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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反垄断执法进入常态

更新时间:2017-11-30 16:49:24
作者: 张维迎 (进入专栏)  

  

   今年是中国反垄断法通过的10周年,在这个时候讨论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问题特别有意义。也许我的思考大家不一定喜欢,但是我还是希望有更多人来思考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强调的是,反垄断法执行当中面临的一些挑战,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在数字经济之前就存在。

  

   一、导论:美女村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讨论竞争和垄断的概念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语言腐败的文章。语言腐败,简单地说,就是冠美德以恶名,或冠恶行以美名。在我看来,“垄断”这个词就是语言腐败的一个典型例子。

   “垄断”(monopoly)一词在英文中最初是指什么?是指从王室获得的特许经营权,最具代表性的是1600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这个特许的公司被授权独家经营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简单地说,垄断就是官方授予的排他性生产和(或)经营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权利,这就是垄断的原初含义。162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反垄断法》就是禁止这样的特许权(专利权除外)。但后来垄断的概念慢慢演化到今天,在经济学里成为一个技术性概念,就是按照一个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和市场份额来衡量垄断。现在垄断成了一个锁链,套在谁身上谁倒霉。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的荒谬,让我给大家讲一个寓言。这个寓言说的是,一个村民拣了一张画,画上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也不知道是谁就贴在墙上。村长看了之后就说好漂亮,再看自己村里的女孩子就感觉都奇丑无比,马上就商量要给村里的女孩整容,然后就成立了甄别委员会,哪个女孩子需要整容,哪个部位需要整容,都得制定一个标准。但是有了标准还得有人执行,于是又成立了一个整容医疗队,然后就整啊整,整到最后许多女孩子容貌都变了,看起来比原来漂亮多了,但是她们不敢笑,因为一笑脸皮就崩了,整过容的女孩子许多其他功能也没了,还有一些女孩子被吓跑了,有些夫妇不敢再生女孩了。整容完本村的女孩子,村长仍然不罢休,看到过路的女孩子也要拉住给整容,搞得没有女孩子敢路过这个村子了。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认为现在反垄断法在实施中存在类似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反垄断专家,就是故事中的村长或甄别委员会成员。在反垄断案中,我们就是去判断什么是“美”(“有效竞争”)的标准,什么样的企业该整容,还要告诉操刀的官员和法官们怎么整。这虽然是个寓言,但它很好地反映了我们在反垄断法推进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痛点。

   现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和挑战是,如何在推动竞争与保持创新活力之间求得平衡?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观察之间矛盾的反映:一方面,按照经济学理论,竞争是好的,垄断是坏的,你要促进竞争,就要消除垄断,限制大企业;另一方面,现实观察表明,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通常也是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也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因此,要保护创新就要允许企业保持垄断。这个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就是经济学本身关于垄断和竞争的概念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定义是错的!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问题,不仅是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才出现的问题,在数字时代之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到数字经济时代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二、反垄断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政策比反垄断涉及的面要宽一些。我今天只讨论反垄断法的问题。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学的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型。完全竞争模型就是前面故事中画上的那个美女!

   “完全竞争”是什么?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有好多个企业,有无数的竞争者;每一个企业都如此之小,对产业整体不会造成任何影响;而且每个企业都用同样的技术、同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卖一样的价钱。这就是主流经济学上讲的完全竞争模型。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市场才是最好的,竞争的结果才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一旦偏离这个完全竞争模型,就形成垄断。经济学家还根据一个行业中生产者数量的多寡,区别了不同形式的垄断,包括独家垄断(只有一个生产者)、寡头垄断(有几个大生产者)、垄断竞争(又称“不完全竞争”)(多个小的生产者但每个生产者的产品有一定的差异)。但无论哪种形式的垄断,都会带来效率损失,使得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

   主流经济学有关竞争和垄断带来的效率损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需求-供给几何图说明。完全竞争意味着企业的需求曲线一定是水平的,因而没有任何定价权,最优生产决策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点达到,因而从社会的角度看是最优的。反之,任何一个企业,如果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就有了影响价格的市场力量:价格上升需求会降低,价格下降需求会增加。此时,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决定的个人最优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因而带来社会净损失,所以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可能是有效的。

   在我看来,现在经济学中有关反垄断的相关概念,存在很多概念混淆和逻辑错误。

   首先,如哈耶克早就指出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经济学中的竞争概念与现实中普通人理解的竞争概念完全不同。了解商业实践的人都知道,竞争是一个比赛的过程,竞争就是“与众不同”,就是比别人做得更好,包括:(1)生产别人不生产的产品;(2)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或(3)以低于对手的成本生产。但按照经济学的定义,这样的行为都构成垄断。显然,经济学上所说的“垄断”,实际上是市场竞争中正常的竞争手段和策略。

