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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思想与文体(文末注释版)

更新时间:2017-12-01 22:10:25
作者: 雷戈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作者原稿题目为“思想与文体”,刊发时题目为“思想与文体——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文章发表时,作者原稿注释和引文被大面积删节。本文编辑时,将原稿正文被删、改的部分加粗标记;关键词句加下划线标记。以供比读。】

  

   【摘要】文体是一种合法的言论表达,思想的文体性实际上是思想的合法性。思想的文体性保障了思想的实践效果。如何使文体成为一个思想史概念,实际上是思想史的一种自我开放过程。当文体成为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文体包含的内容和表达的主题以及传递的情感本质上都是可控的。现代文体和政治的关系更近,和思想的关系更远。但这恰恰构成了现代文体的思想史特性。(刊文被改为“现代文体的思想史显示出其自身特性。”)

  

   【关键词】思想,文体,合法性,实践性,思想史。

  

  

   一、文体与政体

  

  

   通常来说,文体是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①]但我们这里的文体却是一个思想史概念。为此,我们需要区分文体和文本。表层言之,文本是一个大概念,文体是一个小概念。当然,在现当代,文体和文本出现某种明显重叠。深层言之,文本是一个研究对象的建构性概念,它有赖于研究者的主观认定。比如,一篇小说、一首诗歌或一篇祷辞或祭文,只有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成为一个文本,否则就始终是一个文学性或宗教性的读物。相反,文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性概念。它不受研究者的意图影响。即,不管是否有人研究它,一道诏书还是一道诏书,一道奏议还是一道奏议,一篇墓志还是一篇墓志。简言之,文本泛指所有文字,文体专指规范性文字。

   区分文体和文本,是因为试图使自己放下身段,即使我们自身转向历史本身。就是说,暂时把我们自己“括起来”,这也是另一种“作茧自缚”,即有意限制我们自己的主观意愿和研究意图,尽力不去干扰文体的自我呈现。这或许可以视为一种客观性的意向。[②]

   如果稍加界定,不妨说,文体是一种合法的言论表达,或言论表达的合法形式。这样,文体展示出的思想通常被认定为合法的思想。[③]一方面,思想没有专用文体,即没有固定而规范的“思想文体”这种东西,任何文体皆可用于表达思想;另一方面,哪些思想能正常进入文体,不取决于思想,而取决于文体,即文体对思想的开放度,亦即文体对异质思想的容忍度成为关键。这样,文体需要表达哪些思想,以及文体能够表达哪些思想,便构成了思想现实化可视化的文本基础。是可知,文体的性质、意图和功能就成为约束思想表达的一般前提。文体就像一张网,只会留下适合自己需要的思想;文体更像一道墙,事先就将有违自己意图的思想隔离在外。虽说六经是不同文体,但与王官皆有着莫大干系。所以,“六经皆思”意味着六经仍是一个意向王权的思想统一体。

   文体保证了思想的合法性,但并不保障思想的合理性。因为合理性需要论证。文体是思想之载体,但不等于说,文体之外无思想。[④]我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文体与思想之关系,揭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大一统结构。[⑤]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大多并存着儒佛道和其他形式的民间信仰和秘密宗教;纵向看,不同历史时期,总是多多少少地产生一些新的思想体系和观点。但就其本质,所谓本质就是最高的价值理念,却毫无二致,甚至如出一手。即,基本不出中华专制主义的思想框架。[⑥]从现实的思想格局看,中国古代思想基本呈现一种大一统格局。即形式多样和本质单一,是秦汉以降思想史的实际状态。是可知,思想大一统可能比政治大一统更持久、更稳定,更有生命力。比如,现在人们特别是官方还在使用“德治”、“民本”或“以人为本”等概念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可见思想史的古今联系大于其他历史的古今联系。[⑦]

