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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开放程度越高、外来人口越多,城市才最具活力

更新时间:2017-11-27 22:02:58
作者: 李铁  

   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

  

   在部分特大型城市,一些外来人口正在感受新一轮城市治理带来的压力,他们眼下的任务是:尽快找到新的住所。

   以北京为例,在过去数年以业控人、以房控人等人口调控政策的基础上,“清理”行动正在升级,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地下室、出租公寓、出租大院等都是被清理和拆除的对象。几个月前,整治穿墙打洞的行动已为城市换上了一副新貌,也使得众多服务业人员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岗位。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那么,在资源集中、承载大量人口、阶层差距巨大的大城市中,解决这组矛盾显然需要更多智慧。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人民”包括哪些人群,怎样以人民福祉为本,来进行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应该怎样解决,是采用一刀切的治理方法,还是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这些问题都需要执政者进一步思考。

   带着这些问题,《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李铁看来,人们往往把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因于外来人口,忽视了城市在多个层面上都对外来人口具有强烈需求。政府在进行管理和服务时,不应内外有别,所谓“人民”不仅仅是户籍人口,而是所有人。如果城市原本需要的劳动力和产业供给不足时,最终会使得各项成本上升,最终影响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外来人口与大城市的关系

   《财经》:外来人口和大城市发展的关系是什么,大城市是否应该吸纳更多人口?

   李铁:任何城市都希望产业兴旺、科技发展、就业充分、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而这些都是城市活力的表现。根据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开放程度越高、外来人口越多的城市,也是最具活力的城市。

   《财经》:国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宏观政策是什么导向?

   李铁:就这个方面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如何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和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在解决第二类问题时,无论是中小城市还是特大城市,首先都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非常迅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6年的57.35%,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四分之一在中国。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面临如何管理和服务广大中低收入人口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人们长期就业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各类城市都应更好地发挥吸纳人口、转移人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特大城市和大中小城市都不例外。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城市群等人口密集地区,要素相对集中,人们在这里寻找到就业岗位的可能性更高,城市也因此产业发展兴旺,理应承担和吸纳更多人口,像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特大都市群都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地方。当然,中国也在极力避免拉美国家的大城市病。实际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已经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大的贫民窟。

   《财经》:为什么中国不会出现贫民窟?

   李铁:一般所说的贫民窟,指的是人口大规模地在某个城市地区聚集,形成城市贫民区,几十万人贫困人口居住于此,引发诸如黑社会泛滥、贩毒猖獗和一系列环境污染和公共卫生问题。而中国的外来人口只能分散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的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小镇,小片小片地存在。何况他们在农村的耕地和宅基地还在保留。

   从土地所有制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国有建设用地都已经被充分利用了。而集体建设用地都以村为单位所有,在城乡结合部土地规划管理的审批非常严格,大面积占用耕地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低成本的住房只能利用现有的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当地村民也没有权利在除此之外的土地上盖新房。即使是违章建筑也是当地村民依托原有的建筑和厂房,而不是重新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重塑。

   《财经》:有一种说法是,一些大城市周边已经形成贫民区,有大片的出租房,低收入人口群居于此。

   李铁:国内的这种居住形式主要以村为单位,在此租赁住房的人绝大部分是在城市就业的中低收入者,并不属于绝对的贫民区。国外贫民居住区的规模往往是是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一般人根本进不去,而且这里大部分人都是拖家带口,没有充分的就业支撑。

   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大量城乡接合部、城市郊区,原来的小镇、村庄里,厂房和出租屋里,确实生活着大量农民工和外来人口,他们的收入和就业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居住在这种廉价的住房内。

   我们的城市离不开这些外来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间流动人口,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按照政府盖公租房的标准,设施齐全,但一个月需要至少付出上千元租金,对于绝大部分在城里就业的农民工成本太高,他们负担不起,也不想把钱花在这里。即使是很多中小城市来的大学毕业生都租不起。如果这些毕业生在北京每月工资三五千,不可能拿出其中上千元来租房。我们看到的城市外来人口的就业群体里,其中有白领,也有蓝领,也有各类从事服务业就业的打工者,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高。

  

   产业发展、人口结构改善需要外来人口

   《财经》:一些观点将外来人口区分为高端人口和低端人口,认为大城市不需要大量低端的外来人口,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铁:城市的活力体现在开放度上,开放度不仅仅是对所谓的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资本的人口。所有的大城市中都有不同类型的劳动人口,有从事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简单服务业的人口,他们都是城市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应该称之为高端、低端,他们只是从事着不同性质的劳动。尽管有些人将产业和人口分类为低端和高端,但即使一些产业链的低端,对城市来说也是长期需要的,他们的岗位永恒存在,永远被需要。

   《财经》:具体来说,外来人口对城市到底有哪些价值?

