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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占虎: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与实践逻辑

更新时间:2017-12-04 20:26:23
作者: 刘占虎  
进而牵引着当代中国过程防腐机制的有效开展。

  

   总体来看,在腐败日益隐蔽化、复杂化的时代境遇下,权力腐败本身已经“系统化”了,构成了一个腐败的“社会工程体系”。可以说,“腐败渗透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分系统,关系到所有社会群体、阶层和阶级的利益,给经济、政治、社会领域和文化都带来损害”[1]1。因此,全面治理腐败也就不得不建构起“拨乱反正”的“社会工程体系”,通过增强腐败治理体系的实践性、过程性、协同性来攻克日益复杂的腐败问题。

  

   二、腐败治理体系社会工程建构的内容

  

   实现腐败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对权力腐败的生发原因、防治对策、治理主体等进行整体性研究,而且需要对反腐倡廉法律制度进行相关实践模式的设计和优化。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运用社会工程理论和思维探析中国腐败治理社会工程建构的整体性策略,具体需要在意义建构、观念建构、体系建构、状态建构方面着力。

  

   (一)意义建构:反腐倡廉的问题指向和价值定位

  

   “反腐败为了什么,由谁来反腐败”,这是反腐倡廉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长久以来,腐败痼疾之所以难以根治,往往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阶段反腐败的战略定位、意义建构、动力机制等有着很大的关联。事实上,不同层面和向度的反腐败目标设定直接决定着反腐败方略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广义)治理腐败的“扼腕决心”和“铁腕行动”,在取得明显治理成效的同时,反腐败“过头论”“自黑论”“无用论”“刮风论”等一时间甚嚣尘上,混淆人们的视听。当前中国反腐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不影响中国政府全面治理腐败的决心和信心。针对这些看法和论调,就有必要阐明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反腐倡廉的“政道逻辑”,即当代中国反腐败不是为了反腐败而反腐败,反腐倡廉本身也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民性、纯洁性和先进性。

  

   基于“政道”的意义建构内蕴着批判和建构的双重旨趣。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导向也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基点。社会工程研究的核心特点是“问题指向和价值定位下的社会模式设计与实施”。其一,“问题指向”旨在揭示社会工程研究的实证特点,即以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为对象。反腐败是直接针对具体腐败问题而言的,反腐败制度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同样会衍生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与腐败行为较量过程中生发出新的腐败形式和样态,如“期权腐败”“裸官”现象等,就需要适时把握腐败行为的新动向,在既有反腐败举措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反腐败的体制和机制;二是由于反腐败政策法规在设计上的瑕疵,尤其是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之间的冲突等而形成的制度性腐败,则需要从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层面提升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科学化水平。其二,“价值定位”旨在揭示社会工程研究的价值特性,即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核心是在存在价值分歧甚至冲突的背景下如何形成价值共识。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是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战略目标,也是腐败治理社会工程建构的价值定位和意义追求。现代腐败治理体系尽管囊括诸多不同的子系统及其功能要素,但这些系统和要素共同聚焦于“廉洁政治”这一核心目标。这一终极价值统摄着中国腐败治理体系整体建构的向心力和协同作用的聚合力。

  

   由此可见,运用社会工程理论和思维进行反腐倡廉的意义建构,就是要明确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定位,明确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政权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出发点。具体而言,既要明确“两个没有变”(“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和“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的反腐败定力,也要以“四个足够自信”(即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工作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通过廉洁政治建设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推进全面治理腐败,着力探索科学和有效治理腐败的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

  

   (二)关系建构:腐败治理要素的系统优化和整合

  

   腐败行为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腐败的发生往往是多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适如“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5]。人们之所以用“系统工程”的复杂性来形容腐败治理的难度,这恰恰表明:当代中国反腐败要素及其组合结构在抵制腐败要素及其组合结构上的不足。事实上,“在这类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因素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如何设计一个能够体现重点突出、综合协调、统筹兼顾原则的发展模式,不是能够依赖某一个单科性的理论模型能够解决问题的,它需要社会工程的协调思维与综合集成思维来充任助产婆!”[6]因此,在中国腐败治理社会工程之意义建构的基础上,需要明确问题指向和价值定位,集中对腐败治理体系的相关要素进行系统优化和有机整合。

  

   首先,先进的社会制度是进行腐败治理社会工程关系建构的制度前提和保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建设廉洁政治奠定了根本制度保障。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7]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不是简单地否定或变革基本社会制度,而是通过动态的改革,以发展的方式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完善和权力腐败问题。与以往的社会革命与社会运动所主张的先“破”后“立”思想方法相比,社会工程思维则主张“不立不破”,强调“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整体来看,腐败治理社会工程模式体现了有“破”有“立”的总体性治理思维。当代中国的反腐败,不适宜采取以往暴风雨式的“政治革命”抑或动员式的“运动反腐”,而是将反腐倡廉作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常态”,以改革的方式来调整不合时宜的机制和要素,着力构建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的协同机制及其相应的“大社会”基础。