   思想的文体性实际上是思想的合法性。这样,思想史就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合法文体,一部分是不合法文本。比如,孔子作《春秋》,在当时就不是合法文体,所以他深感恐惧。相反,他所整理的《诗》《书》则是合法文体。又如,董仲舒上书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属于合法文体,他的《春秋繁露》则游走于微妙的非法性边缘,所以他生前不愿将其合盘托出。[⑧]再如,王充的《论衡》无论写作还是流传,皆具有某种隐秘性质,[⑨]这使得其影响既有滞后百年以上的时间差,又有中原开花江南香的地域差,更有一部批判性思想著作被人看成一部清谈之书的判断差。倘若据实观察,《春秋》在春秋时代、《春秋繁露》在汉武帝时期、《论衡》在东汉,并不具有后人想象的那种非凡的思想史意义。

   可见,思想的文体性保障了思想的实践效果。这样,文体之于思想又具有了实践性含义。它要求思想史必须考虑到思想的具体实践效应。即思想史绝不应该成为思想文本的自我演绎和思想概念的平面滑行。如此,文体的合法性和实践性对于思想史写作具有全新意义。如何使文体成为一个思想史概念,实际上是思想史的一种自我开放过程。[⑩]它表现为思想空间的无限扩展。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文体成为思想的合法表达形式。就是说,思想似乎有了更加多样化的正式表达渠道。它通过官书文体构成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主流话语。

   所谓官书文体有广狭两义。它广义上是指古代或某个朝代通行的所有文章体裁,它狭义上是指古代或某个朝代官方使用的公文格式。显然,蔡邕对官书文体所做的首次分类定义,仅限于狭义层面。策书“策者简也”;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诏书“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上书天子,亦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⑪]蔡邕的解释主要着眼于文书格式的制度规定。曹丕将文体归为四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并认为,“唯通才能备其体。”[⑫]显然落脚于文学才能的辨析。萧统在《文选》中则将文体扩展为三十九类,并试图通过选文来“区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线”。[⑬]真正将文体与政体(即制度架构)联系起来,进行全面论述的是刘勰。他认为,文章源于王官,归于王权。文学皆王学。文体之变可见政体之变。刘勰以道为本体,以圣为主体,以经为文体,建构起一个“三体合一”文论体系。

   《文心雕龙》对所有文体源流都做了梳理,认为文章演变离不开王权。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刘勰归纳的文学演化路径是否符合历史上文体和政体的真实关系,或许还可以讨论辨析;二是,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毕竟反映了刘勰自己的文学观。恰是这种文学观表明,文学发展的动力是权力,是王权和皇权。可见,《文心雕龙》的主要意图虽然不是为了论证王权或阐释皇权,但其所建构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体系却蕴含着对王权的肯定。《原道》云:

   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⑭]

   《征圣》云:

   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⑮]

   《宗经》云: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⑯]

   最后归结于六经,即以六经统摄诸家文体。对六经,章学诚有两个核心命题,一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一是“六经皆史”。[⑰]合而观之,如果说六经是先王之政典,那么正史就是后王之政典。[⑱]是可知,经史一家,并共同服务于王官之家。[⑲]章学诚据此认为,六经亦是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⑳]“古者道寓於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21]特点是,学以致用,学不离用,学用一致。“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22]

   总之,“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23]的文教传统,决定了任何一种言事、表意、抒情之文体,皆与王官或皇权有着种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文体不离政体。所以,《文心雕龙·明诗》云,“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24]是可知,所有类似文学作品或哲学理论,不管是否直接指涉皇权,都不会背离皇权秩序的价值规范,更不会有悖于皇权制度的价值理念。这应该成为我们将王权主义或皇权主义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整体判断的基本依据。[25]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用专制主义定性中国思想(刊文为“中国古代思想”),是因为无数的客观文本的话语和逻辑足以展示出中华专制主义的强力支配性。[26]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他界定的所有文体做了全面论述。几乎每一种文体都与政体有关。

   《辨骚》云,“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27]

   《明诗》云,“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28]

   《乐府》云,“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与]典。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29]

《诠赋》云,“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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