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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乾:清代吏治腐败的法律诱因——以“完赃减等”例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7-11-12 09:36:03
作者: 林乾  

   [摘  要]清代吏治腐败特别是贪污之风蔓延的主要原因,从法律视界看,源于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侵盗、贪污犯罪适用于“完赃减等免罪例”。该项法律的制定及实施尽管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无异为侵贪犯罪提供了“免死牌”,因而也成为贪污盛行的催化剂,是清朝中衰的重要法律诱因。

   [关键词]吏治腐败;法律诱因;完赃减等例

   [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5-0095-07

   [收稿日期]2017-08-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治官之法:中国传统行政法律与国家治理”(16JJD820022)

   [作者简介]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

   学者论清代惩贪立法,认为它集古代之大成,“组成了一张令贪官污吏望而生畏的法网”,[1]但难以解释清代吏治腐败甚于往代的现象。特别是乾隆帝,“执法未尝不严”,封疆大吏被处死者二十余人,但仍然无法遏制吏治日下的趋势,所谓“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2]究其根由,绝非一端,而“完赃减等”定例无疑是重要的法律诱因。[3]该项法律普遍而长期适用于侵盗、贪污等犯罪,事实上在清朝近一个半世纪,停止了历代沿用极久的侵贪死刑罪,成为几千年“刑典中一大关键”。[4]可以说,有清一代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乃至“嘉道中衰”,完赃减等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一、清代侵贪罪死刑“门槛”的提高

  

   在历代“官刑”法律体系中,无一例外,都把奖廉惩贪作为治官之本,因为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商君书》说听任官吏鱼肉百姓未有不亡者。齐相晏婴称“廉者,政之本也”,汉文帝说“廉吏,政之表也”。康熙帝也称“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尚书吕刑》有“五过之疵”,其中“惟货”,指“行货枉法”;“惟来”,指以财请赇。这是中国古典文献较早对贪污犯罪行为的记载。《晋律》设《违制律》,《唐律》赓续隋律,改为《职制律》,“言职司法制,备在此篇”,确立依法管理国家权力的基本属性。

   概言之,历代惩贪法有一个基本特点,即以赃定罪,严治枉法。唐律有“六赃”,其中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三赃”,俱指官吏而言,而以枉法最重,不枉法次之,受所监临又次之,故载在《职制律》。[5]自唐宋以迄明朝,枉法赃皆有死罪,此即严治贪赃枉法之意。唐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至十五疋绞;不枉法者,最高刑罚为加役流。宋律因之。[6]“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7]据学者研究,仅太祖、太宗两朝,官吏因赃罪处死者五十余人。[8]严治赃官,作为祖宗家法,至宋朝中叶,仍严格遵守。故王安石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9]明律将唐宋《职制律》相关“赃罪”条款移出,在《刑律》中专设“受赃”一门;又在《大明律》卷首,列“六赃图”,官吏受财枉法至八十贯而绞。“(明)太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法令森严,百职厘举。”“祖训所谓革前元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也。”从立法到执法,堪称最严。[10]《明史》称“吏治澄清者百余年。”[11]

   为保证官员队伍的廉洁,官吏一涉赃罪,本人不得开复为官,即“永不叙用”,甚至其子孙也不得出仕为官。汉文帝下令,坐赃者不得为吏。汉安帝以后,连同赃吏子孙,禁锢三世。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12]宋太宗时,“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13]犯赃罪者与大逆、谋反等“十恶”一样对待。

   惩治贪污,主刑之外有附加财产处分。前述载在唐宋《职制律》的“三赃”,赃物皆没官。[14]

   清初沿袭明律,以“治国安民,首在惩贪”,将明律枉法赃八十贯、绞,改为八十两实绞、监候。而不枉法赃,历代皆无死刑,清初改为至一百二十两实绞、监候。由于不枉法赃“折半科罪”,故二百四十两实绞。乾隆时律学家吴坛认为,“本朝改枉法、不枉法赃罪皆死,所以惩贪也”,[15]实则不然。因为上述“律文”旋即为内容更宽泛、适用更持久的“例文”所取代,而律文实成具文。

   在惩治侵贪的法律体系中,以上规定皆属“贪污”犯罪,而官吏对国家财物的非法占有,属于“侵盗”犯罪,历代纳入刑律“贼盗”篇,惩罚比“贪污罪”为宽。唐宋律“监临主守自盗”律规定: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明律改为“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律,惩罚严于“贪污罪”,律文规定:凡监临主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至四十贯斩。明中叶有所放宽,至二百两处斩。[16]

   清初沿用明律,但逐渐放宽官员侵盗罪的惩罚,死刑“门槛”也一再提高,并适用于贪污犯罪。康熙十年在律文“四十贯,斩”后加注“杂犯、徒五年”,此即“予以斩之名,实止杂犯也”。[17]二十七年,将死刑门槛提高到三百两。雍正三年,世宗“以三百两即斩之例似乎太严”,又把死刑门槛提高到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自此作为“正例”相沿不改。这就是晚清律学家薛允升所概括的,清代“监守自盗,律文极严,而例则极宽”。[18]

   与历朝相比,清代惩治侵贪立法,可谓宽纵,不但极大提高死刑“门槛”,而且,无论是渔利于民的贪污,还是蠹蚀于官的侵盗,都适用于“完赃减等”例,致使清代侵贪犯罪,事实上长期不适用于死刑。

  

二、“完赃减等”例的普遍适用


   由于清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特别是例文的历次删并修改,“完赃减等”例定自何年何人、内容包括哪些,又如何由侵盗例比附到“贪污例”,不但《大清律例》多不备载,律学家的著述也语焉不详。乾隆十二年,刑部向乾隆帝进呈说帖,援引“完赃减等”例:查得刑部定例,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分限三年,一年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应满徒;二年内全完,死罪应满流,不完者照原拟监追。其三年之内全完,如何减免之处,律例载未明晰。

