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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中国民族政策: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挑战

更新时间:2017-11-22 20:24:12
作者: 关凯  

   此刻一种弥漫的社会焦虑正附着在民族问题上,这种焦虑并非仅仅源于复数的族群认同之间的情感张力,而是镶嵌在中国从文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恢弘历史帷幕上的一个制度性问题。也就是说,因文明延续而生的现代中国,究竟应该如何管理内部的多样性?其价值观如何?目标如何设定?政策工具如何选择?这涉及到文明历史、现实政治与社会文化等诸多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就民族政策本身而言,其核心始终是维护社会公正,以及维持与更新国家整体性政治秩序。本文试图以一种简略的线索概述之。

  

一、国家发展与多样性的挑战


   当今世界的大国,起源各不相同,也都是通过一种与自身文化相契合的独特路径走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印度在15世纪末即成为欧洲殖民地,民族主义思想是殖民主义在印度实践的衍生物。[1]当下外形是民族国家的印度,人口及其语言、宗教成分复杂,种姓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犹存;俄罗斯是近代沙皇俄国大陆扩张的遗产,人口及其语言、宗教成分复杂,尽管前苏联历时70年建设民族国家的努力以苏联解体告终,但今日俄罗斯仍似一个缩小版的苏联;美国依据社会契约论立国,但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不断进入,人口成分越来越复杂;与中国一样,印、俄、美三国皆非典型的民族国家。

   在中、印、俄、美四国之中,无论是事实上的民族歧视,还是反体制的族群运动,“民族问题”皆有各种形式的表现,但就国家整体性政治秩序而言,相对来说,美国无疑是其中最为稳定的案例,其核心在于美国是一个现代性文化最为根深蒂固的国家。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基于自愿的社会契约而产生的现代国家,它的国家主权实质上就是法律。[2]美国法律体系相对比较完善,法治程度高,强调对个体公民权的保护,基本不承认群体权利,但尊重多元文化实践。因此,经过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之后,尽管美国的族群多样性非常显著,种族因素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几乎无处不在,但美国的民族问题更多是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如果说美国是以个体化为中心构建了一种基于法治的整体性秩序,那么其他国家都没有美国这么“幸运”。在传统社会结构和法治这两个维度上,非西方国家都有现代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前者使国家整体性秩序面临部落主义之类的传统政治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制约,后者则滋生难以克服的隐蔽或公开的腐败、特权和社会不满。

   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民族并非必然成为“问题”。民族、族群或宗教之所以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成为“问题”,通常的含义是指基于一种特殊的群体身份发生的大众政治动员对国际的或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构成了某种挑战。这种挑战发生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普遍的社会不满,而作为对这种不满的回应,特殊的群体身份认同经由各种类型的社会精英的政治动员而得到强化,形成族群或宗教运动。

   与基于某种自然社会纽带而形成的共同体不同的是,国家是基于统治的政治的共同体。韦伯认为:“‘政治的’共同体作为一种特别的实体,只有当共同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共同体时,即它拥有的制度不是调节直接的、经济对货物和劳动效益的支配时,才是存在的,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存在的。”[3]和天然具有情感联系的血缘共同体(宗族)、宗教共同体不同的是,“政治的共同体行为愈是从一种单纯的、在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突发的偶然行为,广泛地发展成为一种持续的、强制机构性的社会化,于是它的强制手段的剧烈性和有效性就愈是全面地与它应用某种理性的、先例为证的制度的可能性吻合,在有关参加者的观念中,政治制度就愈加从纯粹量上的特殊地位转变为一种质上的特殊地位。”而完成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合法性。[4]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多数人的支持。

   古代中国建立整体性的、国家化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以“天下观”为代表的儒家世界观。“天下观”是一种放大了的家庭伦理,基于家庭这种由自然秩序产生的血缘组织的等级秩序,经由儒家的文化创造,血缘关系中的纲常伦理进而成为一种普遍制度——礼制。礼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制度规范,由此超越家庭以至国家,构成作为整体性政治秩序的天下体系在价值观上的合法性基础。而从19世纪末开始,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的衍生品,当其进入古老东方文明的社会语境之后,却在“有教无类”的天下体系中不断离析一个又一个“民族”群体出来,这是中华文明碰撞现代性的一个社会后果。

   前现代时期的中华文明帝国的政治秩序,具有很强的容纳多样性的能力。“亡国而不亡天下”的价值观念,使得任何掌握了暴力资源的政治力量都可以宣称“承天命”而继承天下体系的整体性秩序,而他们的族裔身份并不重要,蒙元满清皆如此。这种传统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组织重建中国政治“大一统”格局的能力恰来自其超民族性的组织特征。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民族主义思想滥觞之后的社会现实,这时党的以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政策为中心的民族政策实践,相当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核心经验在于三点:一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超越了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意识,二是以党培养的民族干部替代了所有社会的传统权威,第三,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直到1970年代中期之前,新中国民族政策实践的国际语境是世界范围内去殖民化的民族解放运动,二者之间在理念上的配合,也是新中国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助力。

