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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俄罗斯的境外高风险投资

更新时间:2017-11-12 09:01:01
作者: 丁学良 (进入专栏)  

   本文来自《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

   在最近几年的国际问题观察家圈子里,俄罗斯最被关注和议论的,是其决策层在境外所做的三项大手笔高风险投资——政治军事性质的投资:一是设法把克里米亚半岛从乌克兰主权下夺过来,一是出动武力介入叙利亚的血腥内战,一是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以隐蔽战术力图影响选举结果。

   迄今为止,俄罗斯官方对于前两个大手笔操作,基本上是供认不讳而且洋洋得意,对于第三项操作,却始终拒不承认。好在眼下美国司法系统已经启动调查检控程序,配之以美国形形色色的媒体紧盯着蛛丝马迹尽力剥离,使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回看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曾经做了哪些,是怎么操作的。虽然不能一览无余,也能了解个大概。

  

在国际政治决策中的“高风险、高回报”

  

   笔者对这三大投资操作的观察,主要是从高端决策层拍板机制的比较领导学角度出发的。“领导学”(Leadership Studies)对研究者和读者的吸引力之核心,是它聚焦于决策层在面临多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关键时刻,怎样权衡可能的得失,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这里面有科学,更有艺术;有理性,更有直觉和情绪;有行为者尽量周全的准备,更有“天才知道的”偶然机遇。

   在笔者的研习范围里,俄罗斯上述三大操作的氛围,有一些重要的相似点。首当其冲的是大手笔投资可能带来高回报的展望:克里米亚半岛本来就是苏联和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军港,又是过去几代俄罗斯王公贵族和苏联领导人的休假胜地。如果能把它从乌克兰治下夺过来,在战略利益、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文化资产、旅游开发多个领域,都将是收获颇丰。

   在整个西亚中东,叙利亚是地缘政治和安全的至关重要的枢纽,被宗教冲突和内战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阿萨德政权,又遭到西方的严厉制裁,随时可能覆灭。若是该政权被一个亲西方的政权、或者原教旨极端主义的政教合一体制所取代,俄罗斯在邻近边境的地带又增添一个敌视它的对头。若是能把叙利亚局势在俄军的干涉下搞稳定,得救的阿萨德政权将把维护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当作头等大事,该国西部海岸的港口将成为俄罗斯进入地中海的唯一通道,中东的好战伊斯兰分子也不那么容易借助叙利亚基地渗透进俄罗斯捣乱。

   至于插手2016年美国大选以导致选举结果朝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变化,其潜在的收益更是不可估量。被很多民意调研机构看好的候选人希拉里,其敌视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已经是板上钉钉。她若是被选进了白宫,早就麻烦重重的俄美关系更是越来越见不到改善的曙光。相反,另一位候选人特朗普,却对普京总统公开说了很多好话,再加上特朗普的两任夫人都是来自前苏联卫星国的美女,这一切均远远优于希拉里。

   在俄方眼里尤为可贵的是,即便是在俄罗斯前不久出兵吞并了克里米亚、当时还在继续对叙利亚动武过程中被敌对方指责犯有战争罪嫌疑,然而特朗普却完全不计较这些,连连为普京打抱不平,说美国不该率领西方盟国对俄国占领克里米亚的行为发起制裁,说美俄关系变得这么糟糕毫无意义,说不和俄国友好是大傻瓜才干的事,甚至还常把普京远置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之上大加表扬。特朗普的所有这些言论,一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界对美苏俄关系表态的两党惯例。用美国多年前驻俄大使Michael McFaul的话说,“特朗普个人说的那些关于俄国和普京的话,过去七十来年间在美国从未出现过”(BBC记者发自莫斯科来鸿,2016年11月19-22日综合报道)。所有这些非常规的迹象,都不能不令俄罗斯决策层耳热心动,机不可失地首肯有关部门插手美国大选的明潮暗流,为特朗普的冲刺成功助上一臂之力。


要盘算预期收益,也要盘算可能的合力

  

   俄罗斯的上述三大操作的氛围,其中的另一重要相似之处是在作业地点有明显的助力配合俄方的使力。换句话说,俄方决策层并不仅仅是出于有巨大收益的期待、而不盘算各种力量的相对比重,便贸然出手。在克里米亚,有大面积的俄裔民众(在全部人口里不少于四分之三的多数)积极活动,发出强烈舆论要求与俄罗斯合并一体。在叙利亚,阿萨德一方仍然有本教派的民众控制的地盘铁杆护主,加上他们的部队还留存一些战斗力。俄罗斯对这两个地方出兵使力,可以收到里外呼应的加倍效果。最后结局也确实如此。

   至于美国大选进程中,哪些元素和人士有可能构成俄方的“配合力”,马上能列出来的有特朗普周边的一些助手义工,他们早就和俄罗斯有这样那样的关联;有特朗普的亲属,他们与俄罗斯有商业交往。再加上美国互联网既无所不及,又不存在什么严格管制,谁都可以利用它发文发图。这些条件不及时动用,更待何时!

