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云汉:逆全球化潮流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新动力

更新时间:2017-11-30 19:21:22
作者: 朱云汉  
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他认为世界保持稳定还需要有一个危机管理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有一个是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最后的购买者和最后的信用担保者。

   换言之,当金融危机出现时,这个国家可以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世界金融陷入流动性陷阱。当经济严重紧缩时,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总之就是要逆趋势反周期操作。

   套用他的理念架构用来分析1945年以后的世界也很适用,因为1945年是一个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历史时刻,美国强大到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挑战它的程度,而且当时世界上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因此美国迎来了重新塑造世界的契机。美国重新建构了战后国际秩序,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主角,当然英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和平维持、贸易、货币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还包括一些专业领域,如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可以说,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承平和繁荣时期。

   战后出生的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没有经历过战争,但上溯到我们的祖父辈、曾祖父辈,那时的世界战火连连,很多人家破人亡,人们经常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中。战后出现了人类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时期和最开放的贸易体系,同时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虽然中间也出现过一些经济危机,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1929年那种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恐慌。

   美国重建的战后国际秩序包括安全与武力的冲突管理,以联合国安理会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机制,同时与盟国建立了共同防御体系,排除了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特别是在国际法中不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同时,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与经济息息相关的是,以一套多边机制逐步推动贸易开放体系,提供一体适用的规范和争端仲裁,其基本精神是普遍性、互惠性、无歧视等。同时也使跨国投资更加便利化,为其提供各种保障。

   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美元与黄金挂钩,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汇率。也为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了必要时进行紧急融资的机制,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还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套中长期的优惠融资机制,这是世界银行与区域开发银行扮演的角色。

   这一罕见的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够明白今天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从1945年到1980年,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及其盟国推行自由国际秩序,虽然没有覆盖全世界,但依然成为了世界秩序的主体。

   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都有一套机制与这一国际秩序相搭配,因为这些国家大多都吸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惨痛教训,认识到了保护主义,不相互放开市场的危害。

   同时,这些国家也知道放任资本在国际上自由流动会带来系统性风险,而且不是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能在市场自由竞争中得到生存机会,所以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共识——以国内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护需求之间的矛盾。否则,维护开放经济体系的合法性、正当性的社会基础就会动摇。

   所以,当时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了主流,各国普遍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劳动条件管理、市场秩序管理、金融防火墙。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而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

   镶嵌自由主义已经尽量削除了可能产生危害的东西,同时又大力保护应该保护的群体,使国际经济秩序既能激发市场活力,但又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均,以维持社会内部的凝聚力。这些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原则也不是毫无保留地贯彻到底,而是排除了一些敏感部门,例如农业,并对这些部门予以特殊的保护,对于受到严重冲击的产业,允许短期的进口限制和产业救济等措施,以便让社会适应这一开放游戏规则。

   当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部分国家都采取有限度资本管制,90年代开才始解除这些限制。之所以会解除限制,就是因为美国出现了产业空洞化趋势,所以要靠服务业来赚钱,华尔街作为美国政治游说中最有势力的团体,它自认为它的金融服务业是最先进的,把所有国家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打开,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商机。

   另外一点,也是因为历史教训已经过于遥远,美国被蛇咬是几十年前的事,疼痛早已被遗忘,华尔街也相信自己的避险数学模型已经十分精致成熟,可以游说监管机构放心拆掉防火墙,衍生性金融工具可以成功转嫁与分散风险,因而才毫无顾忌地以高杠杆从事金融交易。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却看到了很多不协调现象,旧秩序的根基在众多冲突中已经开始动摇,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了秩序重组时期。我个人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阶段,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清晰。

   2004年我就提出过这一观点,不过当时没有人肯相信我的说法,而现在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因为这种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第二个过渡是,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逐渐转轨到中国推进的全球化方案,“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推进的全球化方案的代表作。但是旧秩序不是一夕之间崩解的,新秩序也不是马上就能确立,新旧秩序还会并存很长时间,形成一个很长的过渡期。正因如此,局部的失序是在所难免的,而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刻。

   但是我并不同意奈伊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高度担忧,我认为他高估了美国对当前的全球化基本架构的领导作用,其实美国的作用是正负兼有的,美国霸权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它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既是世界稳定的基础,也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

   奈伊出于爱国情操避而不谈美国的负面作用,只是选择性地谈美国的正面积极作用,这样必然会高估美国的作用。此外,他也忽略了西欧国家的建设性角色,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有时也会牵制美国,部分性地填补它的作用和角色。比如,现在对于世界上的科技巨兽,尚且没有人可以解除它们的垄断权力,美国对它们持一种放任的态度,甚至还在维护这种放任的原则。但是欧盟有时候却介入其中,给这些科技巨兽制定一些新的游戏规则,虽然孤掌难鸣,但是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

