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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文化的主体性:谁在焦虑?如何认同?怎样自信?

更新时间:2017-11-28 20:47:36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仿佛你要是不认同“国学”、不对“某家思潮”怀有自信,就没有资格成为“国人”“中华民族”里的一个成员似的。

  

   更严重的是,诸如此类把“个体”淹没在“集体”之中的做法,最终还会抹煞或推卸只能是拥有“自由意志”和“自我人格”的每个个体才有资格承担起来的那种“自主责任”,结果无论是“焦虑—认同—自信”的因果链条生成了怎样可歌可泣或不可接受的重大后果,都很难找到因此值得赞誉或应当谴责的“主体”,就像堂而皇之的“集体负责制”往往走向了“谁都不负责”的虚无缥缈那样。举例来说,要是我们今天宣布儒家思想是历代儒生集体智慧的结晶,虽然听起来似乎是无所不包包罗万象地开放公平一视同“儒”,却不仅一笔抹煞了孔孟荀董、程朱陆王、黄戴康熊这些大师级人物首倡的那些标志性理念的绕不过去的原创新意,而且也同时取消了极大多数有名无名的儒者们做出的那些各有特色的参与奉献,结果无论是其中的“优秀精华”还是“不良糟粕”,全都一锅煮似地没人需要为此承担自己的自主责任了。应该说这才是本真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吧。

  

   当然,为了避免剑走偏锋的偏激误解,在此也要小心谨慎地声明一点: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讨论“焦虑—认同—自信”的因果链条时,“我们”“你们”“他们”之类的“集体性主语”就没有任何立锥之地了,应当从词典里不留痕迹地完全抹去。这样说仅仅试图指出:哪怕在运用“我们”“你们”“他们”之类的“集体性主语”时,“我们”也有必要充分意识到它们统统建立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这些原子式的前提之上;只是因为这一伙那一拨的“个体性主体”在某个问题上达成了有限相对的“基本共识”,足以借此抱成一团的“们”之缘故,它们才会一不留神在“我们”的话语中冒将出来。有鉴于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拿这些“集体性主语”来显摆自己这一边的“人多势众”,用它们构成自己这一边“声势浩大,理直气壮”的规范性盾牌。

  

   二、不同文化的高低优劣

  

   回答了“文化主体”是谁的问题,现在来看看为啥会出现听起来很严重的“文化焦虑”。原因不复杂:与“文化无高低”这种“政治正确”的流行说法截然相反,笔者认为,“文化(文明)”这东西不但包含着“高低”之分,而且还存在“优劣”之别;也正是由于这种规范性层面上的“等级差异”及其引发的“文化冲突”,才导致许多个体陷入到了苦恼忧烦的“文化焦虑”之中,并且进一步试图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特别是“文化自信”,以求摆脱这种“文化焦虑”。

  

   众所周知,按照“文化无高低”的说法,在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文化更高级更优越更先进、其他文化较低级较差劲较落后的“好坏对错”之别;所以,我们今天也理应对它们等同看待一视同“文”,不可以按照某种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提出弘扬某种文化却贬抑其他文化的规范性诉求。这种带有“文化相对主义”色彩的见解在20世纪初叶开始出现,尽管也受到了这样那样的质疑批驳,却仍然在西方学界乃至国际范围内中流砥柱似地坚挺不倒,以致联合国的某些组织也在一些宣言或文件里把它当成“政治正确”的口号大力倡导。在中国学界,至少从2004年某些学者发起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起,它也逐步得到了认同和传播,现在更是影响深远乃至成为主流了。可是,深究一下会发现,这个命题本身在分析性的意义上就包含着某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悖论,根本没有理由看成是板上钉钉的自明公理。

  

   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文化无高低”这五个字虽然可以说简明扼要,却至少包藏着两层相互关联却又微妙有别的意思。第一层涉及到实然性维度上的“事实性之是”:不同的文化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任何好坏对错、高低优劣的等级性差异,彼此“是”完全等同或大体类似的。第二层则涉及到应然性维度上的“价值性诉求”:无论不同的文化之间“有没有”好坏对错的等级性差异,我们都“不应当”对它们做出高低优劣的等级性评判,相反倒“必须”一视同“文”不加区分地对待它们。这样的辨析无疑有点咬文嚼字,但对于解答这个话题却是不可或缺的。

  

   先来看实然性维度的情况吧。为什么说“文化无高低”的命题在分析性的意义上就是无法成立的呢?琢磨一下前面给出的“文化”定义,就不难找到几乎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在那里的答案了:如果它在最广泛的意思上是指人们用来指导自己从事各种行为的“价值理念”,以及凭借这些价值理念创造出来的“习俗制度”和“器物成果”,那么,“文化”本身就一定包含着人们有关哪些东西是好是坏、哪些行为是对是错的“价值评判”,毫无悬念。毕竟,要是抹去了这些以“好坏对错、高低优劣”作为评判基准的价值烙印,围绕这样那样的“价值理念”形成起来的“文化”还能剩下点什么东西呢? 因此可以说,“文化”这个概念在语义上就分析性地潜藏着“高低优劣”的价值内涵,以致离开了后者,它自己就没有存身之地了。

  

   倘若考虑到某些认同“文化无高低”的学者还特别强调“文化”与人们“选择什么”的“价值偏‘好’”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命题的反讽意味就更是一览无余了:人们的“价值偏‘好’”不就在于一方面喜欢这种文化里的高级优越先进之“好”,另一方面讨厌那种文化里的低级差劲落后之“坏”,因此才会根据自己有关“高低优劣”的评判基准,有所为有所不为地“选择”前者却“放弃”后者吗?或者凭借汉语里“好”字的同字异音现象,换一种方式发问:如果人们不是因为觉得某种文化“好(hǎo)”,他们还会去“好(hào)”它么?无论如何,谁要是试图想象出某种不分“高低优劣”的“价值偏‘好’”,难度恐怕不是一般性的大。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主张“文化”在于“价值偏‘好’”,另一方面宣称“文化无高低”,似乎就没有理由说成是普通人理解不了的思想上的博大精深、理论上的高深莫测了,而是简简单单地直接构成了为形式逻辑所否定的语义本身的自相矛盾。也正是在这种分析性的意义上说,在荒唐荒谬的程度上,“文化无高低”的命题与“圆的正方形”的说法倒真的是“不分优劣”。

