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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

——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

更新时间:2017-11-25 13:23:45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摘要:“何为中国”这一话题,在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成为焦点,分别是北宋、20世纪上半叶以及当下。不过,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关注“何为中国”这一话题,但聚焦点却稍有差异。北宋关注汉族中国文化的正统性;20世纪上半叶关注国家、族群与疆域的统一性;当下则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内外与认同。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家、疆域和族群,应当承认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不断变化。现代中国国家、族群与疆域的形成,应当看成是一个曲折、复杂和漫长的历史过程。说明这一点,不仅可以回应中国历史学界、中国政治领域和国际学术界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醒我们,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转型中,中国还面临相当多的问题。一个兼有有限国家形态和天下帝国历史的现代中国,面对棘手的内、外问题如何处理?这既需要史学家寻找问题来源,更需要政治家具有理性和智慧。

   关键词:中国;疆域;族群;内外;杂糅

  

   今天,我很荣幸在云南大学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我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学界又要来谈论“何为中国”?

   也许大家都注意到,2011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作《宅兹中国》。在这本书以后,2014年我又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何为中国》。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出版了一本《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几年,总共写了三本有关“中国”这个概念的书。在出这三本书的几年里,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中国”成了一个话题,讨论得很热烈。过去我们觉得,“中国”是一个不言而喻、不需要讨论的概念。我们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通史,似乎很少专门去讨论“什么是中国”。可是最近几年,除了我写的这三本书以外,有很多有关于“中国”的书出版。比如考古学家许宏,他写了一本《何以中国》。他是讨论早期中国怎样从一个满天星斗的格局,逐渐转向月明星稀的格局。在这个月明星稀的过程中,“中国”怎样浮现出来?许倬云先生在前年出版了一本书《说中国》,讨论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形成。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叫《华夏论述》,出了以后影响很大。另外,新加坡王赓武先生也写了一本《更新中国》,英文版是Renewly。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刘晓原的《边疆中国》。我们的老朋友李零也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四卷本《我们的中国》。你们看,这个“中国”成了讨论的大话题。

   可是,为什么“中国”或者说“何为中国”这个话题,现在这么引人注目?让我简单地回溯一下历史。

  

  

   在历史上,什么时候中国人要讨论“中国”?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得不重新讨论“何为中国”?我觉得有三个时代,中国人特别热衷讨论“中国”。第一个时代是北宋。我一直觉得,从安史之乱的755年到澶渊之盟的1005年,这整整两个半世纪,实际上是中国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大家如果看澶渊之盟(1005年)之后的思想界,可以注意到,突然出现了很多讨论“中国”的文字。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用“中国论”这样的名字来命名的文章。大家看一看,就知道对于“中国”的焦虑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样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关于“正统论”的讨论在当时也是非常热闹。大家都知道的文学家欧阳修写了《正统论》。他的一些朋友,就和他反复论辩谁是正统?谁是中国?谁是华夏文化的代表?同样,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段时间“春秋之学”非常兴盛。为什么春秋之学非常兴盛,春秋之学里又为什么特别注意“尊王攘夷”这样的观念?

   显然,他们针对的是当时北宋面临的危局,也就是北宋疆域缩小了,强邻出现了。钱钟书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到了宋代,本来的八尺大床变成了三尺行军床。中国由原来大唐帝国时代无远弗届,突然缩小到只有汉族为主的这么一小块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外的问题。邓小南教授在《祖宗之法》一书里说,胡汉问题在北宋似乎消解了。可是,胡汉问题又从原来内部问题变成了外部问题,也就是华夷问题。大家回看历史,在唐五代,中国这块地儿上,胡汉杂糅非常普遍。我举几个例子,白居易祖上是汉人吗?白居易的祖上不是汉人;刘禹锡是汉人吗?刘禹锡也不是汉人,祖上是匈奴人;晚唐时代,有好几个宰相,都有胡人血统。可是,到了北宋,这些族群都融入了汉族中国,很多人追溯祖上,就往往说“太原人也”“大名人也”“洛阳人也”。似乎到了北宋,疆域之内基本上都成了同一性很高的一个族群,胡、汉问题在内部似乎已经解决了。可是,在外部,辽、夏、大理、高丽环绕,却成了严重的华夷对峙,也就是说,外部有强大的对手,因此,宋代君臣内心焦虑就很厉害。到了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基本稳定下来,大宋与大契丹并立共存。这个时候,谁是“中国”,谁是“华夏”,谁是“正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在整个北宋,“中国”的名实之辩,就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反复讨论,怎样的是“中国”,谁应该是“中国”?在当时,大宋面对的强敌是契丹辽。辽国比你还强大,你不承认他也是正统?我说一个故事,当时,辽国与北宋打交道,说我们往来国书里面,彼此称北朝和南朝,国书里面写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怎么样?如果是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那就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可是,北宋皇帝下令叫大臣们讨论。讨论了半天,大臣们决议说,国书还是要用大宋皇帝致大契丹皇帝,因为我们跟你们不是一个“中国”。你们是契丹,我们叫大宋,这仿佛就是“一边一国”了。这里面表现的北宋君臣的“中国”观念,就是严分“华夷”。如果你研究中国思想史,讨论北宋为什么会出现道学?其实,跟这种对“中国”的焦虑,捍卫文化意义上的汉族中国的正统性有很大的关系。有这种焦虑,才会出现道学。可是,过去哲学史也好思想史也好,不是太注意这一个大背景,其实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要讲讨论“何为中国”成为话题中心的第二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大体上是晚清到民国。从1894年、1895年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以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热衷讨论“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因为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面临外部威胁,内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以康有为、梁启超、蒋观云为代表,他们认为,要保存大清帝国所奠定的这个多民族、大疆域国家。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就是意大利人马志尼讲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是一个国家”。这个观念在当时影响很大,包括日本也流行这种说法。可是,日本刚好是相对单一的民族和国家,中国不是。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对应的国家就是“中国”,就是延续了大清帝国族群和疆域的中国。不仅是梁启超,康有为在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还写信给黎元洪说,大清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开拓疆土,不能丢了。这些人大体上是近代史上所谓的保守派。他们既对大清王朝多少有些感情,也觉得大清遗留的疆土不能分裂。

