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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

——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

更新时间:2017-11-25 13:23:45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那么第三次,应该就是当下。很多人会问,现在为什么又要讨论“何为中国”?这不是问题嘛。按照现在的观念,“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是960万平方公里,民族有56个,人口差不多14亿,这些好像都毋庸置疑。可是,为什么现在又来讨论“何为中国”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崛起了,可是,崛起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国力变强之外,也有外与内两方面的问题。从外部来说,当中国崛起,中国跟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国际秩序,就会发生一定冲突。蛋糕要重新分配吗?利益要重新调整吗?打个比方,好像一个很挤的车厢,车厢上只能容五六个乘客。这五六个乘客都规规矩矩站着就算妥了,可是,现在有一个乘客突然变得特别胖,胖了以后原来各自占有的空间会发生变化。这样会不会引起冲突?是接受大家各安其位的原有空间,还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这就要对自我重新界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当国家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和族群差异,就越来越厉害。不平衡的情况下,内部认同也出现问题。为什么大家要认同这个国家,凭什么要认同,在什么共识上认同?如果大家看过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就可以知道,“认同”问题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认同基础,变化了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秩序。因此,这就出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中国是怎么样的?第二,要认识现在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第三,要认识中国未来要如何和世界相处?因此,学术界会来讨论这些问题,什么是“中国”?“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

   显然,学术话题也有现实背景的刺激。有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开会,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就讨论了很久,有一些问题,大家觉得有可能是引起中国人焦虑的原因。什么问题呢?归纳起来是三类,一类是民族问题,一类是周边问题,一类是国际问题。这些都反过来刺激我们历史学家的思考,中国应该怎样自我定位,应该怎样安顿自身,这就是我们要讨论“何为中国”的大背景。

   这些背景,使得学术界不能不关注“何为中国”。记得有一次参加哈佛中国基金会的讨论,问题是如今什么领域的问题值得注意?讨论的结果中,有几个大家都觉得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疆域,一个是族群,一个是国家,还有一个是认同。我们今天讨论“何为中国”,其实,围绕的就是这几个关键词。但是,我要把话说回来,也就是说我们毕竟是历史研究者,我们有焦虑,也试图给这个国家或者历史的问题去寻找病源,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诊断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刀动手术的医生。开刀动手术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困境在历史上是怎么过来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何为中国”的重要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历史问题,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第一,如果历史学者不讨论清楚这些问题,会使得大家对中国领土,习惯于固守一个“自古以来”的观念。大家知道,主权、领土、国民加上政府和制度,是现代国家的要素。可是,现在一讨论到中国的领土和边界,大家就会习惯地讲“自古以来厖”,好像这就足够了。可是,在论述领土合法性的问题上,“自古以来厖”这个法宝是不太灵的。为什么?因为传统帝国的疆域是移动的。你讲自古以来,他也讲自古以来,究竟要“古”到什么时代才算呢?在唐代,吐蕃和大唐曾经明确分界,互不统辖。在宋代,云南和大宋也是一边一国。如果所谓“自古以来”的依据各不一样,也许就会各说各话。所以,如果不讲清楚疆域变化、重组、移动的历史过程,不讲清楚中国现在的领土是怎样从古代的疆域演变过来的,仅仅用简单的“自古以来”这样一个概念,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如果不讲清楚这些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尤其是中国史研究里面,会产生非常固定的中心和边缘意识。如果你有了非常固定的中心和边缘的立场,你就会有意无意忽略边缘的意义,会忽略这些所谓边缘,在历史上也可能是中心。今天在昆明,我们就再用云南来举例吧。最近这20多年来,为什么西方学界出现了那么多有关云南(当然也包括贵州、广西)的著作?有一本书里讲得很清楚,自古以来云南并不仅仅是汉文化的边缘,还是汉、吐蕃、天竺和东南亚,以及所谓“西南夷”,各种文化交融的中心。如果我们换个视角去看云南,把它当做“中心”,那么云南史的意义和做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同样,大家也知道美国的“新清史”,被称为“新清史”的有些学者,也曾经提出,新疆在18世纪以前,不是大清帝国的边陲,而是准噶尔、俄罗斯和大清交叉的中心。那么,你要怎么去回应这些说法呢?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视角、立场,把中心和边缘“去固定化”,也许,你很难改变过去历史书写的套数,也不容易看到新资料和新文献的意义。

   第三,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可能历史的学术研究中也会出现挠头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史学界的学科划分很清楚,有中外关系史、边疆史地、民族史等等。很显然,这种划分方法,是按照现代中国领土边界来划分的。边界之内是民族史,边界以外就是中外关系史,在核心地区是“内地”,靠边儿上的是“边疆”。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你把历史中国疆域固定为现代中国领土,也就是说把我们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当成历史上的中国,那么,中外关系史和民族史当然就很容易切开界线。可是这个界线不是古代的边疆而是现在的边界。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之中,当我们看到中心和边缘不那么固化的话,那么,这个边疆史地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边疆指的是现在的边疆,还是古代的边疆?当年傅斯年在云南时就讲过,不要轻易用“边疆”这个词。当然,我们现代中国是有边疆的,有非常标准的边界和边疆。可是在历史上,你不能那么看。比如,过去陕西西部、甘肃东部这些地方,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在中国内部了,可是如果你研究中古的宕昌,它是中原王朝的朝贡国,那个时候它在边陲以外。同样到了明代,明代所谓的“九边”是在什么地方?有很长一段时间,连敦煌都不在明代中国内。所以,如果谈历史,边缘和中心不要过于固定化,不要用现在国家来倒推历史,我们要坚持从历史过程中看中国疆域的变迁。

