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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少颖:到了为中华全面现代化而努力读书、努力做事的时代了

更新时间:2017-11-15 09:56:59
作者: 田少颖  

  

   原标题:深入民间,笃定务实,为中国全面现代化而努力

  

   十几天前,我所在的学校邀请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先生做讲座,在答问环节,一名男生问到:最近,贺卫方和人大张鸣等“公知”公开向美国使馆申请政治避难,大使如何看待这两个人?此外,您对吴建民有何评价?显然,这名男生讨厌这些他心目中的“带路党”,也不同意吴建民先生的和平外交呼吁,对自己的问题,他已预设了答案,只是借讲堂来表达“义愤”来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对78岁高龄的华大使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老人只说同意吴建民的和平外交理念,对其他人和问题存而不论。懵懂少年就这样失去了使自己头脑开化的机会。事后,我并未找到这名学生所谓贺、张二人向美国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说法的可靠源头,只看到张鸣先生在微信公众号里每天都有文章发表,收取读者的打赏,过得逍遥自在。

  

   这本是一件小事,但一叶可知秋,网络上对“公知”、“带路党”、“自由派”或不实,或片面的信息,各种花样攻击,有这样的影响力,虽不可小视,但背景并不复杂:某些自命为左派的人要根据自己的“革命需要”拼贴情境,在中国向全面现代化冲刺的当口,要中国的航船调转船头,重回阶级斗争、世界革命路线。如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他们总在哀叹今不如昔:儿子一出生只有七斤,孙女更轻,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向后看,是他们的立场、思想、方法的底色;没有斗争,那就制造斗争,是他们的操作手法。

  

   11月7日,某著名左派网站举办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活动,提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完整、彻底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要坚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决不能用改革取代社会主义革命云云。还有发言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要站在被压迫民族一面,还是站在帝国主义一面,在美帝国主义和朝鲜的斗争中,究竟如何选择。更有青年学生提出“挽救80后,教育90后,启蒙00后”。场面热闹,与事者豪气干云,正义感爆棚。

  

   明年,我国就要纪念改革开放实施40周年了。40年来的现代化成就来之不易,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措施有目共睹,却进入不了这些人的心灵和头脑。他们热衷于虚构左右之争,要占领舆论阵地,攻伐异端,不遗噍类。这些人热衷于制造内外敌人,最喜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几张牌,恨不得中国同时反美、反日,反所有周边国家,内部重新“革命”,对外纷争四起。只要他们的路线得到落实,哪怕洪水滔天,也是“乱了敌人”。这些人品类很杂,逻辑混乱,立场顽固,但在煽动社会底层反现行体制、内外政策上能量不容小觑,尤其要把手伸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急速现代化,社会阶层下落,感到前途渺茫者大有人在;怀念文革往昔峥嵘岁月,没有了阶级斗争这个“抓手”,无法借此攫取政经利益的人其实也不少。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贪腐、两极分化等各种问题,也是导致所谓左派兴盛的社会原因。目前看来,只能寄希望继续改革开放,社会全面现代化,经济分配更为公平,公民素质更现代化,以及岁月的淘洗,来消弭其影响。

  

