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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张申府的儒学观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更新时间:2017-11-13 23:09:15
作者: 程志华 (进入专栏)  
似乎要误尽苍生了,然而苍生岂肯受它误!”[29]因此,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应着眼于人的自然本性,修正“误尽苍生”的传统儒学。他说:

  

   从打多暂就有人想改造社会!那个人不想世界长治久安?可是直到现在还逃不出一治一乱的话,或且“更有甚焉”。这个情景只是原因想改造的人看不到这个人性的根本事实,或是不敢看到,再不就是看到一点了,处置仍未得法,暂安一时,长久还糟。……现在还有想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么?第一,你们要大起胆子,睁开眼睛,敢于看到这个人心的根本事实![30]

  

   三

  

   张申府认为,虽然应该“打倒孔家店”,但不能否认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说:“历史上的孔子,究竟是不失其为‘大哉’的。不过,‘大哉’也就是他最适当的称誉。若以他为万能,为全对,当然便错。孔子只是中国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若以为教主而崇祀之,也只有害了他。”[31]而且,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伟人,而且亦是全世界的伟人。张申府说:“无论如何,他不但是中国的伟大人物,也是世界的伟大人物。假使世界之纪念哥白尼、伽离略(即伽利略——引者)、牛顿,而不纪念孔夫子,这个世界,无论如何,不会是圆满完全的。”[32]因此,不能对孔子的思想视而不见,不能把孔子思想的精华“糟蹋净尽”。他说:“在现在还说孔子么?什么孔老二、孔家店、新孔学等等,写来可厌的名字,岂不是已把孔子的信仰都摧毁,都糟蹋净尽?”[33]依着张申府的理解,“孔家店”之弊端并不源于孔子,一些思想糟粕也不应该归于孔子,孔子只是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最不幸”的人。他说:

  

   孔子实在是中国一个最不幸的人,有最圆融切实的教义,而难索解人。却被利用了两千年,至今不得解放。一方又被种种的恶名于一身。[34]

  

   张申府的意思是,任何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一定要注意鉴别并继承其中的合理成分;对待孔子和儒家思想亦应如此。他说:“诚然,孔子及其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其不可逃的时代限制。但逻辑与几何又何尝不是奴隶社会的产物,科学法以及辩证唯物论也何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35]就孔子思想来看,其一些思想确有合理成分,且具有恒久的价值;这些思想可被现代社会所利用,并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过去帝王既利用孔子以维持其统治了,那么,今日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孔子以维持民族的生存?”[36]实际上,孔子思想不仅可以为中国利用,亦可贡献于全世界。他说:“孔子被历代帝王利用,也利用得够多了,够久的了。今日还不该伦(应为“轮”——引者)到人民也来‘利用’他?用他为人民服务?无论如何,可以把他作为一个象征。而况今日全世界正可以有他带路。”[37]正是因此,孔子是应该纪念的,其思想亦是应该继承的。张申府说:

  

   尤其没有孔子所代表的仁,不但文化将不成其为文化,人也将不成人。孔子有这样重要意义,……还不该纪念庆祝么?……其实孔子的可以纪念,值得纪念,应该纪念,本不待申说。[38]

  

   当然,孔子思想应该继承的内容并非“孔门儒教”,而是指其合理的具有恒久价值的内容。在张申府看来,此内容乃孔子思想的“真传统”。不过,继承的前提是先将其“解放”出来,此即“救出孔夫子”的真义。由此可见,所谓“救出孔夫子”,所针对的是“孔子的真传统”,指把孔子从“圣坛”上请下来,恢复其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本来面目”;指把儒学从“独尊”之位上请下来,研究并继承其有价值的思想精华。他说:“也只有打倒了儒家孔教,打倒了对孔子的崇拜,可以自由研究了,再无所谓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说,孔子的真面目,孔子的真精神,孔子的伟大,才真会被认识。”[39]“……这才真正可以见出大哉孔子,也才可以看出孔子的真价值,真正值得效法与纪念处。于是,孔子也才和同样害人害了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一样,被救出来。”[40]质言之,应将孔子思想的“真传统”诠释出来,贡献于现代中国乃至全人类。张申府说:“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只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41]为此,他还说:

  

   为矫正“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42]

  

   张申府认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并非嬴政、刘彻、李世民、朱元璋等帝王,也非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文人,而是儒学的创立者孔子,因为中国文化“所以立者”、“可以立者”和“值得立者”均源于孔子。他说:“一个国家要立国于斯世,必有所以立者,必有可以立者,必有值得立者,也可以说,必有其代表的人物。代表中国的最大人物,断然是孔子,而不是嬴政、刘彻……中国立国,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的,应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这些,以及易与实,断然应以孔子为代表。”[43]由此来讲,孔子不仅不应该被打倒,而且也不可能被打倒。他说:“狂妄者说,‘打倒孔家店。’孔家本无店,要打倒那里?我尝纠正说,‘救出孔夫子。’仲尼本自在,救也用不着。”[44]既然如此,就应努力弘扬孔子思想的“真传统”。他说:“中国学人,今日对于文化,至少负有三桩不可旁贷的任务。既须,一、本着最新最进步的观点彻底检讨自己的文化,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理想,阐发自己从来未经发扬的真传统;……”[45]在张申府看来,孔子思想的“真传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正名”所表达的政治思想;其二,“中庸”所表达的辩证法;其三,“仁”所表达的崇高人格理想。