   其次,“完全竞争”与创新不相容。完全竞争模型假定资源、偏好和技术都是给定。如同熊彼特指出的,这样的经济只能是一个静态的循环经济,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长远看,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创新就是改变资源、改变偏好和改变生产技术,就是生产别人没有生产过的新产品,或者用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出质量不同、功能不同、成本不同的产品,因此,你只要有创新,你的需求曲线就一定是下降倾斜的,而且,你的创新越成功,你的市场份额就越大,你不可能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也就是说,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创新一定意味着垄断。所以毫不奇怪,我们看到反垄断法历史上,凡是受到反垄断机构调查和指控的企业,通常都是当时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包括早期的美国铝业、IBM,后来的微软,还有最近的谷歌公司。没有什么创新力的企业就没有人会去调查它,因为它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除非受到政府的保护)。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有关竞争和垄断的定义出了问题。

   再次,“完全竞争”与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不相容。只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那就意味着规模大的企业效率高,这样低效率的小企业就很难生存,从而“完全竞争”就没有可能。尽管在现代经济中,报酬递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经济学家一直不愿正视它,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总是假定生产函数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最多是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其原因不是因为报酬递增不重要,而是因为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家就认识到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的理想不相容。

   上面几点意味着,完全竞争与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相容的。你要有“完全竞争”的经济,就不能有创新,不能有规模经济,因而不可能有增长;反过来说,你要创新,要实现规模经济,因而要有增长,就一定会导致“垄断”。

   第四,“完全竞争”与市场秩序不相容。经验表明,缺乏大企业的市场不太可能是一个有序的市场。在市场当中,每一个行业,如果有无数个小的企业,这个行业不可能那么有秩序。原因在于,伴随分工和专业化出现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声誉的载体。商号和品牌是一种监督机制。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和记忆能力的限制,消费者不可能识别和记住太多的品牌,所以每个行业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大品牌,比如汽车行业只有十来家,牛奶行业只有五六家。这些大品牌还为消费者承担着监督众多供应商的连带责任,正因为如此,这些大品牌才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如果市场真得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每个行业都无数多个小企业,恐怕市场就会消失了。

   因此,作为反垄断法的理论基础的完全竞争模式,其问题不仅在于它不现实,更在于它的不可欲。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反垄断法和反垄断政策,当然也是不可欲的。

  

   三,反垄断法在执行中的难题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反垄断法在执行中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过去就存在,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变得更为突出。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市场的范围。

   反垄断法反的当然不是垄断本身,而是垄断者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所做的不正当行为。但无论我们要反的是什么样的垄断行为,我们首先得认定所指控的对象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要认为一个企业是否在相应的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首先得认定市场范围本身,而这恰恰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对市场范围定义的不同,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可口可乐饮料,你如果把碳酸饮料定义为一个市场,那么它就是垄断者;但如果你把软饮料定义成相关市场,那么它的份额就很小,根本算不上是垄断者。

   经济学家用“替代弹性”定义市场,但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告诉我们,替代弹性多大算一个市场,更不要说测量替代弹性本身的困难了。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反垄断执法中,对相关市场的这个定义完全是武断和任意的,依赖于执法者的主观判断,不同的法官可能做完全相反的判断。

   比如说,谷歌是不是垄断者?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谷歌所处的市场。如果你指搜索引擎的市场,那它的份额接近三分之二,非常高,毫无疑问属于垄断者;但如果你将它看作广告企业的话,那它的市场份额就很小。所以谷歌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我们用哪个市场来界定它的市场份额相关。

   前几年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奇虎360诉腾讯案。在这个案子中,360说腾讯是一个垄断者,腾讯说我不是一个垄断者,争论的焦点在于你如何定义市场。360主张用一个很窄的市场定义,也就是即时通讯平台,但是腾讯认为其提供的服务和参与的市场要宽很多,所有可以实现文字、音频及视频等综合功能的通讯服务都应该属于相关市场。按照这个定义腾讯就不是垄断者。法院最后裁定采用的是腾讯的概念。如果按照360的主张来界定市场的话,腾讯就面临很大的麻烦。

   在互联网和信息经济时代,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定义市场越来越困难,执法的任意性也会越来越大。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企业有定价权。

   新古典经济学说垄断不好,是因为垄断者会制定一个高于竞争价格水平的垄断价格,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方式获取利润。反垄断机构在确定一个企业是否有垄断地位时,有时需要进行虚拟的价格测试,比如说,如果企业把价格定得高于竞争价格的5-10%,需求会如何变化,是否有利可图。如果需求下降不大,提价有利可图,就说明这个企业有垄断力量。显然,这样的虚拟价格测试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毫无科学可言。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垄断者”提供的许多产品和服务不仅没有收取经济学家所谓的“垄断价格”,而且是免费的,这使得价格测试根本不可能。比如欧盟反垄断机构要对谷歌进行处罚的时候,要界定谷歌的垄断地位,就要对谷歌的产品进行价格测试,但谷歌搜索服务的价格是零,你怎么测试消费者对提价5%-10%的反应?没有办法。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谷歌通过让消费者接收广告和提供个人信息收取了隐形价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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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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