   奈伊还有一个最大的盲点,他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支撑全球化的能力和意愿。下面我讲一下我的一个基本观察。

   在1944年到1946年战后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美国的确绘制了一幅美好蓝图,而且它也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甚至是一战以后整个西方历史所经历的惨痛教训,因而形成了一个强烈共识:绝不能像一战之后那样,要求战败国作出巨额赔偿,相反,还要帮助这些战败国进行重建。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超越。当时面对苏联集团的竞争,或者说是两个体制竞争的生存危机,美国更要拿出一个与一战之后完全不同的战后重建思路。在总结国联失败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超越国联的国际组织。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成也美国败也美国。美国重建的国际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各种破绽,美国开始实行例外主义、单边主义,而且美国对国际规则进行选择性适用,对美国有利的它就使用,对美国不利的它就耍赖,自己以世界老大自居,严重侵蚀了规则的合法性。美国制定的贸易法案其精神根本上就是违反WTO规则的,这是一部典型的单边国内法,但是美国却凭借自己巨大的市场一意孤行地执行这一法案。

   美国以前之所以表现得很“大方”,那是因为它在每一个领域都远远超过了所有国家,而等到它失去了这种优势之后,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起来,老大不负责任的一面就慢慢浮现出来了。美国在战后带头创建了多边体制,而现在它却成为了第一个违反者。比如,按照国际法规定,没有安理会授权,一个国家是不能够侵犯他国领土的,而美国却绕开联合国,暂时组建了一个临时联盟,以联盟的名义出兵他国。

   然而,尽管如此,自由国际秩序不但维持了七十年,而且还在持续演进。譬如,面对全世界暖化问题、气候变迁问题,国际需要出台新的规范,一开始是西欧带头制定规范,后来中国、印度也参与进来,美国是最后一个参与的。

   其实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全球很多新的机制、体制都不是美国带头制定的,美国反而成了一个拖后腿的角色,甚至有时还会持否决的态度,这种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总之,所有不是美国带头推动的新生国际典则,几乎美国都予以消极对待或抵制,否则就要求给予它特殊待遇。

   战后前四十年国际社会实行的是一种镶嵌自由主义,它起到了调和资本主义破坏性、掠夺性与社会保护、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作用。然而,在里根与撒切尔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之下,这种原有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新自由主义革命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推崇市场万能的观点,把政府说得一文不值,认为政府是一切问题的来源。

   新自由主义彻底颠覆了政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被压缩架空,现在很多政府能做的事情已经变得很少,因为它无能为力,太多的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际规范都凌驾在政府之上,而政府却无力去改变,只能去适应。大部分国家都处于一种政治侏儒面对经济巨兽的境地,这个经济巨兽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无形的就被称为市场力量,有形的比如Facebook和苹果公司。

   在新自由主义之下推行的全球化模式必然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因此便动摇了这一秩序在国内的社会支持基础,从而让跨国资本取得了绝对性的支配地位。很多国家的劳工和中产阶级在过去30年所享有的基本保障慢慢都逐渐被拆解掉了,而且普遍出现劳工被挤压到服务业的现象,很多制造业走向了空洞化。中产阶级也不断趋贫,即逐渐接近贫困化。

   另外,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大量的储蓄资金进入了虚拟的投机活动中,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干扰。热钱兴风作浪,资产泡沫破裂此起彼落。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这幅图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特朗普现象。这幅图从一战以后一直统计到2010年,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红线代表前10%的最高所得层的薪资和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蓝线代表剩下的90%所占比重。在经济大恐慌前夕出现了急剧的经济两极化,10%的人囊刮了将近一半的总收入,这是酝酿经济危机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中产阶级和劳工失去了消费能力,就会导致总体需求不足。

   这一趋势在战后得以彻底扭转,很多资本在战争中被摧毁,世界经济得以重新洗牌开始。战后一开始90%的人可以得到总收入的65%,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70年代末。可是自从里根开启了新自由主义之后,历史得以重演,10%的人的收入不断上升,到2010年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正因如此,我才认为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的社会基础一定会松动,这也是出现川普现象的原因。

   尽管逆全球化已经出现,美国和欧洲出现了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反扑,但是我还是认为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阶段,“金德尔伯格陷阱”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虽然我们还是要关注它。

第一,全球化趋势难以逆转。包括美国川普在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118.html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