   与所谓左派相对的是自由派,以知识分子为多。这些年来,胡适研究,巴金随想录原版出版,对民国政治人物的重新认识,国共关系史、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问题的争论,都有滋养自由派的知识和思想养分的累积。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压力的增大,求财渠道的拓宽;随着国门日开,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海归和海外学者的竞争;随着学科日益细分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学术界课题制统摄力度的增强,思想家的市场在日益萎缩。不论社会上如何嘲笑一小部分不靠谱、不中立的专家,当代社会,专家行时。价值多元化了,民众更加没有信仰。在文化快餐时代,沉思者乏人喝彩,甚至会成为拜金主义者以loser来贴标签的对象。自由派启蒙的对象——青年学生们,面对强大的就业和生存压力,早已失去了对思想的兴趣,他们谋取各层次学历,只是作为竞争更好的职场、人生机会的敲门砖。新的一代人中,能有几人有勇气致力于改造中国,敢于箪食瓢饮,混成loser,而不改其乐呢?此外,在青年学生中颇有一部分人为中国的国力感到自豪,启蒙者宣扬“以夷变夏”,要中国变成美欧式的民主体制,恐怕是乏人喝彩,只能帮助所谓的左派去虚构左右之争。新一代人乐享了新世纪以来的生活水平上涨,见到的是师长们财富的增加,他们要模仿前者,尽快过上同样的生活。如果搞民主损及经济发展,降低生活水平,那么恐怕提倡民主自由者本身,和学术上的追随者们都难以接受。提倡自由民主的知识界名人财富在增加,他们的际遇,和找不到工作的小大学生、好逸恶劳的农民工二代,很难对接,这恐怕不是夸大其词。笔者的一位老师访问尼泊尔归来,就对该国议会各党为王宫广场地砖是否重铺争论数年,议而不决,感到无法接受,老师的结论是:还是中国的制度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在左派、自由派之外,还有鲁迅式的思考者,提出拒绝遗忘的口号,单枪匹马试图唤醒青年,要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离开大城市,深入民间,深入中国大地,了解实际,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做通盘考察,而不仅仅是埋头书斋,搞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问,或者一头扎进钱眼里。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钱理群先生。钱先生的笔触充满鲁迅风,近年,他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对北大和社会上,体制内外的各路成功者和谋求成功者进行批判,一时赢得了很多喝彩。然而,鲁迅风和文学化,恰恰使这个词汇无法科学化,试问,天下何人不利己呢?人类和个人要生存,利己是本能,利己的表现如何,取决于社会制度。某人,某个群体的利己,是精致或粗鄙,完全靠个人判断,成为道德判定,无法概念化,从而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然而,改造国民性的命题是否成立,一直有争论。有好的社会制度,可以养成好的社会风气,塑造公民行为,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得靠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单位制社会被改造,体制内外谋利机会均等化,人员自由流动,不公正不透明日益减少。不改造社会具体制度,单纯靠道德批判解决不了当代社会问题。

  

   与所谓左派、自由派、鲁迅式思考者日益小众化不同,近期唱衰中国论甚嚣尘上,在拨动人们的心弦。唱衰者的逻辑是这样的:外资正在逃离中国,李嘉诚如此,王健林也想如此。麦当劳变成金拱门,预示着在外资大规模撤离之后,中国将有几千万人失业,社会动荡不安,房价一落千丈,百姓手中的储蓄被通胀所泡沫化。还有论者讲述这样的经济故事:古代中国,官府在100这个产出中拿走五成,维持朝廷,养官吏和军队。假设变为收走六成,农民积极性会降低,产出变成80;收四成,农民积极性增高,产出变120;两种情况下,政府能拿走的都是48,还比不上50,制度的逻辑不变,古代中国王朝可稳定数百年,除非收不上来贡赋,或官吏军队太多,农民供养不起,天下才会大乱,王朝更替,然后历史重新来过。与此相比,斯大林体制的创新在于把产出100全部拿走,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压到最低,且极为平均,就可以养更多官吏和军队。中国近年的创新在于寅吃卯粮,地方政府借债投资,维持经济运转,中国人突然富了,各处去消费,却不知道这些钱是要还的,外资一旦撤出,资金链条断裂,萧条和崩溃就要来了。唱衰中国经济者看到了外资的流动,制造的各种说法很有耸动性,可能影响国民的信心,从而对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日,几十年积累的创造力源泉好像并未进入唱衰论者的视野,他们从外资动向一个起点,一条道就走到了黑。

  

   拉杂这些,是想说明,中国当下的各路思想者,在促使中国全面现代化这个命题上,并没有笃实的思考和可观的思想贡献,有的苍白无力,有的纯属逆时而动的鼓噪。笔者个人认为,当代需要的是,认清中国正处于全面现代化的登顶时期,这是国运和民族命运的大赌博,官方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论、内外政策布局可以统摄各派提出的问题,那就应该认同这个大略,认同这个大方向,按照它提供的方向感去闯出一条路来。更重要的是,不要逞口舌之快,要笃实、务实做事,在做事中发现中国的生命力,培育并壮大之。因为只有实事才能够和国运相结合,浮言虚论,只会误国。

  

   在世局大变化中,重要的是变化气质,以上所举的几派例子,恐怕都有长成之后,不再变化的一面,在急速现代化的中国,就有和社会现实脱离的危险。这实际上是个人、尤其是思考者如何在现代社会立足的问题,如何解决之,只能靠平心实践,艰苦求索。

  

   总之,从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到了为中华全面现代化而努力读书,努力做事的时代了,这要求新一代思考者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为流俗浮言所动。我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像1871年之后的德国一样,沉渣泛起,让国家和民族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此外,在个人升沉被攀比心理放大了压力的当下,做到心有国运,实在知易行难,愿与诸君共勉。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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