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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两洋之间的新大同想象

更新时间:2017-11-12 09:09:00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2015年,我有机会去到喀什,萌生了关于“两洋之间的文明”这个思考。喀什在内地民众眼中处于边缘地区,然而,它其实也是中心。身处此地,让我们有机会体会“边缘”与“中心”在历史与空间结构中的复杂变奏。喀什地处欧亚的中心,西连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则与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也十分临近。在它的东面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西北和东南分别连接着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和田。

   从秦汉之际匈奴僮仆都尉的辖区,到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行政范围,从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到五代至宋时期的叶尔羌汗国的首府和西辽的管辖地,从蒙古时期的察合台封地,到清朝“总理南八城事宜”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驻地,这个地区的政治统属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从未改变的是多族群混杂和聚居的状态。这样一个独特地理环境中的独特区域,使得喀什在文化上的错综交织。

   在“一带一路”战略展开的大背景下,位于这个大地的中心地带的区域,会给边疆与中心、内陆与海洋重新思考带来新的契机。

  

海洋时代与重新界定中国

  

   对历史的变迁的理解和再解释,通常也都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刻。在这些时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化跟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突然变得特别重要,而另一些地域和文化却相对地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些变化也因此

   安置的压力,另一方面稳定新疆的内外的反抗和颠覆,对抗沙俄的威胁,寻找通往西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洋的道路。在1758至1759年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通过军事改变了人们观察历史的重心和视角。将近200年前的1821年,当时并不出名的龚自珍给道光皇帝上的一道奏议,叫做《西域置行省议》。

   奏议的直接动机就是在新疆设置行省,促进内地往新疆的移民,增强西北地区的纳税能力,一方面减缓内地因为水灾等造成的灾民控制和对新疆各部的瓦解,清廷在地方精英中寻找合作者,允许当地按照伊斯兰法进行统治,并采取轻徭薄赋的富民政策。

   但至1820年前后,内外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在内部,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天理教起义等等先后爆发,在外部,俄罗斯的西部逐渐稳定,重新东扩,清俄边界随即陷入危机。与此同时,在新疆,大和卓之次子张格尔起兵反叛,在英国和浩罕势力支持下攻击喀什噶尔边境,虽然攻击受挫,但几年之后,1826年,终于借浩罕国之兵攻克喀什噶尔、英吉沙儿、叶尔羌和和和阗等地,几乎控制了新疆的一半土地,直到1827年为清军击败。

   《西域置行省议》有清晰的地理学背景。嘉庆、道光之前,西北地理研究不很发达,有限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清俄边境的描述。嘉庆中期,由于恰克图贸易争端迭起,刺激了一些清朝士大夫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例如俞正燮、张穆等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嘉庆末年,龚自珍和程同文辑录的《平定罗刹方略》也是这个潮流的产物。这些作品在描述清俄边疆危机的同时,也对这个地区的民族、民俗、语言、宗教和各种文化进行调查,大大扩展了顾炎武开创的舆地学和风俗论的传统。

   道光年间的徐松、祁韵士等人,都对于清代中期的新疆地理、民情做了深入调查。徐松于1820年回到北京,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舆地学的圈子,张穆、龚自珍、魏源等就是这个圈子中的人。这些人地位不高,但心怀天下,关心朝政和社稷命运。龚自珍的著作中也有大量关于蒙古和回部的研究文章。参照龚自珍的其它相关奏议书疏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的政治蓝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将他的舆地学观察纳入“天下”观察,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中国”只有组织在一种由近及远的礼序关系中才能构成内外呼应的政治秩序,它是历史渐变的产物,也是不断变迁的历史本身。因此,所谓地理学视野可不只是地理问题,背后是如何在空间上和内涵上界定“中国”和“天下”的问题。

   然而,在1820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士大夫,尤其是在北京的士大夫,对这块土地是相当不了解的,他们还守着宋明理学的夷夏之辨来理解“中国”。因此,龚自珍的研究一方面是对中国的重新界定,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理学的中国观的针砭和批判。龚自珍、魏源等少数知识分子对新疆地区虽然没有做过实地调查,但却有真实的兴趣,通过大量的阅读,感觉到这个地域的丰富和广大。这不是一种一般的区域性的关注,而是对“中国”的再定义。用龚自珍自己的话说,他所做的是“天地东南西北之学”。

   这种努力集中体现在奏议中,龚自珍将西北问题与东南沿海问题联系起来了。这篇奏议开头几句记即是:“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自珍要描述的是西北,而西北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西北不临海”。换句话说,虽然西北是距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却必须从海的角度加以界定。

   我们将这个视野与过去的史书、舆地学或士大夫的描述做个对比就知其新意了。过去用山川、大漠、水地、草原、边界和边界内的族群、边界外的王朝界定西域,现在却从最遥远的海洋的角度界定这个广阔的大陆了。所谓“天下有大物”甚至也不是指沿海,而是指大洋。如今中国已经与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五国签署协议,将建设一条连接多国的铁路网络,而喀什也正是通往瓜达尔港的这条中巴走廊的枢纽。这么说自然是今天的引申发挥,但我们现在把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不就是因为龚自珍曾经描述的这个从海洋视野中展开的内陆地区的地缘重要性吗?

