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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林:海丝谋划、战略风险评估与监管监控

更新时间:2017-11-28 20:43:51
作者: 程永林  

  

   中国面临国内经济疲软和全球经济振荡的严峻形势,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势必使得中国必须直面解决持续性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动力、政策的外源性挑战与经济压力,尤其是对我国的国家战略运行构成多重挑战,导致中国出现国家战略透支的可能性不断升高。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外部发展环境恶化、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工资上涨、老龄化加剧、大气污染恶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经济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态势,2015年我国GDP增速降为6.9%,低于政府预期目标。2016年GDP增速继续下行为6.7%,2017年上半年经济景气有所上行,GDP增速预计为6.9%。2016年第二产业投资231826亿元,仅增长3.5%,企业贷款规模同比减少1.28万亿元,数据显示实体经济的增长动力不足。不仅如此,2016年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43386亿元,比上年下降0.9%。但是201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缩减为30105亿美元,同比减少3198亿美元,而这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大量经济投入是有着密切联系的。2014年7月以来,国内资本市场经历多次大幅动荡,例如2015年6月15日至7月8日短短17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大幅暴跌32%,金融市场高频动荡,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危机概率大幅上升。当前国内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债务风险释放的重要时期,宏观经济可能在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底部持续运行。另一方面,国际外汇市场波动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下行,我国采取的紧急政策干预,虽然有效遏制了资本外逃,但也引发国内外汇储备大幅波动。2017年美联储将会延续加息步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势必会继续承压。而2016年以来,围绕英国脱欧、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国总统大选、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全球投资者和各大银行的避险情绪显著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曾多次下调增长预期,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主要经济体的各项经济指标不景气,经济增速呈现震荡趋势。其中,美国经济受到政治选举周期、美元升值、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下滑的影响,国内经济政策走向带有较大不确定性,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源头。欧洲经济复苏范围不断扩展,但是由于英国脱欧事件引发新的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在中长期内可能会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逆转与倒退。不仅如此,欧元汇率波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前景不明朗、系列恐怖袭击、欧洲难民危机,对欧洲经济形势正在产生新的冲击。新兴经济体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巴西和南非等国家的政局动荡与经济恶化形势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的资本流动呈现异常,且资本外流势头较为迅猛,美联储加息导致国际汇市和国际金融市场高频振荡,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经济增长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的叠加局面,当前我国国内经济振荡和全球经济整体形势不佳必然会影响我国综合国力、经济发展与政策选择,也会直接影响和制约中国提供区域性、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能力,由此导致中国出现战略透支的风险性不断升高。这不仅是我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面临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提升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时亟需考虑的重要因素。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兴衰变迁有其历史轨迹和演进机理,一个国家在战略上的过度扩张,不仅得到的潜在收益和付出的巨大代价经常互相抵消,而且风险非常大。尤其是当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的相对衰退期时,这种战略扩张所引发的困境将会变得更加严重。[21]

  

   2.中国潜在的战略投入损失风险不容低估,区域公共产品成本分担与激励风险上升。

  

   海丝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治理能力、对华政策的变化对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的潜在战略投入损失风险不容低估,区域公共产品供需匹配失衡风险日益提升,尤其是分摊公共产品成本及其所引发的持续性激励问题将会日益凸显,中国在区域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层面面临的战略挑战与风险性不断升高。首先,海丝沿线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条件落后,社会发展滞后,政治稳定性差,文化与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制度与国家治理结构错综复杂,因此这些国家的国内政局容易发生动荡,国家治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都相对较弱,或者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因为区外大国介入容易引发国内或地区冲突,导致对华政策容易缺乏连续性。其中东南亚、中东、非洲部分国家经常发生政局动荡或社会失序现象,例如近年来,东南亚、中东和非洲部分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而动荡的国家或地区容易出现经济管制,契约可信度降低,由此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或商业交易缺乏有效保障等治理困境问题。其次,南中国海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但是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在南沙诸岛存在主权争议和历史纠葛,尤其是近年来,南海问题一度复杂化和国际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双边关系因此发生高频振荡,而且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在海丝沿线国家开展规模化投资和并购的重要障碍,对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也构成了不容回避的地缘政治经济挑战。[22]再次,中东和非洲地缘环境的复杂性与治理问题的困难性也将会严重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呈现碎片化分布态势,伊斯兰国激进恐怖主义行为、叙利亚难民危机、巴以和谈问题、伊朗核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部分问题呈现突变与恶化态势,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在部分中东国家影响深远。而对于由50多个国家、700多个部族组成的非洲而言,内部的族群矛盾、种族冲突与战争爆发频繁,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国家治理危机。亨廷顿的研究证实,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甚至战争主要是沿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的欧亚和非洲边界发生的。[23] 毫无疑问,这将会是制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中东、非洲深入推进面临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海丝沿线国家普遍存在资本市场封闭、汇率机制刚性、货币政策缺乏延续性等情况,汇率风险与金融风险成为制约中国在海丝沿线国家境外投资和融资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在国际经济或金融危机中,预期因素是影响境外投资者行为的主要因素,由于预期的差异性和不稳定性直接影响了资产定价和企业投资,但是由于海丝沿线国家经济治理机制与风险管理能力都比较弱,政局动荡与经济危机经常相伴而生,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有较大不确定性,这种理性预期的匮乏与该国是否保持资本市场开放也存在较大关联度,中国在海丝沿线国家的战略投入与企业投资风险一旦积聚,风险控制与规避能力将会受到很大制约。这必然导致中国在推进海上丝路建设过程中,尤其是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战略中,遭受政治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大幅度上升,这无疑会增加中国在海丝沿线地区实施该谋划的机会成本甚至沉没成本。因此,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需要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和沿线国家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寻求共识和信任,建立良好双边关系,而且加强对海丝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风险预警与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日益刻不容缓。

