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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张申府的儒学观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更新时间:2017-11-13 23:09:15
作者: 程志华 (进入专栏)  

  

   摘要:面对20世纪初叶学界出现的批儒和尊孔思潮,张申府认为,对于这两股思潮应当“重新估价”,即,应该区分“孔家店”与“孔夫子”,即区分儒教糟粕与孔子精神。在他看来,对作为儒教糟粕的“孔家店”应该打倒,而对作为孔子精神的“孔夫子”应该继承。但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仅仅继承和弘扬这些传统并不具足,还应该针对现实问题,对儒学进行“哲学地”研究,以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提供价值之源。即,儒学不仅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总之,“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乃张申府之完整的儒学观。

  

   关键词:张申府;孔家店;孔夫子;儒学观

  

   20世纪初叶,相对于儒学而言,国内学界出现了两股对照鲜明的思潮。一是激进主义,其主张以外来文化代替传统文化,故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彻底批判。一是保守主义,其以“国粹”来看待儒家文化,故主张维护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面对这样两股思潮,作为哲学家的张申府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扬弃”地提出另一种主张:一方面,承认传统儒学的确存在糟粕,而且主张必须清除这些糟粕。另一方面,亦肯定儒学有许多有价值的精神遗产,并主张继承并弘扬这些精神遗产。很显然,这样一种主张具有一定的时代超越性。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他主张在继承儒学精神遗产的同时,还需要“哲学地”发展儒学,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之源。这样一种思想主张,体现出张申府的儒学观。

  

   一

  

   20世纪初叶,在多种历史机缘的共同作用下,国内学界对儒学的批判日益高涨,以至形成了激进主义思潮。概括地看,这股思潮认为儒学存在三个方面的缼欠:其一,儒学服务于君主专制,为封建专制的“傀儡”。梁启超说:“孔学则严差等,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①]其二,儒学违背人性,形成对人的“道德压迫”。胡适说:“理学家们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天理而强人服从。他们一面说存天理,一面又说去人欲。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②]其三,儒学不适应现代生活,阻碍社会进步。梁启超说:“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③]基于这样几个方面,激进主义学者认为儒学应当被批判,孔子应当被打倒。对于这样一种主张,胡适曾以“打倒孔家店”来概说。他在《吴虞文录·序》中说:“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④]在此,“打倒孔家店”虽是胡适在介绍吴虞时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却准确概括了当时学界的批儒思潮。质言之,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打倒孔家店”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在学界对儒学的批判日益高涨的同时,作为对批儒思潮的“反弹”,学界亦出现了一股以“尊孔”为特征的保守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虽具体体现于“保皇党”、“国粹派”和“保教派”之不同阵营,但其核心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确千疮百孔,几于病入膏肓,但根源并不在于儒学和孔子。相反,“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⑤]。之所以如此,在于孔子的“为人之道”并未在中国社会真正实行。柳诒征说:“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⑥]具体来讲,这股思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为“表示或粉饰太平”;其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在全世界的盛行;其三,在复古潮流下对“思想重心”的追寻;其四,借尊孔以恢复民族自信等。[⑦]关于这样几个方面,章太炎曾概而言之说:“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⑧]

  

   对于上述两种思潮,张申府都有自己的看法。关于激进主义思潮,张申府认为,其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已有批判过于盲目、浅显。他说:“在思想上,五四代表的潮流,对于传统封建的思想,是加了重大的打击。这些年来,在思想上中国诚有了不小的变化,在学问上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封建思想的依然弥漫,也是不能掩盖的情实。”[⑨]“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⑩]总之,“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11]。关于保守主义思潮,依着张申府的理解,“尊孔”思潮只停留于“外在”的尊孔,故无助于“解放”孔子“圆融而切实的教义”。他说:“近来对于孔子的信仰实在已失坠了。若想恢复之,而不从培养大师阐发其教义上着手,乃突然地因仍故常举行宗教的仪式,便令别无害处,也不免是一种可笑的举动,说得上什么恢复信心,挽救国运?”[12]对此,张申府解释说:“吾的意思,并不只简单地说,孔子是不该尊的,不值得尊的。但吾深信,在现在情形之下,如果尊之不得其法,……那便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13]质言之,“尊孔”是应该的,但“尊孔”的方法一定要恰当。他说:“要想解决现在中国的根本经济问题,也只能用前进的方法,不能用倒退的方法。不幸,现在尊孔的种种起因,竟是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这种情形之下的尊孔,对于救济中国的危亡,如何会有多大益处?”[14]

  

