拖延,因其琐屑而被长期忽视。但是,一旦出现某种爆发的信号,它只能表明,常规的和大量隐秘的反抗已经失效,此时,某种可能引发致命风险的抗争,将会在不同地区长时间的酝酿后最终来临。

   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说,一个统治体系的主要功能在于界定什么是现实的什么是不现实的,并且将某些目标和渴望归入决无可能、白日做梦、痴心妄想的范围。谋生的现实,可能会暂时让某些群体毫无保留地接受现状,但这不能因此否定,在他们的内心,还会保留正义社会的想象。现代的统治触角,已然渗透到社会最末端的环节,从物质到精神的层面,一整套现代的治理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比过去更有效地实现控制。但是,现代社会也已决定性地开启了每个个体在内心质疑和对抗的大门。在现代技术更为有效地控制外部生活的同时,也同时遗漏了由每个个体内心骚动不安所连接的巨大空间。改革时期实际已不断塑造出新的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空间仍在重组和变动之中。而且,伴随媒体技术的新型革命,它将进一步突破旧有的社会运动及其动员方式,我们只能确定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

   设想一种人为控制的体制安排,希望以此来分配和主导各个阶层的生活,以至于,以为自此可以消解那些被束缚压抑的领域的自主、反抗的能力,这只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因为,既有的安排既然遗留了某些自主的领域,它最终决定了,即使是一种具有超强控制能力的统治体系,也终将难以垄断有关“现实”与“未来”的想象。

   最为愚蠢的信条是,希望将自己主导的领域宣布为“自由”与“自然”的胜利,与此同时,臆测那些被它宣布为“激进”的领域目前的沉默状况是其永远沉默的标志。这种信条必然破产的命运几乎不可避免。因为,在一个自由多少已经扩展的社会,不管某种精神有多么强烈的意愿要将政治秩序按照它自己的意志包裹起来,它总会恼怒地发现,自己正在面临一些革命性的,或是悄无声息的思想和行动。它将在这种无法全面遏制的状况面前,意识到自己宣称的“自然法则”的界限所在。它发现它根本无法从镇压某些否定的行动那里伸张自己的意志,行动容易控制,但否定思想无处不在。它最终将会发现,意图控制思想完全徒劳。在彻底的挫败面前,它将最终把枪口对准自己。

   道德话语一旦转化为公共话语,也就成为弱势群体对抗强势群体的思想武器,弱势群体可以在这些话语里获取使他们的主张、要求和行动正当化的空间,而官方精英意识形态就必须不断做出新的诠释来回应这些要求。对一个当权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最危险的敌人来自它的历史承诺。作为一个曾经做出过革命道德承诺的执政党,在如何继承其革命承诺的问题上最为棘手。现实需要某些群体做出牺牲,因而也特别需要对革命的承诺加以道德上的强化,但这又面临与眼前实际的承诺弱化产生冲突。这种革命承诺的困境可能是终极性的。

   保守与革命之争反映出致命的自负:它希望由精英垄断政治,大众作为沉默的被代表者,由精英代理人代替他们参与政治。这种人为固化的二元格局只会继续固化政治的危机,这种脆弱的精英寡头格局势必难以为继。根本而言,民主运动是抵抗这一僵化的利益同盟的唯一方式。在这种意义上,“革命”就是要求进入那些被支配的阵地,要求创造一种新的国家、精英与民众相互抗衡的张力空间。在此过程中,各种力量与势力将以不同方式形成新的组合,革命浪漫心智将在实际的斗争中逐渐成熟。把一切形式的动员,把民众的参与要求,把对一切压抑与统治的反抗,都一股脑儿归结为革命的激进,这与来自统治者蛮横的压制没有本质的区别。

   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3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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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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