   高风险投资一定要带来高回报,否则就是败绩。俄罗斯的前两项高危操作赚大了:没有哪个西方强权及时动用武力抗击俄方武力,俄方牺牲少少,很快搞定了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局势。西方事后对俄罗斯的谴责和制裁,虽然伤及其名誉和经贸,但与巨量所获相比,损失完全在可控范围之内。

   那么对美国大选的插手呢?初时也有大赚的苗头:特朗普一胜出,新总统事务过渡小组立马公布了普京的贺信,“特总统”特开心,称这是“来自普京的一封非常好的信,他的思想是如此的正确。”此信的要点就是希望俄美领袖“采取真正的步骤在不同领域里恢复双边合作框架,以及把我们在国际场合的合作水平带到一个新高度”(BBC发自华盛顿专稿,2016年12月23日)。特朗普随之提名的国务卿候选者,任职能源公司总裁时就是普京的老友;外加其他几位要职的提名人,也都是与俄方几番接近过的老熟人。

   赢了两盘,亏了一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很快美国就爆出特朗普竞选班子“通俄”的高分贝指责,接着就有受牵连的官职提名人抽身而退、刚就任的高官下岗,国会启动调查、推出制裁俄罗斯的新措施,等等。国际分析界评判,美俄关系到了今年10月底,已经陷入1991年以来的最差状态,而这恰恰是发生在白宫里坐着一位100年来美国对俄罗斯最亲近的总统(Lo Bobo, “An Accident Waiting to Happen”, Sydney: Lowy Institute Aanalysis, October 2017)。

   从“领导学”角度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俄罗斯决策层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两大高风险投资上赢的那么多,而在美国大选上却亏的这么狠呢?笔者首先想到的原因,是“知彼”的差距。俄方对原来就属于苏联的克里米亚及其周边形势了解最到位,所以出手并吞它的作业,拿捏适度、有惊无险。对近旁的叙利亚从统治集团到民间、从北约到美国的动武态势,也是判断大体靠谱,所以俄方出兵的时机和用兵的力度没有激起西方的强烈对抗。

  

投资失手的教益颇有价值

  

   而对美国大选插手的操作,俄方似乎没把美国政治体制摸准。该体制最基本的设计不是为了高效,而是为了相互制衡。所以在老外眼里,美国政界几乎每天都在互相扯皮,乱糟糟的,给人以“漏洞百出、容易下手”的观感。美国互联网的准入门槛又是那么低,凭着俄方高科技人才加高额广告费,利用它引导美国选民情绪不是太难。进而言之,俄方也许以为只要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大位,其它的续后收益就会水到渠成。现在这些人该明白了,以上设想都不靠谱。美国政治体制在处理别的事务上常常是拖拉低效的,但在相互制衡上,却异常强劲。美国针对“通俄案”的特别检察官团队的铁手钢牙才露峥嵘,它将伸向哪些涉案人、整治作案者至何种程度,特朗普因此能否做满第一届、他的“未来八年”豪言是否泡汤,谁也预言不了(Clint Watts: “Extremist Content and Russian Disinformation Online”,Washington DC: GMF’s World Wire,November 2017)。

   俄罗斯境外三大高风险投资的成功面值得研究者思量,挫败面更值得细细思量。笔者很难把此番挫败归于俄方的智商低或操作粗糙,那太看低了他们。笔者判断是归因于更深层的认识论欠缺——俄方决策者绝大多数都没有在美国的体制里长期工作过,只是无意识地从自身的政治经验来琢磨美国的政治动力机制,以为乱糟糟的美国政治生态系统薄弱环节太多,看准了就该下手。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个乱糟糟的系统也有它极强劲的几条经脉,一旦遭受有力刺激,反弹起来也异常凌厉。正在展开的“通俄案”检控,提供了深刻认识美国体制的鲜活实例,一切与美国体制打交道的人,都不可忽视。(本文为丁学良教授Mis-read the US system 系列之(1))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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