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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自由个体的孤独与凉甜

更新时间:2017-11-19 09:00:30
作者: 李文倩  
然而并非凡正当者皆高尚。”(列奥·施特劳斯,第141页)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厚古薄今式的批评,我们真的需要回归古典吗?

  

三、 回归古典?

  

   在古今之变的视域中,讨论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和道德规范构成,表明李猛《自然社会》一书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列奥·施特劳斯的影响。但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虽然列奥·施特劳斯的影响在全书中清晰可见,但本书并未像施特劳斯那样明确地主张回归古典。”(郑戈,第5页)具体到自然法这一论题上,也有评论者指出,“作者[李猛]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在实定法占据主导的现时代去挽救自然法的位置,也不是在自然状态已被现代历史学拒绝的情况下为其招魂,而是在所有这些既成事实的背景下,自然或自然状态早已成为现代个体生活和思考的构成性要素。”(张国旺,第46页)

   就笔者的阅读经验而言,我们大致可以同意以上两位评论者的意见,因为李猛的确在《自然社会》一书中,并未明确倡导要回归古典,但也应该看到,在大致同样的程度上,李猛也未表现出为现代社会辩护的意思。由此,在所谓“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李猛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暧昧”。但尽管如此,考虑到近十多年来,列奥·施特劳斯在中国思想界巨大而持续的影响,以及当下中国所谓回归传统的强劲呼声,都要求我们在这里就“回归古典”的倡议,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施特劳斯对现代性提出了严厉的指控。在他看来,现代性最根本的标志,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在这一基础上,韦伯所谓“价值中立”的命题,“[……]必定会导致虚无主义或者是这样的观点:每一种取舍,无论其如何地邪恶、卑下或无辜,都会在理性的祭坛前被判为与任何别的取舍一样合理。”(列奥·施特劳斯,第44页)这即表明,在施特劳斯的理解中,所谓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即在现代社会中所广泛流行的相对主义。

   以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看,在价值观念上持相对主义立场的现代人,放弃对高贵德性的追慕,转而去寻求一己之私利,从而在德性的意义上沦为野蛮人。有学者评论说,“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人们普遍相信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任何诉诸自然来论证人的不平等的学说都失去了正当性。这种平等观进一步导致了相对主义的伦理学,每一个人、每一文化群体的道德偏好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自然平等观的效应是拉低了道德的标准,从追求卓越变为自我保存。”(郑戈,第26页)

   表面看来,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言之凿凿,而且对那些推崇“高贵”与“德性”的人来说,亦颇具魅惑力。但应该看到,古典政治哲学中对德性的追求,是建立在传统等级制之上的。而在一个普遍平等的现代社会中,任何试图以“高贵”、“德性”的名义,来回到传统等级制的做法,都将必然招致异常恶劣的政治后果。有道德哲学家指出:“[……]复古努力带来的结果,规模小时往往可笑,规模大时往往恶劣。有一些反动的工程要重建以往的据称是让人满意的等级社会,这类尝试最能显明上述之点。”(B.威廉斯,第128页)

   以上论说表明,所谓“回归古典”的倡议,其所可能造成的结果,极有可能并非像倡议者所言的那般美好。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倡议在实践的意义上,既不可行,亦不可欲。而这就要求我们对现代社会进行重新审视。

   在本文第二节,我们即已指出,现代人因为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从而过上了一种自由而孤独的生活。我们说现代人生活的本质是孤独,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孤独。有评论者指出,“与李猛的说法不同,我更愿意认为,尽管人性及其存养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但现代个体之间不仅能够搭建起一种与培育人性有关的共同生活,而且,共同生活之外,丰富而多样的人性可能与生活方式的体验都留给了孤独的个体自身去展开,那里不只有孤独,也有诗意、甜蜜和美感。”(张国旺,第47页)笔者认为,这一对现代生活之多面性的认知,可能更符合现代生活的实情。

   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亦曾指出,恐惧是现代人基本的生存经验之一。这毫无疑问是对的。在一个瞬息万变且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中,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时时困扰着生存于其间的现代人。但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现代生活又有舒适的一面。有学者曾评论说,“作为现代人,我们驯顺,既感受不到霍布斯世界的巨大恐惧,也常常缺乏那种霍布斯式的永恒而毁灭性的激情;我们对古典学识只抱有有限的敬重,对形而上学敬而远之;我们更爱舒适而非不朽。”(江绪林)这即表明,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一方面在为生存而倍感恐惧,另一方面则又在舒适中快乐无比。

   现代人在其生活之中,常有一种虚无的体验,有时甚至会强烈地感到生活似乎是没有意义的。施特劳斯认为,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在总体上失去了一种伦理上的方向性,而由此导致的虚无主义,在现代性内部是无法缓解的。在这样一种思路中,要想解决虚无主义的问题,“回归古典”似乎即是不二之选。但在以上的论说中,我们已经指出,“回归古典”的倡议,在实践上存在极大的危险性。

   在这里,我们想要继续指明的是,施特劳斯对现代性之“虚无主义”的诊断,本身即存在概念使用不够严格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严格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是在人们意识到道德的建构性之后,社会的道德话语和人们的道德生活之间出现严重的‘脱节’,因而道德话语无法赋予人们行为以意义而出现的情形。”(汤云,第48页)按照此一界说,对于弥漫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价值虚无主义、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犬儒主义,我们就不能将其笼统地归因为现代性的问题;而是应该看到,权力对道德话语的高度垄断,是导致普遍性伪善及价值危机的终极根源。面对这样的现实,所谓“回归古典”(或更为含混的“回归中国”)的道德倡议,可能不乏动人之处,但在根本上却是无的放矢。

  

   参考文献

   [英]B.威廉斯,2015:《相对主义与反思》,陈嘉映译,载《世界哲学》第5期。

   陈涛,2016:《自然状态的道德意涵:定位现代道德的开端》,载《社会》第6期。

   韩潮,2016:《“自然社会”的厚与薄》,载《读书》第3期。

   黄涛,2016:《现代自然社会中的“孤独者”》,载《读书》第3期。

   霍伟岸,2015:《<自然社会>的得与失》,载《读书》第12期。

   江绪林,2015:《在等待之中》,载《经济观察报》7月27日38版。

   李猛,2015:《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美]列奥·施特劳斯,2011:《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汤云,2012:《虚无主义与道德的建构性:兼论施特劳斯道德哲学之困境》,载《世界哲学》第5期。

   张国旺,2016:《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载《社会》第6期。

   郑戈,2016:《自然法的古今之变:<自然社会>的思想史评析》,载《社会》第6期。

  

   本文发表于江畅等主编:《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2017上半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269~278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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