   李铁:在中国,只要是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增长指数高的地方,基本都是人口流入地区。相对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都是人口流出地区。活力程度高的城市充分利用了外来人口、流动人口,他们成为城市最重要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创造了大量城市财富积累。

   从城市的活力看,我们还可以考虑老龄化的影响。北京和上海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北京的老龄人口就会达到25%以上,上海的老龄人口更是达到30%以上。从事不同劳动的年轻外来人口大大改善了这些城市的人口结构。

   这些外来人口的年龄层多在16-45岁,他们在原居住地可能就是普通农民,但却肯于背井离乡去创业、打工,意味着他们本就具有非常灵活的头脑和敢于创业和闯天下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当地城镇和农村的精英,他们来到城市打工就业闯天下,他们代表了城市的未来。

   我们看一下中国最富裕的上海的人口结构,浙江人和江苏人构成了上海人口的主体,北京的人口结构中,不论什么方式,外来人口一直是最活跃的人口组成。

   《财经》:我们还是分类来看,一些人士口中提到的“低端人口”,他们对城市发展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李铁:首先,城市的产业需要这批从事简单和熟练劳动的服务性人口。无论是高端产业、低端产业、创新型产业、传统产业,在各类产业工作的人们都离不开衣食住行,可以说无论哪个阶层和岗位都需要各类服务业的支撑,否则城市就会陷入崩溃。

   而从事这些服务业的人口,包括环卫工人、快递人员、家政人员、保安、宾馆服务业等,其本身就是稀缺的。

   《财经》:这些服务业所需要的技能水平似乎不算高?

   李铁:不是低端的问题,而是劳动的复杂化问题。简单劳动也需要熟练技能,这样才会出现好的饭店服务员、好的宾馆服务员、好的快递员,好的家政服务员。他们劳动技能的增强对改善服务业的质量而言是最根本的保证。有调查显示,平均40岁以上的家政人员服务水平最好,具有长期、熟练的技能,一些提供家政服务的大型机构推出的金牌服务员都是40岁以上,拥有十几年的打工经验。

   我们现在之所以对一些服务不满意,就是因为很多人口调控政策使得外来人口产生了短期行为,这不利于他们提高劳动技能,当然也就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财经》:有的人会认为,现在大城市里的低端产业太多了,相应的从业者也太多了。

   李铁:无论是白领、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甚至是大学教授,都需要相当多的一批人来提供服务,如企业家需要司机、保姆,需要企业的从业人员。一个人的财富越多,周边越需要有一批金字塔型的、能发挥不同功能的服务人口,来支持他的各种经营需求需求,在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条件下满足各项专业的服务要求。

   同时,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人口之间也存在相互服务的情况。比如从事简单、熟练型劳动技能的人口同样需要相应的服务,寻找和他们收入水平平衡的服务,他们不可能去高端超市购物。他们需要街边小店等成本更低廉的服务,因此又催生了一批围绕这批人口服务的人。城乡接合部的廉价饭店、廉价出租屋实际上就满足了此类需要。

   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现代化,忽视了城市离不开这批从事简单和熟练技能的劳动力群体,也离不开为这一群体服务的人口。巴黎和纽约都存在这样的人口。西欧的发达程度很高,他们为什么不排斥难民?因为大量的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北非人填补了他们的劳动力缺口。美国也离不开移民,尽管对移民有所限制,但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需求,导致大量从墨西哥,美洲,包括全世界各地的移民来提供服务。

  

   “运动式执法会损伤政府的公信力”

   《财经》:人们需要到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而大城市也需要他们提供的服务和带来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应该对他们持什么样的态度?

   李铁:这正是所有大城市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现在控制人口、排斥人口的思维模式,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发展,限制了城市的活力,影响了城市长期的财富积累。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很难想象一个城市未来能怎样生存。春节期间,所有农民工返乡时,城市可以维持七天或者半个月,但也仅限如此。如果他们不回来,城市的服务业将会面临崩溃,城市的劳动成本将会大幅度上涨,城市的资金和要素就会流出。

   《财经》:回过头看,大城市的一些突发性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政府应该做什么,除了城市边缘的居住区,还有违章建筑,应该怎么处理?

李铁: 北京,乃至全国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存在,而是由于政府的管理、监督和服务不到,特别是服务仍然不到位。违章建筑不是一两天的事情,那些被治理的“穿墙打洞”的建筑,本身也是市场对过去只重生产不重服务的城市建设模式的重要补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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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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