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纪念西南联大需要平常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7 次 更新时间:2017-11-21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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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说实在的,一所已经不存在的大学受到“经久不息”的关注和“一唱三叹”的纪念,以及“扼腕叹息”的反省,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所大学穿越时光隧道,散发着永恒的光辉。这所已经不存在的大学,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2006年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解散60周年,2007年原本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9年,现在,把长沙临时大学这一段也算进去,这样才有了大规模纪念西南联合大学70周年因缘。

西南联合大学值得纪念的理由,侧重“事功”,这本身就反映了一种“中国特色”。国家办大学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既然国家使了大劲,高等学府就应该投桃报李,出大力、流大汗——“为王前驱”。如果西南联大只是培养出了“康德”和“歌德”,还能隆重纪念,那么,是否更有意义?

这所避难于云南昆明的简陋大学,加上长沙的时光,前后也就9年,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以及绝大部分“两弹一星”专家。这些理由不仅充足,而且正大。不免有一种深切的担心,担心只是重视了一所大学的使用价值,忽视甚至遮蔽了西南联合大学自身的价值。

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国民政府抗战军兴时在教育领域的应急措施。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培植国家元气,对文教机构寄望甚殷,但很多事情有心无力,不愿做亡国奴的文教人士,开启了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三次“南渡”。

北京大学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最高学府,成立于1898年;清华大学渊源于美国退赔的庚子赔款,建立于1911年;南开大学则是1919年,由严修、张伯苓等爱国人士募集社会捐款创设的私立大学。在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眼中,三所大学具有不同之风格,各异之学风,能够相得益彰,兼容并包,殊为不易。

首要的因素,大家明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乃由抗战而起,也会随着抗战的胜利而终结,这是一个过渡期,三校共度时艰;第二个因素,三所大学的校长,有两位经常不在西南联大。抗战军兴,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国民参政会负责人,常驻重庆,张伯苓对南开校友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国民政府担负重要工作,因此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就由清华梅贻琦先生长期主持;第三,梅贻琦先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驾驶风雨之中的西南联大,闯过激流险滩,乘风破浪,终达胜利的彼岸。

西南联合大学从结构上说,办事班底以清华为主,北大、南开的老师自然感觉不大方便,有些别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冯友兰先生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无间,恐怕与事实不符。既然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知识分子又总爱叽叽喳喳,发点牢骚。西南联大成立以前,教授们对各自的学校有牢骚,西南联大成立之后,北大、南开老师对清华“把持”校务,依然有牢骚,有的老师甚至牢骚满腹,总想着有一天当众说道说道。

三所学校,清华应对时局最有远见,抗战爆发之前就有所布置,北大则准备不足,南开则被日军炸得鸡犬不留,西南联合大学的图书和设备主要来自清华。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的师生,在一起合作九年,没有“崩盘”,实在不易。同期,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为基础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样是国立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没有“闹崩”,西北联大强拧的瓜不甜,过不到一块,三闹两闹“闹崩”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的先生,比北大、清华、南开的先生“个性”还突出,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样,相比于西北联大,西南联大具有了“标本”的意义。

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经广为人知。寡言君子梅贻琦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合大学,谨守现代大学底线,使得艰难困苦之中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回首百年中国大学,饮水思源,蔡元培先生乃现代大学理念的播种者。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北京大学前后两位校长——蒋梦麟、胡适,对于大学怎么办,英雄所见略同。有容乃大是这些老校长的共识。若说不同,只是“配伍”不同,火候不同,大学的气质不同而已。

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之际,梅贻琦校长与社会学名家潘光旦先生合写《大学一解》,深入阐释大学理念,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经典文献。遗憾的是,这篇文献的重要性,只有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门生——涂又光具有深刻的自觉。

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大学应该培养专门人才。这与陈立夫的工科背景不无关联,也与国民党秉持的教育方针相契合。陈立夫1923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科,后曾赴美留学,陈立夫的人生理想便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从政之后,总想爱屋及乌,因此,不遗余力地宣讲“大学培养专门人才”的道理。1949年之后的大学教育处处破旧立新,与国民政府对着干,但在培养专门人才方面,与陈立夫竟然不谋而合,时也,势也,可谓历史的归去来!

梅贻琦先生针对陈立夫的主张,鞭辟入里地分析,大学固然可以培养专门人才,但是大学教育的重心应该是通才教育。“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 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梅贻琦先生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留着面子,没有把话说的那么决绝,其实,在梅贻琦先生看来,哪怕是工科也应该实行通才教育啊!联系梅贻琦先生本人的教育背景——吴士脱工学院电机工程,不禁令人感慨:同样的工科背景,同样负笈美国,大学理念如此迥异,这正是梅先生卓绝之处。

大学搞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那么中专和技校干什么呢?当代大学之所以不好玩,正在于抛弃了大学教育的长处——通才教育,反而利用了大学的短处——专业教育。培养通才的学科——自然辩证法、人类学——在中国大学没有立足之地,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职业技术学校培养专门人才,体现社会分工;大学教育培养通才,体现社会协作。专科学校培养动手能力,大学培养思考能力。大学倚重热门专业扩招,成为热门专业的操练场所。转型的中国瞬息万变,殊不知,进入大学之时尚属热门,四年之后学友毕业未必还是热门,甚或由热门变成冷门。

当今大学毕业生迷茫万状,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吞食了畸形专业教育的结果。面对此种困局,大学主事者不是迷途知返,反倒变本加厉,结果是日益丧失个性和品格。

《大学一解》引述宋儒胡瑗的话:“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於浅陋之学也”。

这段话是说,官员言论受到职位的限制,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学者不必担负政治上的责任,所以应该意气风发,生动活泼,议论风生,没有什么不可以思考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表达的。如果学者谨言慎行,谨小慎微,什么都不敢思考,什么都不敢表达,就是把自己置于浅陋的地步。

梅贻琦先生认为,无所不言、无所不思,就是学术自由。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於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合於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进步之机缘,胥於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於是奠其基矣。(梅贻琦、潘光旦:《大学一解》)

梅贻琦先生关于学术自由的思考,是先生继“大师论”之后又一个重要贡献。新学术的成长,新思想的酝酿,所需要的正是无所不言、无所不思的学术自由。

仔细想来,西南联合大学之所以令人纪念,正在于此;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先生之所以令人怀念,正在于此。

谢学友不愿意看到,西南联大随着纪念的升温而被神话,通才教育、学术自由,老辈学者能够做到的,其实晚辈也可以做到。

当今,哪怕是一般民办学院,物质条件比西南联大要好得多。在大学精神方面落后于西南联大,这是没有道理的,有足够的理由赶上并超过西南联大。

因此,纪念西南联大需要的是平常心,前辈能够做到的,后辈也可以尝试着去做。否则,只是流于空洞的纪念,有什么益处呢?


(《叩问大学》,香江出版社2017年11月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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