  

  

   所以,我们讨论“何为中国”,就要追问“内”和“外”的问题。中国的内、外常常是移动和变化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格局,这是没问题的。可是,我给大家看两段话,在我最近出版的《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一开始,我就引用了两段话。一段话是《汉书·西域传》里说的,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秦始皇把夷狄赶走了,修了长城,把“中国”界定出来了。那么,古代长城就真的是中国边界了。可是,现代歌词呢?“长城长,长城长,长城两边是故乡。”在这里,长城两边都是“中国”了。这两个“中国”,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就不一样。所以说,如果大家顺着历史看中国,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是外国不断地变成中国,外逐渐变成了内。有些地方却是中国变成了外国,内就变成了外。

   这是历史的过程。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说,整个中国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北方的胡人不断南下,北方胡人又不断地被汉化。这有点儿简单化了。我给他补充一句,中国历史大趋势确实是北方胡人不断南下,确实是北方胡人在南下过程中不断被汉化,但北方汉人也在不断地胡化。而北方汉人由于胡人压迫而不断南下,于是南方夷人不断地被汉化;但是南下的汉人也在夷人的影响下不断被夷化。汉化、胡化、夷化,这才是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

   大家都知道,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族群和疆域,所以,我们讨论“何为中国”,涉及最多或者是讨论最重要的时代就是清代。同样,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新清史”为什么在最近会热,其实跟这一点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说,宋朝和明朝,相对来说是汉族建立了统治,形成了汉族王朝。它的疆域基本守住秦汉奠定的核心区域。宋朝更小一些,明朝基本上是所谓15省,也就是传统的“中国本部”。用“中国本部”这个词要注意,以前顾颉刚说是日本人阴谋炮制的,是想把中国限制在传统汉族区域内。

   但是清代就不一样,大清帝国很了不起。努尔哈赤天命九年(1624年),他们降服蒙古科尔沁部,然后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灭察哈尔,建立蒙古八旗,到皇太极崇德七年(1642年)成立汉军八旗。他们还没有入关,就已经成为包容满、蒙、汉三个族群在内的帝国。到了顺治元年(1644年)进关,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澎湖、台湾,拥有了明代中国几乎全部空间,甚至更大一些。清帝国其实已经成为兼有满、蒙、汉,横跨万里的大帝国;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三部归顺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打败准噶尔,整个内外蒙古、青海,都进入大清帝国的版图。最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入伊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进入喀什,大清帝国就成了合满、蒙、汉、回为一体的超级大帝国。另外,到清朝的雍正年间,西南苗彝地区“改土归流”,整个西南变成了帝国控制下的州府县厅和编户齐民,这就使得中国成为合满、蒙、汉、回、苗的大帝国。接下来是西藏,虽然元明两代都有控制西藏的策略,但大家都知道,真正要到雍正六年(1728年)设“驻藏办事大臣衙门”,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打败入侵的廓尔喀,制定《藏内善后章程》,福康安到拉萨确定“金瓶掣签”制度,西藏才真正纳入中国。

   可是,帝国有帝国的难处,它不得不用差异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来管理不同地区和族群。它有六部管理的内地十八省,有理藩院管理的蒙古、回部、西藏,有盛京三将军管理的东北部分。可是,在追求国家同一性和国民同一性的现代国家,这种制度却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了大清帝国的这份遗产后,传统帝国遗留下来的问题,就同样也成为现代中国的问题。在那个帝国时代,有的区域从外部的变成内部的,逐渐地纳入中国。我们不能说,这个历史形成的领土就没有合法性,因为任何现代国家,都是从传统国家演变的,现代国家的国民和领土也是从历史中转变过来的。但是,如何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如何使不同族群转型为现代国民,如何使传统移动的疆域转型为现代明确的领土,如何使过去对族群和区域的认同变成现代的国家认同?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

   对历史中国,千万不要用现代中国的版图、领土倒推。虽然历史中国中心相对稳定,但它的边缘是不断移动的。如果你固执地用现在的领土倒推历史,有可能会产生很多严重问题,尤其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我们做历史研究,被强行地划成了你是做民族史的,他是做中外关系史的,那有的历史问题怎么办呢?比如说,现在很多跨境民族该怎么写?你不觉得这里有很多问题吗?

  

  

   现在,我归纳一下,“中国”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内外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我想,我们有我们的判断和角度。最近国际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自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出来以后,大家会接受一个说法,就是“民族国家是近代建构出来的”。但是即使在西方,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理论,比如1991年安东尼?史密斯写的《国族认同》,就针对这个说法进行反驳。其实,如果从历史而不是从理论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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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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