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我回家时，因为受凉，一直咳嗽不不停。有一天早上起来，咳嗽似乎好了一些。我的姑妈——她已经将近80高龄了——就问我，是不是好些了。我说是的。姑妈说，她昨晚向主祈祷了，让我的咳嗽好起来。在姑妈看来，她的祈祷应验了。
我的姑妈是个不识字的老人，一生没有儿女。晚年渐渐不能做农活后，生活有时很孤寂。大概从前年开始，她参加了当地的教会，每个礼拜天定期参加聚会。这使得姑妈晚年的生活凭添了许多生趣。看来，宗教不仅给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带来了信仰，也给底层最普通的民众带来了安慰——今天，人生是那么苦难，如果宗教能够安慰他们，就让这种安慰更多一些吧。
姑妈的生活，使我想起梁漱溟的预言。年轻的梁漱溟曾经说，在西方文化的强势扩展之后，在将来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继而是印度文化的复兴。因为在梁漱溟看来，西方文化处理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追求的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中国文化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追求的是人伦的完善，礼让的社会；印度文化处理的是人与永恒的关系，追求的是对有死的人生的超越。在梁漱溟看来，在物质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会追求精神性问题的解决，这就需要印度哲学的复兴。
梁漱溟的这个观点，始见于其早年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晚年与艾恺的对谈中，也仍然坚持，并未更改。这个观点，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并无特出之处，甚至还存在着对于西方文化的暗昧理解。其三个层次的划分，与西人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相较，虽有暗合，却不免有失粗疏。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思想启蒙运动时期，梁漱溟之说在科学独断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强势话语中，仍然有其空谷足音之绝响。
1917年，年仅24岁的梁漱溟应蔡元培之邀，往北大教印度哲学。正是在北大期间，梁的思想发生变化，从早先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转到了儒家思想。
根据梁漱溟与艾恺的对谈，梁在北大时之所以从佛家转向儒家，据说是因为进入北大教书后，与学校的知识分子辩论而生出好胜之心，由好胜之心而发现了“身体”。这一身体的发现，使得梁放弃了出家做和尚的念头，转而在29岁时娶妻，开始了入世的生活。
也正是在北大任教期间，梁漱溟因为好胜心起，开始著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了人类文化发展图式的三分法。他认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的“文化路向”是：西方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现量是佛教用语，指单纯的感觉）。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代表着过去，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则代表着未来。不是西方文化优于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而是后者高于前者。原来合乎时宜的西方文化，随着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而原先不合时宜的中、印文化，则由于人类需要的不断升高，将相继出现复兴。
由此可见，“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者云云，并非今人首创，梁氏早有言在先，只是似乎还是早了100多年。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著，亦对当时兴起的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阻击。梁漱溟认为，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的问题，而科学所崇尚的理智、功利、计算的倾向，会导致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他推崇的是“直觉”，因为直觉会使人超越功利感性的存在，“一种不计较的生活态度”，不“计算”，“一任自己的直觉”，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梁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可以说结论有正确的部分，但论证过程则是不完备的。以“理智”涵括“科学”，以“直觉”涵括“玄学（哲学）”，均是粗浅的概括，其实并不足以分其畛域。
梁漱溟所关注到的科学精神与人生信仰的冲突等问题，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也同样有过思考。比如韦伯就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做过深入的分析，认为合理性所导致的计算理性，使得功利主义的人生观泛滥，而信仰崩溃的空缺，科学并不能够填补，由此而导致虚无主义横行。这就是韦伯所谓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显然，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韦伯的思路要深刻得多。
面对新时代的文化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接收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一切成就都在“民主与科学”。他承认，民主与科学这两种精神都完全是对的，当务之急是怎样引进。“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
梁漱溟同样承认，民主与科学是普遍价值，这点他说的颇为斩截。“这是有绝对价值的，有普遍价值的，不但在此地是真理，掉换个地方还是真理，不但今天是真理，明天还是真理。”“中国人想要拒绝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拒绝得了么？”
虽然承认民主与科学的普遍价值，梁漱溟仍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满怀渴望。他满怀激情地说：“中国不复兴则亡，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不二的路。”但是，20世纪的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儒学复兴之路，也不是民主与科学之路。这条路，是梁漱溟不可能预料得到的。而在晚年回首往事时，他似乎对这条道路还是颇为认同，承认这条道路的历史合理性，认为部分实现了他的农村建设目标。
作为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反思，这当然不象是这个将近90高龄的老人的违心之言。我们或许只能说，即便作为一个世纪中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梁漱溟也因为长期处于与世界学术隔绝的环境中，以致无法获得更精准的历史参照物和更犀利的历史批判能力。在最后的遗言中，他留给我们的遗产，竟然往往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
《人心与人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