   由此来看,张申府对于上述两种对立思潮均持有异议。进而,他认为,要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讲,需要对上述两股思潮进行“重新估价”。他说:“由今日来回看,五四的一个缺欠是不免浅尝。……因此,今日的启蒙运动……更应该是深入的,清楚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根据现代的科学法更作一番切实的重新估价,有个真的深的认识。”[15]在张申府,“重新估价”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相对于20世纪初叶“启蒙运动”来讲可称为“新启蒙运动”。他说:“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16]之所以谓之“新启蒙运动”,缘于此运动的基础是“理性”,而上述两股思潮的基础并非如此。他说:“认识五四的意义,发扬五四的影响,补足五四的欠缺,除了加紧努力于五四所对付的对外问题外,不但在宣传上,而且在实践上,推动这个新启蒙运动,应是今日一桩最当务之急。而这个运动的总标语,一言以蔽之,应该是理性。”[17]那么,何为“理性”呢?消极地讲,它是指“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积极地讲,它是指宣传和实践“切实”、“客观”、“唯物”的“科学法”。他说:

  

   这个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必然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应该只是这个运动的消极内容。积极方面,应该更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科学法的特点是切实,是唯物,是客观,是数量的,解析的(或说分析的)。反对的是笼统幻想,任凭感情冲动。[18]

  

   基于“理性”,张申府认为,这种“新启蒙运动”乃是在“继承”前提下的“扬弃”。他说:“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19]那么,何谓“扬弃”呢?他说:“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20]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对儒学和孔子所产生的“误解”,辨明孔子思想中的是与非;才能“阐发”孔子的“真精神”,真正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他说:“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21]为了实现“扬弃”的目标,面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股思潮,张申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子夫子”的口号。他说:

  

   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22]

  

   二

  

   从张申府的口号来看,“打倒孔家店”是其中一义。他说:“在抗战时期我又常说,‘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孔门儒教,当然应该打倒。把孔子当教主,……遗害中国已经两千年,当然要不得,当然要该打倒。”[23]在张申府,所谓“孔家店”有其限定的含义,其所指乃“孔门儒教”。具体来讲,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指被作为宗教看待的儒教;其二,指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因此,所谓“打倒孔家店”,一是指把孔子从“圣坛”上请下来,去除其身上的“神圣光环”;此意指反对以孔子为“万能”。二是指把儒学置于学术思想的“百花园”,去除其所享有的“独尊”地位;此意指反对以儒学为“全对”。他说:“若以他(指孔子——引者)为万能,为全对,当然便错。”[24]就此来讲,他说:“今日对于孔子再不必有一点迷信了,也再不可有一点迷信了;……孔子及其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其不可逃的时代限制。”[25]那么,为何张申府要主张“打倒孔家店”呢?基于“理性”,他认为,“孔家店”应被“打倒”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孔家店”限制学术自由。在张申府看来,无论是学术进步,还是文明发展,均依赖于“自由的空气”。质言之,“思想自由”乃学术繁荣的前提,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这也正是前引他所谓“第一要自主”之所指。对此,他说:“思想学术的发展是需要自由与方便的。……‘只有在开阔的天地里,自由的空气中,肥沃的土壤上,乃能开放光华灿烂的文化之花,结成甘美宜人的学术之果。’”[26]然而,儒家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结果是,虽然儒家思想得到了弘扬,但学术界形成了思想专制;此种格局不但限制了学术进步,而且也阻碍了文化发展。因此,要促进学术进步,要推动文化发展,必须打破“独尊儒术”的格局,进而破除思想学术专制。质言之,把儒学“定为一尊”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张申府说:

  

   孔门儒教,当然应该打倒。把孔子当教主,罢黜百家,定为一尊,严门锁户,使得学术不得进步,遗害中国已经两千年,当然要不得,当然要该打倒。[27]

  

其二,“孔家店”束缚人的自然本性。在他看来,“饮食男女”四个字乃人的自然本性,故亦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他说:“社会问题!社会有什么问题?饮食男女四个字,有包不尽的吗?但能把关系吃饭的事,关系男女合伙睡觉的事,布置得法,使无一夫一妇不得其所,无一夫一妇不得果其腹,餍其欲,无过也无不及——但能如此,社会还有什么问题?世界不从此长治久安了吗?”[28]然而,虽然儒家对此有所了解,但其认识却远不到位。具体来讲,儒家虽看到了人的自然本性,但它又极力倡导“礼教”,以束缚并压制人的自然本性。由此来讲,儒学实际上乃“误尽苍生”之学。张申府说:“孔仲尼,孟子舆,总算很看到这个了,所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所以说‘食色性也’。然而他们对付这个的方法,只有礼乐。乐自要紧,礼便只有流弊。后来出了迂阔的宋儒,说什么‘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两句话恰恰与人心的两个根本相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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