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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开放程度越高、外来人口越多,城市才最具活力

更新时间:2017-11-27 22:02:58
作者: 李铁  
过去没有街区经济,是大院式的经济,是满足“先生产,后生活”的计划经济城市住宅建设的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满足简单居住功能的产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每个社区的居民都需要服务,需要上饭店、买东西、理发等等越来越丰富的服务,于是低层的闲置住房自动被改造成了街区门面房。我们现在观察到了某种形式的违章建筑,实际上这些事物已经长期存在。

   其实,如果政府认为城市店铺有损形象,财政可以拿出一部分钱,帮助经营者们改善门面、设计门面,还可以早早地细化监管措施,使之更好地满足城市的需要。

   《财经》:确实如此,我们在采访穿墙打洞整治的时候,有一些店主就很不满,过去就是以招商引资的名义被街道引进,改造一些闲置的厂房,现在却又要封堵他的门店。

   李铁:一阵风的治理和朝令夕改的政策只会伤害政府的公信力,运动式的清理会严重伤害人民的利益,运动型执法带来的伤害、失信、舆论的负面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我所说的人民并不只是户籍人口,而是包括所有在北京生活、就业、为北京做出贡献的人口。

  

   把“市场的”交还给市场

   《财经》:这些措施背后是否反映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外来人口并没有参与到共同治理城市的过程中,他们的声音和诉求没有得到传达?

   李铁:任何一场事件发生时,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到底谁的声音更重要?是领导的声音重要,还是广大城市居民的声音更重要?是户籍人口的声音重要,还是所有人口的声音重要?我们不能为了少数群体的利益,去剥夺更多人的权利。我们本来可以满足更多人的方便,结果却为了少数人的清静,只发挥了城市很单一的功能,导致更多的人口、权利、利益受到损害。

   这里还存在着几个问题:怎么看待人口,怎么看待城市产业发展,怎么判断一个城市的活力,政府该干什么,怎么做好服务和管理的有机结合。

   《财经》:外来人口的工作可以自发在市场上寻找,在他们的住房问题方面,政府是否有能力、有必要解决?

   李铁:现在很多关于住房的思维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思维,比如最近政府要推广公共租赁房,这种政策只能针对一部分人口,只考虑到提供月租上千元的设施相对齐全的住房。即使这样也收不回建造成本和土地成本。但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外来人口需要成本更低的住房。

   如果依靠政府提供公共租赁住房的路径来解决居住问题,首先需要把土地成本压低,但这样做以后,这是从另一个层面上牺牲了政府可能从土地上获得的级差地租;第二,这类房屋不可能建设在城市中心,那里的土地价格级差地租更高。为了满足一种所谓的主观想象的城市政策,而造成更大的浪费,实际上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第三,租赁住房以集中兴建小区的形式来提供供给,很难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要。北京五环内的面积大约是667平方公里,居住着1000万人口,外来人口就业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选择租赁住房也会本着就近的基本原则。如果在中关村工作,同时住在南面的大兴区去租赁公共租赁住房,肯定会增加城市公共交通的压力,还造成租赁住房的人口生活和就业的不方便,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既然有那么多的集体建设用地、农民的宅基地,为什么不把这种提供租赁住房的权力交给他们?只有市场能够做到合理的供给,供给的主体就是城乡接合部的社区,这类村庄在北京分布得很多,同时城市内的闲置住房也是供给主体之一。政府可以提要求,但不能一刀切地加以取缔,不能把责任归于住在房子里的人。政府的服务要跟上,包括小区怎么改造,消防怎么做等,需要政府更加细致的服务。显然我们仍然习惯于一刀切,一阵风和强制的做法。

   《财经》:在这方面,有没有其他城市的做法可以借鉴?

   李铁:我们曾经在广东的城中村做过调查,城中村周边的房屋租赁价格仅为每人每月两三百元,好一些的为五百元,对每月收入为2000-5000元的群体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他们要再养一两个孩子,周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可以满足相应的孩子教育的需要。

   当地政府没有禁止此类居住形式,从来没有大量地拆出租房,而是对租赁住房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屋有厕、线入墙等,要求其满足消防、燃气、结构、治安、环保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在管理上是责任到村,责任到户,主体责任是由当地出租住房的人口和村集体负责,而不是外来农民工。北京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管理远远落后了。广东和深圳的这种管理模式也是吸取了长期治安、火灾和公共卫生时间的教训。但是他们很少采用排斥和撵人的做法。也很少采用运动式的清理。

   《财经》:这是否是因为广东的经济活力正来自于制造业,对外来劳动力有很大的依赖性,政府更能意识到外人口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

   李铁:确实如此。广东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必须要有蓝领工人。北京则以服务业为主,而且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服务业。我们总是提及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这是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导致了大量行政权力集中在北京,各种相应服务经济跟着总部经济来到北京。北京的资源很少来自于北京,而是来自于全国。北京的建设很多是依赖国家投入,这个角度更反映出北京治理主要依靠权力意识,而非市场意识。 也正因此,北京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发展优势:优质资源集中了优质人才,优质人才带动了各种人口的集中,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服务人口的进入。如果北京是依靠工业发展起来的,那现在可能就会面临另一种形势。

   《财经》:是否可以说,北京实际上已经依赖外来人口,只是自己还没认识到?

   李铁:北京的权力经济塑造了政府对城市生长空间、发展模式的认知,认为可以不需要外来人口,可以不需要从事简单和熟练劳动的服务就业人口。忘记了北京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所谓的高收入、高知识、高技术人口集中在北京,他们需要更多人的服务,更多外来人口从事的更简单更方便的服务,这些服务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北京还有大量旅游人口,他们也需要服务。在旅游人口中,一类是外国人,每年300万人次,另一类是几千万人次的国内人口,后者大多是全国各地的中低收入人口,因为国内的中高收入人口已经开始转向国际旅游。到北京的中低收入的旅游人口也需要服务,未必是高端服务,更多的是基本服务,满足观光、和一般消费和购物的需要。北京市的服务经济很多都与此相关,各类成规模的批发市场就是服务于到北京的旅游人口,他们旅游的过程中中也要完成自身的收入增长,或者通过观光,购买一些物品在返程后变现、销售,补偿旅游成本。这些也是大众基本的需求。他们需要的服务不可能是高档宾馆和酒店,他们要住的是小旅店,要搭乘公共交通,要吃的是便宜的饭馆。而这些服务的经营者们也需要相互的服务,因此城乡结合部就成为他们最低成本的居住地。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些旅游者的收入水平低,也把他们作为低端人口挡在北京的大门外,我们甚至还要欢迎他们进来,那我们难道不能考虑到怎么对他们开展服务吗?当然市场是会提供的,各种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也参与期间。

   那么政府该做什么呢?我想,满足各类人口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有一部分是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务来提供的。需要政府的财政,需要政府耐心的细致的服务,包括责任到位的长期管理,才是真谛所在。

  

   《财经》记者 相惠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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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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