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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论公平正义中的三重人性设定

更新时间:2017-11-13 23:13:39
作者: 葛四友  
他认为,“体现在这种原初状态描述中的条件正是我们实际上接受的条件。或者,如果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接受,但我们也能为哲学反思说服来接受这些条件”2(17)。换言之,即使我们的前提并不是广为人接受的,不是最弱的(反自我所有权的前提显然就是这样),但我们可以通过哲学反思来说服人们接受。然而,这样的哲学反思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人们接受了其前提呢?罗尔斯对此基本上是什么都没说。

  

   不过从整个文本来看,我们可以给出另一种解释,罗尔斯实际上接受的是另一种证成理论,这就是最优解释理论,它与融贯理论在某些条件下很相似5。融贯论在前提与结论上都需要尽可能与我们深思熟虑的直觉相符合,由此形成融贯的体系。而最优解释论则在前提与结论上都不做要求,只是要求整个理论能够最好地解释(符合当然是解释之一)所有相关的直觉。无论前提多么反直觉,只要从前提出发建构的理论能够最好地解释(不一定是符合)我们的各种直觉,那么就是可接受的。在这种证成理论之中,它并不对何种直觉输入理论设立限制,相反,它要求的是理论的输出,也就是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们的各种直觉。因此,罗尔斯这里强调的哲学反思也许就是做出最优解释的过程。由此,无论否定自我所有权有多么反直觉,人们经过哲学反思后还是可以且应该接受的,因为它能够对其他道德直觉给出最好的解释。如果我们对罗尔斯证成方法的这种理解是说得通的,那么这里他不会注意到多重动机设定就是说得通的。

  

   第三个看法是这种忽略缘于罗尔斯的推理断裂和结论上的妥协。罗尔斯论证其一般性的正义原则(正义两原则实际上是一般性的正义原则应用于富裕国家时的产物),也就是一般性的差别原则时,其推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2(48)。第一个部分是确立人们应该有平等的社会基本善,这实际上是从运气平等主义得出的推论;第二个部分则是应用帕累托最优原则,由此推理人们应该接受差别原则。第一个部分实际上预设了自我所有权的否定,由此要求的动机是利他主义的,而第二个部分则是应用的经济学中的理性原则,由此是奠基于人的自利性动机。按说人们应该很容易就看出明显的动机不一致,但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得我们不易察觉这种不一致。

  

   第一个方面是罗尔斯的讲道理方式是分为两步走的。第一步让第一个部分起决定作用,不考虑第二个部分。第二步让第二个部分起决定作用,第一个部分则消失不见。6这就使得两种不一致的人性设定只在一个部分起作用,由此避免了直接的冲突。第二个做法就是不关注正义的一般性原则,相反聚焦于特定的正义两原则。大略来说,正义两原则中的第一原则是平等自由的原则,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强调平等的原则,由此含糊对应运气平等主义。然而,罗尔斯对自由与自由的价值做了重要的区分,由此导致自由实际上只是形式或程序自由,并不是实质的自由。这就使得强调平等的原则滑向了自由至上主义的自由原则。2(158-160)这使得本来涉及反自我所有权的原则并没有相应的激进含义,实际上是保护自我所有权的,从而容易为人接受。真正引人注意且有争议的反倒变成了差别原则。差别原则引起的动机问题还是很大,因为它要求尽可能改善穷人的生活处境。

  

   对此,罗尔斯的两个策略使得差别原则的动机要求不至于过高。第一个是强调基本结构与个人的区分,认为差别原则只是针对基本结构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在正义的基本框架中,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由此,动机要求过高只会体现在基本结构中。第二个是针对基本结构的要求,罗尔斯第一个是把最差者限定为一个群体,第二个是把差别原则的实践定为差不多是不到平均收入一半的人作为要考虑的群体,而其要求则是认为让人们达到人均收入一半,再辅以其他措施就大致可以满足差别原则。2(75)由此,这样差别原则的实际效果实际上变成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由此动机的高要求就降到日常道德所接受的要求,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问题。

  

   就笔者看来,上述几个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尽管罗尔斯的理论中实际上蕴含了多重动机设定,但是罗尔斯并没有真正重视这种动机设定的原因所在。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应该值得再强调一次,这就是罗尔斯认为善观念的冲突或说价值多元主义的存在,使得我们关注动机的高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即使是有着良好动机的人,他们之间也有可能因为观念上的不同而产生剧烈的冲突。这大概也是罗尔斯在探讨要如何解决这种冲突问题时,没有着重考虑动机设定的重要因素。

  

   三 求解:何种人性基础?

  

   经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动机设定问题呢?换言之,公平正义应该接受何种人性设定呢?实际上,我们前面提到的三重人性设定,均有人以之为基础构建了正义理论。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我们可以追随霍布斯、哥蒂尔的路线,发展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而从充足利他的人性出发,我们可以顺着柯恩的思路去追寻运气平等主义。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有限利他心的假定,构建新的“公平正义”理论。下面我将提出简要的思路表明,从整体来看,休谟的人性设定最适合成为公平正义的人性基础,尽管这未必最合罗尔斯的原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公平正义”是在罗尔斯的专门意义上谈的,任何正义原则,只要是在无知之幕后会得到人们选择,那么这就是公平的正义原则。[4]

  

   为此,我们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涉及罗尔斯整个研究的基本目的,那就是寻求一个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理论。7其重大贡献之一就是突破了理想的道德理论与现实的政治理论之间的巨大鸿沟,把两者联系起来,由此使得其政治哲学理论既有理想意义上的追求,也不乏现实可行性的考虑。这个观念最清楚地体现于其理论明确地寻求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而这个目标,如果只是从经济人的人性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不会为他人着想;而以善良意志的人性论就是不必要的,因为这里只需要考虑理想。

