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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儿童的境况意味着什么?

更新时间:2017-11-14 12:00:27
作者: ​陈映芳  

   一般而言,每一种社会状况或社会制度被问题化,首先离不开人们对其非正当性(价值规范层面)、异常性(形态/规模层面)、或它的现实危害性(功能层面)的揭示,以及相关批判和诉求在一般社会的普及。在今日中国,鉴于现实的局限,当人们试图推进制度变革时,往往会从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或社会稳定的风险等等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

  

   以功能需要而言,世界各国的政府和社会致力于确立儿童权利、保障儿童福利的动机和动力来自哪里?就视野所及,我们不难一一列举──维系种族/民族的生存、繁衍的需要(确保兵源、确保生育率和人口结构的正常性);经济发展的需要(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视经济/社会的需要动员女性加入社会劳动或鼓励已婚妇女回家);养老保障体系的维系需要(年轻劳动人口的比例确保);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和谐基本保证的需要(为各种弱势群体提供生活保障和发展条件);社会生活运行需要(国家介入家庭生活以保护个体权利、维护家庭关系),等等。

  

   中国的情况怎么样?有关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中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呈桶状型,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已经降到2.7人,而中国的女性就业率居全世界之首……而与此同时,按照目前国家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儿童抚育(以及老人介护)主要仍必须有家庭来承担。不难想像,生育、抚育,这些已经成为家庭难以承担的重负。在上海,根据复旦大学研究团队的调查,80后夫妇中,三分之一需要依靠自己的父母(即孩子的祖父母)作为孩子2岁前的主要照顾者,另外近三分之二自己带孩子,但其中80%的年轻人需要父母搭手,如果没有父母帮助,他们很难考虑孩子的生育和抚育。调查数据证实,上海的生育率前几年曾降到了0.9!而8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只有1.58——1.59(参见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5535。实际的生育率将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依据日本和韩国的情况,当生育意愿达到2.5甚至3的时候,实际的生育率才只有1.6。)人们曾以为只要二胎政策放开,中国的生育率就会快速反弹,但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这说明低生育率形势比之前的普遍估算更低,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远低于卫计委之前的估算。(参见: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1-20/100901518.html)

  

   但是,这样一些预示着社会风险的触目惊心的数据,在现实中似乎仍难以驱动国家尽快立法,由政府(并通过国家立法支持社会各方)一起来制定共同承担儿童生育、抚育的制度。对这样的状况作出解释,需要学者作专门的研究。但我们在这里不妨作一些基于常识的推断。首先,“社会风险”具有未来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在中国目前的立法制度和行政决策体制下,如果不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绩压力和政治压力,仅以“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风险”,社会力量怎么能形成驱使“这一届官员”启动社会改革的刚性压力?另外,减少财政压力通常是政府控制社会福利的普遍动机,而如果一个政府可以不受选举制、代议制对其财政预算的约束,也缺少规范的财政监督,那么,政府如何可能主动释放社会福利资源?

  

   再者,在国家层面缺少统一的福利法规、中央政府不确保相应的财政支付,而国家内部又形成了行政区域间互相区隔的一整套户籍身份/居住身份制度的情况下,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繁衍问题不可避免会被悬置。不仅如此,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部,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内部,人口结构问题、生育率问题等等,也不难由当地政府通过调整相应的社会吸纳/社会排斥体制而得以缓解──大城市不仅可以用户籍身份、居住身份等等来获得其所需的现成的“人力资源”、“劳动力”,甚至也可以据此完成征兵指标。在此过程中,包括婴幼儿抚育责任在内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等等,事实上被转嫁给了“外来人口”的供给地──这种种政策技巧,原是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缓解他们国内的低生育率压力、满足其人力资源需要,而以“国际移民”的方式创制出来的。今天我们的地方政府选择性地如法炮制,不一而足。

  

   三

  