  

   其次,腐败治理要素的优化和整合是腐败治理社会工程关系建构的核心环节。中国腐败治理体系是以公共权力的运行为主线,以党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为中心,以广大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为主体,以反腐败法律制度基础设施为介体,以“五位一体”的“大社会”为背景,构成多元要素“综合集成”的腐败治理体系。就其核心环节而言,主要是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制度设计)、执行者(制度执行)及社会基础(制度生态)等。不同层级和领域的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之间存在交叉或冲突的地方,同一执行主体往往要执行来自不同维度的法律制度,不同的执行主体之间可能因为不同法律制度的交叉重叠而发生冲突。这些多维动态的要素围绕公共权力的运行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空间性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腐败治理的复杂性就集中体现在这个网络结构当中。运用社会工程理论和思维进行腐败治理社会工程的关系建构,就是要通过“顶层设计”将不同维度的法律制度与不同执行主体之间的协作机制和制度生态进行社会工程的设计和优化,形成有机互成、良性互动的腐败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从中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反腐败法律制度之间的内耗和冲突,着力增强当代中国制度反腐和过程防腐的协同性、实效性和廉价性。

  

   (三)符号建构:廉洁价值的观念再造和行为自觉

  

   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是“问题导向”下政治治理活动,同时也是以廉洁文化力量“治心”的价值观革命,旨在淳化政治生态。然而,作为价值观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关系范畴,而价值观是人文化成的社会意识和观念形态。廉洁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同样需要通过腐败治理社会工程的符号建构来实现。在博登海默(Bodenheimer)看来,“一个法律制度若没有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8]。廉洁符号是廉政制度及其价值意蕴的外化和呈现,是廉洁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当代中国,为民务实清廉作为所有公职人员的廉洁价值观,体现了廉洁政治在个人维度上的观念再造和行为自觉。为政清廉高效作为所有政府部门(机关)的廉洁价值观,体现了廉洁政治在组织维度上的观念再造和行为自觉。从价值符号的文化表征来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权力的具体执行者,是“人民公仆”的价值符号和具体承载者。政府(广义)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实体机构,是提供优质高效公共服务的价值符号和具体承载者。这两个方面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在不同维度的符号承载和意义显现。

  

   当代中国通过廉政文化建设来培育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籍以廉洁文化力量抵制腐败文化的侵蚀和消解,涵养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是实现从“不敢腐”到“不想腐”和“不愿腐”的重要进路。然而,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育成,同样依赖于清廉高效的政治实践和务实有效的反腐败行动。中国腐败治理社会工程之廉洁符号的建构,不仅要体现在物质形态的制度设施和办公环境中,更要体现在广大公职人员的理想信念和具体行为当中。无论是过程防腐中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还是制度反腐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都需要将廉洁价值观作为“人”这一行为主体的价值引领和行为主导。基于这两个维度的行为主体,既是表征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符号载体,同时也构成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的生成主体。

  

   (四)状态建构:反腐常态化与政治生态的协同优化

  

   腐败的发生固然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科学有效治理腐败不能就腐败论腐败,而更应该关注权力腐败背后的制度因素和环境诱因。正如“党的先进性是多方面要素共同构成的,包括指导思想、路线纲领、奋斗目标、方针政策,也包括组织原则、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干部能力、党员素质,等等”[9],实现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同样应当从多方面的制度要素和环境因素着手,通过反腐常态化来改善和净化政治生态,着重营造一个清正廉洁、秉公用权、造福人民的从政环境。

  

   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顺势而上的舆论环境。腐败治理社会工程的状态建构就是将公职人员、人民群众、政府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社会组织、反腐败法律制度设施等统一到“大社会”当中,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价值定位,运用“综合集成”的社会工程思维和方法,建构和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协同运行的实践模式,藉此推动并形成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让从中生成的廉洁文化之力量反过来涵养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的意义建构、符号建构和关系建构。

  

“人”始终都是权力腐败的核心要素,当然也是建构优良政治生态的核心力量。正如“民主社会国家机构的精确运转是由国家公务员的精确行为来保证的”[1]38一样,广大公职人员遵纪守法、严格自律是实现干部清正和政治清廉的关键主体。无论是制度反腐还是过程防腐,只有将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科学性转化为公职人员的制度执行力,才能使公共权力在法制的轨道上切实为人民群众谋福祉。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腐败治理社会工程的意义建构、符号建构和关系建构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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