  

   3.中国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不断集聚,战略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不确定性日渐提升。

  

   当前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世界大国或地区强国基于战略竞争、利益冲突、冷战思维考虑,而与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展开的一系列地缘经济战略与政策博弈,日益抬升了中国推进海上丝绸谋划所引发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由此导致中国战略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在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区外大国介入容易引发地区冲突问题尖锐化、复杂化的可能性长期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等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形成更多共同利益,适度减缓南海地区的紧张态势。但中国发展必然会影响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与美国产生利益冲突是必然趋势。[24]而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考特。肯尼迪等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本质上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战略,可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这有利于有计划加强中国与其周边邻国的经济联系,增加中国的在区域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是必然会引发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角力。[25]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亚洲主管肯特。哈林顿公开撰文,认为中国在亚洲有宏图远略,中国已经决意与周边国家深化经济联系,提升影响力。东南亚国家和亚太区域领导人同意中国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显然是对抗美国的TPP战略。[26]由于美国日益深度介入亚洲地区事务,中美之间、中日之间有关区域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博弈和主导权争夺,已经从经济层面日益外溢到政治和安全层面。鉴于国际合作与冲突都会影响经济风险和发展环境,海丝沿线国家不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受到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环境的影响,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由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趋同性,面临着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存在的贸易转移效应挤压与整合困境。例如中国虽然大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但是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62517亿元,同比仅增长0.5%,反而中国同期外汇储备因为大量用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出现大幅缩水。由于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时也受到美国、日本、印度等区外大国因素的干预和影响,所以其中长期建设面临日益高企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27]而美国一度高调宣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重返东南亚战略,从经济、政治等方面不断打压和分化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给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深入合作频频增加了不确定因素。[28]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乔治•马格努斯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战略的核心,将对地区和全球企业产生重大商业影响,同时带来不可预知的地缘政治影响,这种战略重心西移将是对美国重返亚洲的回应。[29]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价值不可估量,将会使得一直表现相对温和的中国,增加在亚欧大陆的影响力覆盖和地缘投射,缓冲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与冲突。[30]所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借助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贸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我国在政治经济层面与周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形成利益共同体,积极打造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谋划形成经济为表战略为里、陆海并举重心西移的连横破纵之策,积极应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国际经贸游戏新规则。当然,由于来自海丝沿线国家的战略投入风险,尤其是来自美日等大国干预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长期存在,导致中国政府的战略投入和中资企业的国际化运营势必处在一个复杂的风险体系中,而且由于海丝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差异性与复杂性,这种战略风险可能日益表现出可预测性差、可补偿性差、影响周期长、风险因素叠加的特点。

  

   四、推进海上丝路亟需构建科学的战略风险监控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国兴衰变迁理应遵循其内在运行轨迹与演进机理,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与国家战略运行构成多重挑战,导致中国出现战略透支的可能性与风险性不断提升。而海丝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治理能力、对华政策的变化,对中国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的战略投入损失风险不容低估,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问题将会日益严重,由此引发的机会成本与可持续激励问题将会不断出现,中国在区域经济治理乃至全球经济治理层面面临的风险不断升高。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或地区强国,围绕海丝展开的一系列经贸与外交政策博弈,显著抬升了中国推进共建海上丝绸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并可能导致中国战略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谋划时,我们建议需要重点加强对上述三大战略风险展开评估、预警与防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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