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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占虎: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及战略取向

更新时间:2017-11-13 23:05:20
作者: 刘占虎  
在通过强力反腐来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同时,要着力探索党纪反腐、制度反腐的“中国路径”,着力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实现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制度自强,就要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过程中,通過全面布局、务实行动,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建构全方位、常态化的腐败治理格局。针对“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⑿的问题,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具体而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处机制”⒀,通过“中层运作”“基层创新”将不同维度的法律制度、不同执行主体之间的协作机制和制度生态进行优化,形成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腐败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反腐败法律制度之间的内耗和冲突,增强制度反腐与过程防腐的协同性、实效性、低成本性。

  

   治理腐败要围绕“人”及其行为进行多维规制,要发挥道德、纪律、法律的综合作用,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法—纪—德”之“同心圆”治理结构。⒁一般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以内在精神来支撑法律践行。法律是道德的保障,以强制性规范来引领道德风尚。纪律是管党治党的规矩,以严格规范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完善国家腐败治理法律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将“党纪”挺在“国法”的前边,以高位势的巡视监督作为过程防腐的主导机制⒂,这些都牵引着制度反腐和文化倡廉的有效展开,以创造性实践有力推进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注释:

  

   ①亨廷顿指出:“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腐化的社会——例如在传统规范仍然强大有力的传统社会——可能会发现,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发达的传统社会能因少量的腐化而使自身得到改善——至少可以使它现代化;但是在一个腐化已经盛行的社会里,腐化进一步蔓延就于社会无所裨益了。”(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这里,亨廷顿所指的“润滑剂”是有前提和作用限度的,并且,他使用了“可能会发现”的假设性判定,在“但是”的转折中明确指出了腐化严重的后果,故以此得出中国反腐败工作力度过大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③[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当代论争》,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⑥[美]苏姗·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王江、程文浩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⑦《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⑨如中国政府于2008年起实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并于2013年起实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

   ⑩⑿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5、83、364页。

   ⑾参见刘占虎:《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与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⒁刘占虎:《传承中华传统价值观之魂》,《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3月18日。

   ⒂参见刘占虎:《巡视监督:当代中国过程防腐的主导机制》,《中州学刊》2015年第12期。

  

   原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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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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