  

   第二个理由则体现在无知之幕的设立。从表面上看,无知之幕的设立显然是为了克服人性的弱点,因为人们总是容易偏向自己,在现实情境中选择的正义原则,往往是切合于自己的特殊情况,由此无法达成协议。无知之幕的设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人有利己心,会偏自己,因此显然完全利他人性的设定不符合。但这里同样也无法预设完全利己的人性,也就是经济人的人性。如果这里预设的是完全利己的人性,那么正义就是不可能的,由此正义的环境就不存在了。

  

   不过,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下预设人们是相互冷淡,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相互冷淡究竟是指无知之幕背后做选择的人,还是要应用正义原则的真实人。如果指的是前者,那么这个设定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无论选择者是利他还是利己,在无知之幕下都无法影响后果,因为选择者不知道自己是受益者还是受损者,只能最大化代表人的利益。如果指的是后者,也就是我们在无知之幕背后选择正义原则时,我们得考虑真实人的真实动机结构,否则选择的正义原则是存在问题的。但无知之幕背后做选择的人如果认定人们是相互冷淡的,这又是有问题的。尽管罗尔斯强调相互冷淡只是不关心他人,由此可以把恶毒和妒忌排除在外。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不关心他人的死活。换言之,只要对自己有益,我们就会完全不管他人的死活。如果我们在无知之幕后知道,现实中人们是这样的心理结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无法形成真正的正义原则,人们也无法具有真实的正义感的。换言之,正义环境的论说在这个时候是要起作用的,不满足正义的环境,那么正义就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从无知之幕这个最关键设定考虑,休谟式的人性观才是最说得通的。

  

   第三个理由体现于融贯论与公平正义的结论上。尽管上一节我们认为罗尔斯的融贯论实际上是最优解释论,但纵观罗尔斯的整个表述,罗尔斯还是希望前提与结论都与我们深思熟虑的道德直觉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当罗尔斯说的最弱的道德前提时,这里不一定是指要求最低的道德前提,因为这里的最弱实际上是争议最少,人们最广泛持有的前提。因此,最弱的前提应该是最合人性的前提。但是,我们都知道,相互冷淡的假设显然不是真实的人性,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利他之心。当人们的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人们帮助他们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能取得极大收获时,这种利他之心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相互冷淡这个前提尽管看起来要求不高,但却是很有争议,导出的结论也很有争议,由此从整体上说,不适合作为“公平正义”的人性基础。从结论上看,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要求尽可能提高最不利者的福利水平,这显然不是相互冷淡的人会做的事情。因为相互冷淡的人显然不会认为自己的天赋与才能是共有的,愿意拿去尽力改善不幸者的生活。

  

   第四个理由则是利他的人性也不支持融贯论与公平正义的结论。融贯论要求“公平正义”的结论符合深思熟虑的正义直觉,而这种正义直觉显然根植于我们的真实人性,也就是具有有限的利他心,由此就会排除完全利他心的假定。罗尔斯也正是据此对功利主义展开强有力的批评,其基本思路就是功利主义要求完全利他的人性,而这显然是人们做不到的。[5]实际上,笔者已经做过论证,认为与这种人性相应的是两种基本的道德直觉,一种是人道直觉,另一种则是公平直觉。人道直觉就是当别人很差,特别是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并且我们帮助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时,我们就有义务去帮助他人。罗尔斯所言的自然义务实际上就是这种直觉的体现。2(88-90)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利心,不大愿意为别人的利益而努力,由此为了大家都过得好,我们接受一种公平的道德:承认每个人拥有自我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承认每个人的所得要与其贡献大致相匹配。上一节我们已经分析了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是如何降低动机要求的,经过这些做法,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与第二原则的机会公平原则差不多就是保证这里的公平直觉。而第二原则的差别原则实际上确定收入不到平均收入一半来确定不利者群体的做法,大概也就是保证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由此,从融贯论与正义原则来说,适合作为其基础的还是休谟的人性观,认为人们普遍具有有限的利他心。

  

   最后要提醒的是,本文只是试图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来理解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原则,也就是从人性基础来考察整个公平正义理论。这种思路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关注动机限制对于正义原则本身的影响。除非我们是寻求一个完全的乌托邦,否则正义原则总是要回应现实人性的影响,对于强调反思平衡的罗尔斯就更是这样。因此,即使本文中对于真实人性的认识有偏差,对基于这种人性观应该产生何种正义原则的认识不那么准确,但依然无可否认的是,人性对于应该追求何种正义原则会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刊于《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4期,略有删节,转载请注明)

  

   参考文献

  

   [1]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强调是笔者所加。

   [2] 更详尽的讨论,参见葛四友:《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真的反对后果主义吗?》,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7期。

   [3] 要注意的是,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反驳:罗尔斯后面的结论显示他并没有真的否定自我所有权。然而这只是他没有贯彻运气平等主义,不表示运气平等主义不蕴含对自我所有权的否定,而柯恩对他的一个重要批评恰恰是他没有贯彻运气平等主义。

   [4] 从日常意义来讲,如果以休谟的人性假定为基础,那么正义原则实际上会体现“人道”与“公平”两个要素。详尽论证参见葛四友:《有限同情心下的分配正义:人道与公平》,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5] 参见罗尔斯,《正义论》,2009,第112,138,146-7页;其分析还可以参见Jeremy Waldron, The Constrains of Commitment, in Hinton, Timothy ed, The Original Po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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