   刑部说帖所援引的“完赃减等”例,令乾隆帝大惑不解,朱批道:“如是则侵盗之犯,总无正法之理矣。皇考时亦如是办理乎?”他下令“查此例系何年何人所定,并雍正年间审明实系侵盗之犯,曾无一人正法者乎?并令将三年内亏空全完,作何拟罪之处,一并查奏。”[19]

   大学士张廷玉、讷亲随即查明,复奏“当日定例之始末”:经查,康熙五十三年,刑部尚书赖都奏称,现在亏空积至八百余万之多,其中不无家产可以清还,请分限减等,并严承追官员处分之例,经吏、户、兵、刑四部会议: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若不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不完照原拟监追,仍再限一年,著落犯人家属追赔。如果家产全无,保题豁免。四部议奏后,奉旨依议,钦遵在案。

   对于乾隆帝提出的雍正年间侵盗各案如何处理,是否都适用于“完赃减等”、无一人正法的疑问,张廷玉、讷亲从刑部现存有卷可稽之案,共查出四十起,处理结果大体有六种情况:其中有在监病故者,有限内全完照例减为流徒者,有援赦得免者,有奉恩旨减豁者,有妻子入辛者库者,有发往军台效力者。山西巡抚苏克济亏空未完四十万两一案,拟入情实未勾,后奉特旨释放。此外俱拟缓决,未经有正法之案。

   由于“完赃减等”例广泛适用,但定例并无“三年内全完,作何拟罪”的规定,对如此重要缺漏,张廷玉等复奏认为:完赃减等立法本意是给侵盗罪犯,特别是死刑犯人宽以时日,俾该犯有所希冀,亏空得以早完,其帑项不清之犯终身瘐死狱中。但因“定例只照原拟监追,而历来成案又未拟入情实,竟似拖欠帑项可以不至正法,诚如圣谕,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为此,张廷玉等提出补充立法建议:嗣后亏空人犯除一年二年完赃减等仍照定例办理,若三年之内有能将亏空全完者,令该部具折请旨,或照二年之例减流,或照原拟监候,其完赃不能及半者,应即入于情实案内,以彰国法。“如此立定章程,庶侵盗人员知有正法之日在,已侵者不敢复存幸免之心,即未侵者亦皆知所儆畏,贪风或可稍戢。”

   对张廷玉、讷亲的复奏,乾隆帝显然有不同意见。他在“三年全完”补充立法建议一节朱批道:“此意则全以钱粮为重,而非惩创侵贪之本意矣。肆行侵贪而无忌,未必非因此法作俑。”

   对于雍正年间侵盗犯人没有一人正法的复奏,乾隆帝也深表怀疑,他朱批说:“皇考执法惩贪,天下所共知,诸臣所深畏,岂有十三年间,未正法一贪官污吏之理?”命另行详查具奏。[20]

   根据张廷玉、讷亲核查上奏的结论,雍正十三年间,没有官员因侵贪被处死刑。特别是侵贪数额达450万两以上,最后仍有四十万两没有“完赃”的原山西巡抚苏克济,也奉“特旨释放”。这说明完赃减等例在雍正一朝广泛适用。而无论从立法到司法,雍正朝对完赃减等例,实行得更为宽纵。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帝以近来各省亏空钱粮者不少,原因“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真正因公挪用者不多。及至案发,往往改侵欺为挪移,虽勒限追补,而全完者甚少。故发布上谕,限定三年补完亏空,限满不完,从重治罪。[21]雍正元年据此定例:侵盗钱粮挪移亏空监追等犯,遇恩赦仍行监禁严追,有能三年内全完,免罪释放。[22]这远比康熙五十七年“完赃减等”例更为宽纵。由此,“完赃减等”例也被称为“完赃减等”免罪例。

   同治年间刑部编纂的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大清律例根原》,“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律有“续增现行例”,例文前刑部“谨按”称:“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内,九卿议复承追处分事例,类于此律,谨拟节录于后。”该例文因包括承追侵贪官员赃款处分,故文字颇为烦冗。除与前面所述张廷玉、讷亲查核后上奏内容重复外,起首一句非常重要:“凡侵盗、挪移等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军、流、徒罪等犯,免罪。”[23]

   这就是说,“完赃减等”例的全称应该是“完赃减等”免罪例。它主要包括三个义项:第一,“完赃减等”免罪限定三年期限。第二,侵盗犯死罪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减死罪二等,处以徒刑;侵盗犯死罪以下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免罪释放。第三,侵盗犯死罪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减死罪一等,处以流刑;侵盗犯死罪以下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各减一等发落。而在第三年全完,没有具体规定。如果三年仍然不完,采取的是模糊处理,死罪“瘐死狱中”,死罪以下发落。

雍正三年颁行《大清律集解》时,把以上康熙五十三年的“完赃减等”免罪例整体纳入附例中。这也是雍正一朝,没有官员因侵贪犯罪处以死刑的原因。而雍正时期全面适用该项法律,有其特殊的背景,即雍正初年亏空数额巨大,远远超过了康熙时定例的八百万两,全国当在二千万之巨。为此设立专门机构——会考府。而总理事务大臣允祥密奏,户部亏空达259万两,江南初步核查亏空是320万两,后来达到800万两,监押待审的官员有数百名之多,而前述山西卸任巡抚苏克济侵贪数目高达450万两。如此巨额亏空,至少一大部分为官员侵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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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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