   那另外一派,也就是所谓“革命派”则相反,像章太炎、孙中山、朱执信、汪精卫他们。大家都知道,晚清革命者有一个口号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们最初想法,就是要恢复一个汉族中国,用汉族民族主义来作为革命的动员力量。他们说,自从明朝灭亡,中国已经亡了。中国亡于什么人呢?亡于满清“鞑虏”,所以要把中国从“鞑虏”那儿解放出来。因此,虽然他们也是要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立“民族国家”,但这个民族国家是汉族民族国家。他们觉得,这才叫做“中国”。总之,他们最初目标是要恢复一个汉族“中国”。

   这两种关于未来“中国”的设想冲突很厉害。可是有趣的是,革命派打下天下,却不得不接受保守派的想法。大家可能读过《清帝逊位诏书》,里面要求维护中国的“五族共和”。1912年,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发表就任演说的时候,他也接受了“五族共和”。这里原因很复杂,不必多说。后来,大概在1917年还有人提出,中国不应该叫“五族”应该叫“六族”,因为西南还有人数众多的“苗彝”,所以应该叫“六族共和”。那么,当中华民国接替大清王朝,它就不得不维护大清帝国的天下,包括庞大的疆域和不同的族群。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怎样使多民族多信仰的民众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国”里?

   大家要注意,日本当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就提出,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内,关外就是满蒙,是另外一些国家。这种说法明治时代就开始有了。当时日本对中国有领土的企图,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分成若干国家。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就提议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南,要么守住汉族“中国”,要么分裂让列强管理。像有贺长雄的《支那保全策》和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影响就很大。可是要注意,日本对中国,一方面给予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激起的反弹也很大。自从1894年日本跟中国发生海战以后,中国上下普遍已经认定,未来中国的敌人和威胁就来自日本。所以当日本舆论强调中国应该分裂的时候,中国的反应恰恰是要反抗分裂,维持国土完整。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稍稍喘过气来,维护主权和领土的意识就更加高涨。恰恰这个时候,日本开始对中国侵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和日本关于“满蒙”的争论就越加激烈。凡是中国学者,都强调大一统中国,强调满蒙回藏族群和疆域属于中国。可是日本却始终要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所以,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中国疆域史、民族史、边疆研究的热潮,好些现在还用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疆域史》都是那时写出来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写了《东北史纲》,也写了《中华民族是整体的》。顾颉刚去西北考察,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样的文章。大家都知道,1939年,就在云南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顾颉刚、白寿彝、傅斯年他们这些学历史的,认为中国是整体的,非常反感民族学家对民族的识别;甚至认为吴文藻、费孝通他们搞民族识别,实际上是怂恿国内各民族发展自我意识,是在分裂中国,是在给帝国主义提供借口。所以,从学术倾向到政治倾向,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产生了微妙的立场差异。

   显然,1939年的争论就是为了维护统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巨大非常现实的压力。在这个压力面前,学术分歧只好放在一边,全国全民就只能保持一致,维护统一中国。最终,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出现了两本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重要著作。一本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族,各个民族就像是大家族里的分支,大家来源是一个,也都是亲人,所以中华民族、中国就应该是完整的。另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现在很少有人读,也很少有人提起,就是罗梦册的《中国论》。他的这本《中国论》要说的话,和现在某些学者很像,就是论述中国是一个文明,既不像帝国也不像国家,我们这个文明就是大家在一起的。大家看这个《中国论》,再对比北宋石介的《中国论》,可以看到,将近1千年里,有关中国的焦虑始终存在。这是第二次有关“中国”讨论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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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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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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