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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

更新时间:2017-11-11 10:07:31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2002a: 269-300)。在此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按照每个时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发展产业,这是经济学家的概念,如何变成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呢?

   我们知道,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并基于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进入哪种产业、采用何种技术。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价格体系能反映经济体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必须有充分竞争的市场(Lin,2009a; Lin & Chang,2009: 483-502)。在该市场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要能够反映在每一时点上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也就是要有“有效的市场”。

   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经济发展过程并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产业、技术和各种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结构变迁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先行者,这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如果没有对先行者外部性进行补偿,理性的企业家可能就不会去探索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Lin,2009a; Lin & Monga,2011: 259-310)。此外,不同的产业和技术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一样。不匹配的软硬基础设施会导致交易成本增高,即使生产成本低也可能导致总成本高,从而导致企业没有竞争力。因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还必须解决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般企业无法解决,需要政府协调企业家或政府自己来提供。总的来说,为了处理先行者的外部性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必须要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牵头的《增长委员会报告》。这个委员会组织了二三十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有理论基础并且有很多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研究二战以后13个实现了25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平均达到7%或更高的增长率的成功的经济体。发现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具有五个共性: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积极有为的政府(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然而,增长委员会认为这五个特征只是这些经济体成功的药材(ingredient),并不是药方。我们知道,只有药材而没有药方,补药也可能变成毒药。那么是否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药方呢?

   实际上,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就是快速发展的药方。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则是:经济对外,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多生产并出口,没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则进口;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企业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由国内因素产生的危机会少,同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会较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就强,宏观经济就会比较稳定;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再加上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成本会最低,生产的剩余会最大,资本回报会最高,进而有最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增长委员会总结的成功经济体五个典型的事实反映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经济快速发展药方的前提和结果。

   (四) 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也可以说明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后大部分指导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即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赶超发达国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培育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市场缺陷等结构性因素制约,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大产业中。因此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推行所谓进口替代战略,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然而,由于这些产业相对于本国的发展水平而言太过超前,与本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支持来完成初期投资和持续运转(Lin,2009a)。而政府干预又会造成各种扭曲、资源低效配置、寻租、腐败行为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结果导致糟糕的经济绩效。

   到了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他们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归咎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扭曲。因此他们建议政府以“休克疗法”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场干预和扭曲,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Williamson,1990)。同样地,新结构经济学也能解释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因为华盛顿共识忽视了以下重要事实: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之前,经济中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当初是由于保护这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而内生了那些扭曲(Lin,2015:96-113)。取消那些扭曲将使那些企业破产、经济崩溃。并且,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或为了维持那些“先进”产业,采取了更为隐蔽、低效的保护方式(Lin & Tan, 1999: 426-431)。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私有化以后,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会更多,从而造成低效率和经济绩效的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共识“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反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帮助某些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这套政策要求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认为政府应该退出,一切依靠市场,等到市场建立起来后,产业就能自发地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华盛顿共识推行以后,除了中国、越南、柬埔寨,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即原来的产业垮台了,但新的产业却迟迟未出现,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从华盛顿共识推行后的经济绩效看,这些实行了休克疗法的国家普遍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增长低于改革前的20年,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更高(Easterly,2001: 135-157)。

   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主流学界认为必须一次性地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用“休克疗法”一次到位地建立起来。当时认为中国转型采用这种的双轨渐进改革是最糟的方式(Murphy et.al, 1992:1003-1026; Sachs et.al, 2000:435-491)。反观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如中国、越南、柬埔寨、波兰、斯诺文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都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转型,而是按照渐进双轨的转型途径:政府为旧的优先发展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的保护,等到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有自生能力,或这些产业变得小而不重要后,才消除市场扭曲。取消准入限制,并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帮助私营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原先受限制的产业。此外政府积极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从而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以后,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慢慢就变得具有比较优势,企业也有了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把保护补贴慢慢取消。这就是渐进双轨制能够成功的原因。从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看来,渐进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经济转型方式。但从目前的经济体转型绩效看来,渐进双轨制被实践证明是经济转型最好的方法。根据实证结果对经济理论进行反思,这是经济学界的责任。

  

   二、 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但大多数产业政策都失败了。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原因在于这些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了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而支持过度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为了就业或者选举需要而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这些企业在自由市场竞争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给予保护补贴和扶持政策以支撑其初始投资或保证企业的日常经营。但这些保护政策会产生各种干预和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助长了寻租行为和低效率的行为发生。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若想要成功,政府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不同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一样。而且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都是有限的,需要战略性地来使用。政府的作用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以解决的外部性或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选取那些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是指在经济体中某个产业是符合该时点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要素成本优势,但由于缺乏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竞争。政府一旦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解决企业间协调和外部性等瓶颈限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则这些企业具有竞争力,整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成为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产业。另一方面,一个现有产业若是因为禀赋结构变化而失掉了比较优势,政府应该帮助这个产业中的企业转型、转移或退出。

   政府怎样选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很多反对产业政策的人认为政府没有办法选对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产业的技术与国际先进产业的技术前沿的差距将发展中国家现有的产业分成五大类:(1)追赶型产业;(2)国际领先型产业;(3)转进型产业;(4)弯道超车型产业;(5)战略型产业。不同的产业类别在转型升级中需要政府提供的“协调”以消除瓶颈限制的内涵可能有所不同,政府需要对上述每一大类产业做相应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

   追赶型产业政策若想取得成功,需要选取那些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应该如何选出符合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做相应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呢?具体而言,分为如下六步:第一步,寻找那些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比本国约高100%~300%的国家,或者20-30年前人均收入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选出在过去20年里增长迅速、可贸易、表现良好的成熟产业的产品,或者是来自于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进口产品。这样能够避免政府犯错或被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绑架。第二步,考察是否有本国的私人企业已经在这些产业中(已存在或处于萌芽状态)。找出限制其提高竞争力的因素和新企业进入的门槛,并采取措施解决。第三步,对于那些没有本国企业或出口企业很少的产业,可以从第一步中选取的国家里寻求外商投资,或者启动新企业孵化项目。第四步,由于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可生产一些国内外市场有需求的产品,以及新技术的涌现而出现的新机会,除开那些第一步所选取的产业之外,政府还需要注意私人企业的自主发现,并为在新产业里成功的创新企业扩大规模和新企业进入提供支持。第五步,在那些基础设施差、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可设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以此打破企业进入的壁垒,吸引外商投资,鼓励产业集群。第六步,政府可以采取各项措施补偿上述先行企业的外部性。例如,限定时期内的税收优待政策,提供直接贷款用于投资,提供外汇交易机会等。

国际领先型产业的产业政策。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产业在技术上基本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发达国家若要在现有的产业保持领先地位,或发展新的产业,必须进行自主研究和开发(Research & Development)。企业对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有积极性,因为,成功了可以获得专利。但是,基础知识的研究,投入大、风险高,其成果是属于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的知识,企业没有积极性从事,但是,如果不做,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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