  

   其一,关于“正名”。在张申府看来,“正名”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其理论内涵乃为政之要。所谓“正名”,主要包括如下内涵:第一是“清楚实在”,指言语思想的清楚实在。他说:“中国现在固然有种种的急切的需要,但一个最切要的实是思想言语的清楚而实在。清楚的最后标准也是在实上,所以实尤其根本。孔子尝重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其实要名正言顺也在清楚实在。”[46]第二是“客观”,即实事求是。他说:“乱世急务之一是正名。……正名与客观也是相关联的。方法上的客观,本在:是什么就认识为什么。正名所图则在:名为什么便应当是什么,真是什么乃名为什么。不然者,君不君,臣不臣,……本不是匪而名为匪,不是乱而名为乱,而剿之。结果如何?”[47]第三是“循实”,即遵循事实。他说:“孔子谈治国开始于正名。我则认为与其说正名,无宁更切实些说循实。”[48]第四是“核实”,即名实相符。他说:“孔子的正名真不失为政首的为要。——正名实在就是要核实。”[49]依着张申府的理解,“正名”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他说:

  

   中国古人曾经注重过正名。这就是逻辑一部分的应有事。假如今日相信民主的人,主张民主的人,而不先正名,而不防止名字的滥用,而不杜塞自己信念主张的变成八股,变成滥调,变成口头禅,变成敲门砖,那结果一定是一个谎言,……那结果将一定是一个天大的哄骗。[50]

  

   其二,关于“中庸”。在张申府看来,“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所谓“中庸”,并非机械性的“折中”,亦非固定不变的“执中”,而是指“适度”即“时中”。他说:“中:准也,极也,合也,洽当也,恰好也,恰到好处也,火候纯青也。中就是射的,就是正鹄,也就是射中(读重)。最重要,必须记取的是:中是一个圈(口),而不是一个点。但吾相信时中,而非折中、执中。”[51]具体来讲,“中庸”的实质乃辩证法。他说:“中与易都是辩证的道理。中为人的行动的标准。易表示了宇宙实像。而且中国的易是说明天地万物,而非指的观念思想,尤合乎辩证唯物的意思。所以我尝说,辩证唯物本是中国真正传统的见解。”[52]之所以说“中庸”乃“中国真正传统的见解”,在于它已成为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他说:“美是一种所谓价值。……在这地方,我还愿意引到我在中国哲学上最喜欢的三个字之一上去。那就是中。中正是恰好切中的意思。在大客观主义下,中正是价值的标准。满足这种标准,必是主客的会和,而不能偏于那一方,斜到那一隅。”[53]对于“中庸”这样一种价值标准,张申府的评价颇高。他说:

  

   时中。致中和。从容中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大哉!优优大哉![54]

  

   其三,关于“仁”。在张申府看来,“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指人之为人的准则。他说:“仁从二人,成群之本。仁者人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是为人处世之最高准则,是为人最应操守之中。仁,行起来就是忠与恕。”[55]“仁”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准则,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他说:“仁是人与人间最亲切的关系。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所谓生生之谓仁,所谓仁是相人偶。社会不过人的关系的集合。最高理想的社会定是仁的社会。仁字从二人。承认己外有人,是人做人的起码点。也是人类社会,人能组成社会的最起码点。”[56]正因为如此,“仁”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第一,可满足自己需要。即,为避免受别人的迫害,人乃需要“仁”。他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人之勿迫害己。”[57]第二,可利于整个社会。即,人先是为自己考虑,但同时也须考虑别人;这样人们才能和谐相处,整个社会才可实现和平。他说:“仁,首在活灵灵地感到他人。所以,仁及忠恕,都是假定有他人,都是承认他人,容许他人,重视他人的。”[58]在此意义上说,“仁”乃孔子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贡献。张申府说:“孔子代表中国的好文化。……中国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仁,这自应以孔子为代表。”[59]他还说:

  

   仁是人间的最高的理想,仁是人与人间最好的关系,仁是中国文明最大的贡献。[60]

  

   四

  

   由前述可知,“正名”、“中庸”、“仁”乃孔子之“真传统”,且“真传统”为中国文化“所以立者”、“可以立者”和“值得立者”。换言之,这些“真传统”不仅支撑了传统儒学,而且支撑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由此来讲,孔子的“真传统”乃中国文化之“可以纪念的东西”。张申府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存在。……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它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此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61]但是,中国文化不能满足于此,儒学亦不能满足于此,因为中国文化还须发展,人类文化还须发展。否则,儒学便会仅仅是“可以纪念的东西”,而“不值得长久存在”。质言之,儒学之具有恒久价值的“真传统”虽有其历史贡献,虽可作为未来发展的资源,但面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它仍有“可尽”与“应尽”的责任。张申府说:“无论如何,可以把他(指孔子——引者)作为一个象征。而况今日全世界正可以有他带路。”[62]他还说:

  

中国学人于此,是有他可尽与应尽的责任的。……中国旧来未得发扬的真传统上,中国旧来未得践履的人生哲学上,未尝无一日之长。西洋文化今日正走到一个尽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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