   意识形态、干部和国际语境这三个条件在改革开放后都发生了变化,由此造成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践进入某种困境。首先,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在后革命时代事实上失效了,社会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向此刻“精致的利己主义”;其次,民族干部群体发生代际更替,代表性和权威度下降;第三,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和族群运动的反对对象都不再是背影远去的殖民者,而大多是国际政治经济霸权力量或本国政府。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强烈刺激了民族主义、宗教运动和认同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中国自然不能脱身其外。


二、知识领域的挑战:亟需更新的理论话语

  

   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民族并非必然成为“问题”。民族、族群或宗教之所以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成为“问题”,通常的含义是指基于一种特殊的群体身份发生的大众政治动员对国际的或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构成了某种挑战。这种挑战发生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普遍的社会不满,而作为对这种不满的回应,特殊的群体身份认同经由各种类型的社会精英的政治动员而得到强化,形成族群或宗教运动。

   民族和族群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但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有着不同的性质,有些原生性特征比较强,有些则建构性特征比较明显。前者如藏族、维吾尔族,有独特的语言和宗教特征,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边界比较清晰;后者如满族和土家族,与社会主流人群的文化差异不大,社会边界模糊。更为重要的是,并非社会与文化特征显著的族群最容易发生族群动员,而是社会经济处境边缘化或自认为处于边缘化的族群最容易产生族群民族主义运动。

   任何形式的族群动员所依靠的理论依据都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最高的政治诉求是民族自决。民族自决权是一个民族国家体制下现代政治的产物,实际上更多带有“权利政治”(rights politics)的色彩,不像古典时代的政治通常仅仅是一种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武力征服就可以建立秩序。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与社会观念的背景之下,政治始终有一个关于权利和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问题,这背后实际上是有一整套知识的建构,以及由知识逻辑衍生出来的社会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的本源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启蒙之后滥觞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思想,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通过政治手段组织国家政权的理念基础。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卢梭“主权在民”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得以变成现实。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就是通过雅各宾民族主义替代了过去宗教的神性,把人民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既实现了“主权在民”,又使人民产生了新的对于“法兰西政治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

   世界历史的吊诡之处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而扩散到全世界的。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人所言,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殖民主义全球的扩散过程就造成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传播,也就是在19世纪末导致拉美那些讲西班牙语的殖民地最先独立,出现了新型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同于传统的帝国,也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1]

   一战的结果是导致了整个世界帝国体系的崩溃,“十月革命”摧毁了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德意志帝国被一战摧毁,也是在一战结束重建世界秩序的大背景下,威尔逊、列宁分别提出来了民族自决权。但这个自决权的实践高潮是在二战以后,就是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主义的终结。民族解放运动退潮之后,民族主义渐渐成为理论解构的对象。除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解构了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包含的这种民族主义神话,盖尔纳以建构论的眼光揭示了民族主义作为工业社会产物的现代性特征,持相似立场的也包括霍布斯鲍姆,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等人,这些人一大批著作基本上都是1983年左右出版的,从而改变了整个知识界对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族国家建设这样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也就是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相反”。[2]

   1950年代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形成的时期。新中国的民族理论话语主要习承自苏联, 而苏联民族理论的核心,是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客观性过强的定义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事实上,整个苏联的民族理论也是它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在第二国际中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等人曾与列宁关于民族自治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就只剩下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了。列宁斯大林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是民族平等和动员所有苏联公民参与苏联的民族国家建设。苏联历史上民族自决权一直是宪法权利,这是布尔什维克当时革命动员一个非常有感召力的思想武器,后来也成为苏联解体的法律依据。对这种现象,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续下去。”[3]而凯杜里在1960年也评论说“当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看法是一种严格的和服从于马克思主义和他们所投身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结果。在他们的理论中,民族运动既是进步的也是倒退的,这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他们时而支持、时而反对沙皇俄国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论战性著作中,列宁和斯大林的检验标准是看那些运动是促进还是阻止革命事业。”[4]

新中国民族理论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有着深刻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决定论,认为民族宗教都是“伪意识”,与阶级意识相比,都不具备本质性。基此,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在早期实践中具有显著的超越性,民族工作也在当时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胜利。当是时,国家的物质资源非常匮乏,却拥有强大的精神武器。在那个年代,当国家力量进入到民族地区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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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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