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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

更新时间:2017-11-08 02:11:55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在各种《苗蛮图》里,“风俗渐变”都有类似叙述和描绘。

   当然,这既是一个移风易俗的文化史过程,也是一个充满血与火的征服史过程。以清朝为例,从雍正四年(1726)担任巡抚云南兼总督事的鄂尔泰提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以来,经过攻城拔寨,“填壕拔橛”,终于在雍正十二年(1734)由哈元生进上新的《苗疆图志》,象征着这个过去“无君长不相统属”、“各长其部,割据一方”的“苗蛮”区域,终于并入帝国,成为编户齐民。也就是说,在“改土归流”和“化生为熟”的过程中,不仅在行政管理上逐渐纳入了同一“帝国”,这些原本“言语饮食,迥殊华风”的地区,在生活风俗上也渐渐地接近了所谓汉族“文明”。

   从社会史或文化史上看,这无疑是极重要的转变。自明代以来,官方在云贵委任土司之外,又设立卫所进行控制,形成双重体制。大量来自两湖、广西、江西甚至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的移民,以及明清两代征伐苗彝遗留下来的军人,仿佛掺沙子一样,逐渐改变了这些区域的族群成分和生活习俗,使得“生苗”的空间渐渐缩小,而“熟苗”的区域渐渐扩大,这种彼退此进的移动,在明清两代绘制的各种西南的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

   史料记载,从明代洪武二十八年(1395)“诏诸土司皆立儒学”以来,永乐六年(1408)在云南开始乡试,宣德五年(1430)王翱在四川土司地区“遍设社学”,此后各地土司子弟渐渐入学甚至参加科举,有的汉族官员甚至要求土司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因此,这些地区便呈现出“汉化”的趋向。

   这种“汉化”的趋向在清代仍然延续,清王朝统治者曾经觉得,“夷俗不事诗书,罔知礼法”,甚至想关闭非汉族地区的学校,免得他们学习了汉族人的“诗书”和“礼法”以后,变得更加难以治理,但派往这些地区的汉族士大夫官员,却始终以建立政治与文化秩序为目标,仍然沿袭汉族文化传统。对他们来说,似乎“以夏变夷”总是一个神圣的责任,而希望巩固政治统治秩序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这一事业,这使得这些地方逐渐“汉化”。

   这是两千年历史中士大夫官僚们一以贯之的策略。按照清人严如煜的说法,“驭苗之方,当震励兵威之后,必抚绥与防范并用”,你光是赏赐安抚是不行的,你总是筑墙设哨也是不行的,他所说的“抚绥”,就包括所谓“教化”。

   嘉庆九年(1804),张澍在《续黔书·序》中说,原来“黔之天则蛮烟僰雨,黔之地则鸟道蚕丛,其人则红革紫姜,其俗则鸱张鼠伏”,可是,经过清代征伐移民加上改土归流,“易椎髻而冠裳之,刊艿枿而郡县之,劖邛笼而守圉之,百余年来,盖浸浸乎济美华风矣”。所谓“济美华风”,其实就是化生为熟的意思。同样,在有关云南的《滇省夷人图说》里,嘉庆二十三年(1818)负责绘制的官员伯麟在跋里也说,“百濮诸蛮,尽为编户”,这叫“涵濡沐浴,驯悍为淳”。

   什么是“编户”? 就是纳入了帝国统一行政管理;什么是“淳”? 其实就是“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所谓“同于中国”,按照当时统治者和知识人的看法,就是苗彝的生活习惯已经文明化了。清代学者贺长龄曾经这样描述云南苗彝,说那时西南苗彝渐渐读书习礼,而且往往有人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甚至“服食婚丧悉变汉俗,讳言为夷矣”。

   而佚名《百苗图》中,也说到贵州的紫姜苗,原本“轻生好斗,如遇仇人辄生啖其肉”,但“读书应考”之后“见之有不识为苗者”。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西汉“文翁化蜀”的故事。《汉书·循吏传》中记载,庐江(今安徽)人文翁,是一个学习《春秋》的儒家学者,汉景帝末年当蜀郡地方长官,“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于是选了一些人“亲自饬励”,并且把他们送到长安,“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几年后“蜀生皆成就还归”,最终成为帝国的有用人才,改变了蜀地的文化风气,甚至“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就是说蜀地文化风气逐渐与传统汉文化渊薮齐鲁相似,因而文翁也成为西汉最著名的“循吏”。

   明清两代的西南改造,大体上还是这一方式。从这一点来看,“汉化”论是不是也有一点点道理? 我们仅仅从这些资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改土归流”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当然有血与火,有残酷的征服,才把西南各民族逐渐纳入帝国版图、当作政府管辖下的编户齐民;但另一方面在清帝国推动的“化生为熟”过程中,官员与士大夫也在强调男耕女织、识字守法、婚丧礼仪这样的一些来自汉文化的生活习惯,也恰恰是“汉化”,即在推广汉族风俗当作文明标准,来改造、驯服和想象那些边陲民族。二、清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吗?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殖民”。最近二三十年里,由于全球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大潮流,相当多的欧美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史相当有挑战性的说法:东方的大清帝国对边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国的对外政策是一样的。