  

   这样子诉诸概念分析,未免还有点儿烧脑,所以不妨再求助于一下具体的日常经验吧。不管怎样,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看到下面的情形:张三更喜欢吃这边的馒头而不是舶来的面包,李四倾向于欣赏洋味的芭蕾而不是土气的京剧,王二麻子特热爱灯笼加鞭炮的春节气氛而不是铃儿响叮当的圣诞节庆……那么,形成这类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要是不在于他们对前者的评价“高”或“优”而对后者的评价“低”或“劣”,还会在哪里呢?倘若离开了这些“高低优劣”的价值评判,他们又该如何按照自己的“价值偏‘好’”来决定自己“选择什么”呢?哪怕是“脑子一热没多想就喜欢上了”,也应当算是个潜含着“价值偏‘好’”的重要动机吧。再打个比方说,倘若你主张“儒家文化是反专制的”,同时又认为“专制”是个坏东西,你岂不是就一定会认为儒家文化要比那些维护专制的文化更优越更高级更先进,并且因此喜欢前者而讨厌后者吗?所以,最让人纳闷的事情是:一个人吃了一顿饭,听了一首歌,读了一本小说,看了一场电影,游玩了一处风景,还要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一番呢,怎么等到所有这些劳什子凑在一起合成了所谓的“文化”,它们就像点石成金一般,突然变成了高低不论优劣不分的和稀泥对象啦?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再进一步联系到文化主体的一己个体特征,文化自身摆脱不掉的这种“高低优劣”的等级性价值差异就更鲜明了。拿“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传统”为例,这样的说法很容易给人留下某种印象,仿佛“我们”这些个“炎黄子孙”至少会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整体上等同看待,不准备在其中分出个让彼此难堪的“高低优劣”来。然而,一旦落实到了具体的个体头上,情况立马就会出现反转,因为不但道儒墨佛的追随者肯定会对这几种不同的文化思潮持有不同的规范性评价,甚至有可能达到了“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极端地步,而且就是在儒家这样的单一思潮内部,不同的儒者也免不了会在孟荀之间、程朱与陆王之间、当前的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之间、乃至当前大陆新儒家的几个不同流派之间,形成“甲比乙不但更高明而且更中庸”的“爱有差等”之见。说破了,哪怕所有这些文化思潮都属于百家争鸣之后绵延下来的百花齐放,一旦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通过“选择什么”把自己嵌入到了“文化之别”中,他们不还是会出于各自不同的特“色”偏“好”,从姹紫嫣红中挑出自己更青睐的那一朵来么。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的确也会出现有人拒绝评判不同文化高低优劣的情况。比方说,当张三对于某些文化现象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的时候,他就很可能宣布:“它们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关我什么事呀?我才懒得操这份闲心呢。”不过,这类情况与其说是证明了“文化无高低”的命题,不如说是恰恰否证了这一说法,因为从语境中便不难看出:张三正是因为对于涉及到的“文化之别”完全缺乏自己的“价值偏‘好’”,也根本不打算从中“选择什么”,才会生出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价值中立”态度。所以,这个案例反倒更有力地见证了“文化”不可能离开“高低优劣”的“价值偏‘好’”而抽象存在的典型特征。

  

   综上所述,从事实性之是的视角看,“文化”这东西在历史上实打实地生成演变,只有溯源到人生在世通过“优劣高低”的“价值偏‘好’”展开的“选择什么”那里才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说明,以致要是人们没有围绕“高低优劣”生成自己的“价值偏‘好’”,压根儿就不会有所谓的“文化”在。说白了,前面的语义分析也是从日常生活的这些鲜活实例中提取出来的:既然“文化”在事实上只能存在于与“优劣高低”分不开的“价值偏‘好’”之中,它在概念上当然也就只有依据包含“高低优劣”的“价值偏‘好’”才能得到界定了。

  

   倘若“文化无高低”的命题在实然性的层面上就“是”分析性地不成立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另辟蹊径,转到应然性的层面上打主意,证明它“应当”成立呢?可惜的是,尽管“是”与“应当”之间的确存在着休谟曾经指出过的那种内在差异,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没办法挖出这样一道天壤有别的鸿沟来。理由刚才已经谈到了:既然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原本都“是”通过“文化有高低”的“价值偏‘好’”和“选择什么”,才能参与到“文化”的创造绵延之中,那么,假如我们在应然性的层面上居然提出了“文化无高低”的价值性诉求,主张人人都“应当”将它付诸实施,其结果究竟是会让“文化”因此繁荣昌盛起来呢,还是会让“文化”因此死无葬身之地呢?答案好像是不证自明的。

  

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会有人提出“文化无高低”的命题,“要求”人们放弃对于不同的文化做出优劣不等的价值评判,“应当”一视同“文”地对待它们呢?这就要从“文化相对主义”当初为什么会冒出来谈起了:当西方文化由于下面指出的原因成为世界上的“主流文化”时,它往往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规范性“文明”标准,贬低谴责这样那样的非西方文化,甚至还把尚处在“文明”之前的历史阶段的“原始文化”叫做“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用词上都有些瞧不起的规范性意味。这种做法引起了一百多年前西方某些文化人类学家的反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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