   在当时意识到内陆与海洋关系正在发生逆转的当然不止龚自珍一人。林则徐、魏源都有深刻的洞察。到了那个时代,海洋对于中国来说变得极端地重要了。恰恰是因为海洋变得特别地重要了,内陆的重要性也随之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即不能只在防御游牧部落对于农耕部落的冲击,或者稳定清俄边境的意义上谈论内陆了,而且必须从大一统王朝与海洋时代的关系中思考这片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域了。即便是清俄关系,也必须置于新的关系中考察了。这是一个变动的视野。

   放在历史变迁中,我认为龚自珍的这个观察视角的新意就在于他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主要威胁,不再来自内陆,而是来自海洋;而对于海洋的威胁不能只是停留在陆地的思维之中,必须从海洋的视角出发重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两千多年来历史动力的逆转。这个历史逆转的发生条件,除去前面提到的各种内外动荡之外,也是河水泛滥、安置移民、平定动乱消耗了国力,鸦片贸易又导致大量白银流失,反过来使得边疆和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这是国家财政困难,治理能力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代,也是海洋压力对中国变得如此地紧迫的时代。因此,在思考内陆问题时,意识到海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应当说,龚自珍当时已经意识到在这一轮的竞争里面,也就是在海洋时代的竞争里面,中国已经处在弱势的地位了。龚自珍的西北论既是对清朝社会危机的反应,也是对所谓“海洋时代”——以军事、工业、城市化和政治制度的扩张为实质内容的时代——的反应。

   如果说海洋时代以民族国家体系的扩张为标志,试图通过赋予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以民族国家的性质来瓦解原有的朝贡关系和多元性的礼仪制度,那么,清帝国出于内部动员和免于分裂的局面,就不得不相应地改变内部的政治结构,通过加强内部的统一性,把自身从一种“无外”的多元性帝国转化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但由于这个“民族-国家”所内含的“帝国性”,它又不可能不是一个“跨体系社会”。这个地区的独特性、内在张力和矛盾全部植根于这一转变之中。

   正是因为理解了海洋时代的重要性,懂得这个时代的真实挑战,龚自珍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新疆的重要性。所谓海洋时代,其实也正是海洋失去其先前的无限性的时代,失去其未知意义的时代,即海洋从黑格尔笔下的无限范畴转变为西方的“内海”。我们今天看到,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即当年只能依托陆地的国家,正在试图将这个“西方的内海”变成“互为内海”。全球化将20世纪之前的海洋统统变成了“内海”,也就开始了“全球律则”(the Nomos of the Earth)的时代。

   因此,欧洲资本主义所确定的各种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的“普世性”不过是在海洋内海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从方法论上说,所谓“普世性”是通过对“无限性”的消解与所谓“袪魅”,以理性建构的方式,运用于或强加于世界的一套规则体系。

   在晚清时代,写出了《大同书》的康有为,实际上就是综合大同理念与科学方法为全球治理订立规则,《大同书》书写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外部的世界,一个只有内陆和内海的、可以用经纬线加以衡量和治理的世界。

   但是,与私有产权普遍化的全球性规划不同,康有为的大同构想产生于古典理念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综合,它所致力的恰恰是通过灵活的劳动分工,取消对于地球的私人的、领主制式的占有,改变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大同书》所描述的就是一套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律则的全球律则,它与如今大小国家间围绕“全球律则”而展开的地缘利益博弈在价值方向上是完全不同的。康有为想到了地球、海洋和太空,但没有预料到网络时代的降临。

   在全球化的时代,网络就如16-19世纪的海洋一样,正在经历一个相互连接和重新划界的过程;也正如航海技术、测量技术等科技发展对于海洋法和国际法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一样,网络技术以及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各种技术也势必在这个时代的规则塑造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海洋时代的规则塑造者是海盗和国家,网络时代的规则塑造者势必包括了黑客、大公司与国家,而金融化将取代工业化成为这一新规则的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面临着康有为在100多年前面对的局势:如何在网络时代形成一套反全球律则的全球律则,即一种能够让人民获得真正的自治,同时避免由金融化资本主义及其规则(或“不规则”)所推动的冲突的新律则?与康有为的情境不同的是:我们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地基之上思考这一问题,从而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再思考不可能不包含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以及对这一历史实践失败的深入反思。


历史叙述中的中心与边缘

  

   今天,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并推动了亚投行的建立,新疆再一次地变成了真正的战略中心,新疆是“一带一路”的重中之重,是最切近的着力点。如果把这个思考的根源连下去的话,我们可以说从1821年到今天,这个思想的线索是前后相联的。龚自珍对西域的探讨不仅仅是对这个地区的探讨,也是一个世界观的修正,或者说,他要重新结构自己的世界观。所谓重构世界观的意思,就是不仅在地域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自我理解的意义上,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重新界定“我们”的含义。

因此,我说它是世界观的修正。把原来以某一个地域为中心的看法,偏移到另外一面——他突然有了一个从太平洋沿岸到印度洋沿岸,即两洋之间来观察这个大陆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面,这个长期在我们传统世界观里面处在边缘和边疆地位的地区,突然地成了观察中国的中心之一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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