   这个社会的种种社会问题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恰恰是:它还缺乏建构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基本条件,从权益受损者的申诉到到法律政策的制定,种种难题几乎存在于每一环节。最简单的一条: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判断需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然而数据本身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复杂的政治性。就象笔者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经验的那样,我们想了解的一些基本社会数据,不是残缺不全或严重滞后,就是隐而不见。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国家和社会建立健全各种公共的、权威的大型社会数据库,需要全面公开公共管理信息。

  

   在制度条件之外,不能不提及的另一个问题,是“正当性”原则的被轻视。当人们论证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时,上上下下,关注焦点多半集中于其功能危害性之上。与之相对照,人的价值目标、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公平原则的落实等等,往往需要附着于各种堂而皇之的民族国家整体目标,才可能被正视。涉及到儿童的权利和福利,孩子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平等价值、他们的尊严,以及国家和社会对孩子的生存发展应负的责任等等,似乎是可提可不提或摆不上台面的次等原则。我们知道,在上世纪50——80年代,国家为了动员母亲们参加社会劳动,曾要求企业单位建立幼托机构,提供部分育儿服务。其间也有不少父母因工作需要,而将婴幼儿放到了“全托”机构,甚至将孩子送往异地、由老人隔代抚养或交托亲属代育。种种令亲子分离的抚育模式,不仅让母性受到损害,也让孩子失去与父母及其家庭一起生活的机会。这一切正是在国家建设需要的名义下被合理化的。90年代以来,单位制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企业和政府随之功利地将幼托事业推向市场,这同样又是以“经济发展需要”的名义被合理化的。被喻为“祖国花朵”、“民族未来”的孩子,在这个社会一直还未能摆脱被视为整体利益的手段或政府负担的命运。

  

   孩子的权利/福利状况,是检测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最基本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连孩子的生存/发展权利和重要利益都不能以制度加以确保,那这个社会的成人世界怎么可能真正落实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社会公平原则?

  

   在这篇小文的最后,笔者还想提及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当一种治理技术被治理者合理化时,在被治理者那儿,它是如何被接受的?联系本文的主题,关于今天中国的儿童权利/福利状况,以及无数家庭的生育/抚育难题,人们是如何面对的?

  

   不错,中国的父母大多会持续地为子女提供各种生活援助(包括购房支持和育儿帮助等),除了子女确有难处,部分原因是父母希望通过这样的支持,能介入到子女的家庭生活中去,与子代家庭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包括得到代际亲情满足和老后生活介护。这样的家庭纽带对于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来说,意义尤其突出。目前的隔代抚养,大部分应该是基于老人与子女双方的自觉意愿。这样的意愿,一方面多少与文化传统有关,另一方面,恰恰反映了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对老人生活支持的缺乏。在这期间,治理者一方面在法律制度上将孩子的抚育责任确定为家庭团体的责任(制度上国家只承担孤残儿童的抚育责任),同时还在意识教化层面不断强化传统的家庭伦理。

  

   福利国家化在东亚各国是否会加速家庭及传统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家庭共同体内的互助关系对于东亚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是近年来韩国、日本等邻国一直有争议的复杂议题。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目前儿童(以及老人)的低福利状况,或许确实构成了家庭内互助关系得以持续维持的客观原因。但是,就像有关儿童生存发展状况的社会事实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以忽视儿童利益,特别是农村儿童、贫困儿童以及各种病残儿童的利益为沉重代价的。同时,这个社会对家庭内互助功能的强制性利用,对亲属间利他主义道德资源的过度榨取等等,也已经成为种种社会矛盾、道德伦理危机的重要原因。

  

   对儿童权益的保护,是“人”的价值、资格、尊严等等得以确认的起点。国家、社会与家庭共同承担儿童的抚育责任,也是当今人类确保自身发展的基本制度。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上签字也已经二十多年,但愿我们的《儿童福利法》能早日出台。

  

   (作者按:原文曾以《中国儿童的权利急需法律保护》名发表于《共识网》2015.07。本文对相关数据略有增改)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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