   从全球史的观点来看,大清王朝对西北的开疆拓土,以及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不仅与同时期的英、法等殖民地事业没什么两样,都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特别是 18 世纪全球殖民主义浪潮的一部分。

   所以,濮德培(Peter Perdue)说:“清朝的扩张,其实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全球史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统一帝国都通过对外军事征服方式来扩大领土,而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而且,大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很相似,它们都统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广大的疆域,只是两个帝国结局不同,“它们都在 19 世纪末陷入崩溃境地,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分裂成为几个民族国家,而清帝国则被整合为单一的国民政权”。

   他认为,大清帝国对西部的征服,如果作为一个全球史的事件来观察,那么,那个时代的 Central Eurasia 还不是大清帝国以及后来中国的边缘省份“新疆”,各种来自中国、俄国、印度和欧洲的宗教、贸易辐辏于此,在地缘上看,它更是俄国、准格尔、大清三个帝国之间; 同样,脱开以中国立场界定“中心—边疆”的观念来看,西南苗彝也只是被大清帝国所殖民的地域和族群。美国学者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业:前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以及乔荷曼(John E. Herman)的《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 ~ 1700》,讲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渐变成编户齐民,把西南地区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的这样一个故事,他们的书名中,都 不 约 而 同 使 用 了 “殖 民 ”( Colonial  或 Colonization)这个词。

   清帝国对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吗? 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是“殖民”吗? 再说得久远一些,古代中国对于周边异族也是“殖民”吗? 就像说到“汉化”西方学者不赞成一样,说到“殖民”,中国学者往往也会不高兴。

   中国学者会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欺负,差不多已经成了半殖民地,结果你们还说我们是“殖民”? 但我以为,应当理解他们用“殖民事业”这个词,是另有历史观念与学术背景的。如果我们不在价值意义上评论“殖民”的功过是非,而只是把“殖民”当作一个全球史过程,似乎这也无可非议。

   通常,中国学者首先会沿袭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念和“中央—边疆”的视角;其次也会受到晚清以来“五族共和之中国”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种国族意识的影响;再次,甚至还会残留古代“华夷”与“文野”的历史记忆和文明进化论。因此,总觉得这些“苗彝”本来就是中国之边缘,“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本来就是“进于华夏”,仿佛是从野蛮变成文明。甚至还会认为,古代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础上的互助关系,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但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古代中国就深谙此理,开疆拓土的帝国何尝如此温柔敦厚? 被征讨的“蛮夷戎狄”固然被杀戮得很惨,去讨伐的军人同样死伤无数。中唐杜佑就在《通典·边防》中痛心疾首地检讨盛唐的扩张。他说,仅仅是天宝年间,哥舒翰远征吐蕃,两万人在青海岛上,“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在天门岭讨伐奚与契丹,“十万众尽没”;高仙芝远征石国,在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而杨国忠去打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前后“没于异域数十万人”。

   就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也不能同意这种政治化的说法。1980 年初,《历史研究》发表了他写于1962 年的遗稿。在这份没有发表的遗稿中,他就说古代帝国统治下的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依靠力量对比,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

   这就像古文献中所说的,“命将出师,恣行诛讨”,“搜山荡谷,穷兵罄武”。③以清代贵州“改土归流”为例,清王朝军队在镇雄“连破四寨,斩首二千余,尽焚其垒”,在威远、新平“冒瘴突入,擒斩千计”,在清水江和丹江“潜舟宵济,扼其援窜,突捣其巢”。

   这种所谓“文明化”过程,毫无疑问就像“殖民化”过程一样,并不只是莺歌燕舞,而是充满了血与火。让我们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问题上来。应当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全球史背景下的历史新解释,在国际学界非常流行,这种全球史研究推动了一个新潮流,这个新潮流包括有关中国边陲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

   而这些有关中国边陲的研究通常有两类:一类是讨论中国现在的边疆地区是怎样被整合进帝国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那些西南地区的苗彝是怎样被“殖民”,清朝是怎样“征服西南,进行殖民,实现主权控制”。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蛮夷”区域,是怎样渐渐成为帝国直接管理的“中国”的; 另一类是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度,重新认识那些华夏边缘的异族,他们是否从人种和文化意义上,就与内地汉族有所不同? 他们是否由于“他者”才逐渐产生“我者”意识,并逐渐形成自我认同的族群? 他们在那个时代是否并不认同“中国”或“满蒙汉”帝国?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来讨论民族的“本质性”和“建构性”问题。

   那么,清帝国“殖民”说有没有道理呢? 我个人以为,它就与“汉化”说一样,一半有道理,一半没有道理。为什么说一半有道理呢? 因为,这里确实有可以引起我们反思的死角。18 世纪前后,世界上各个帝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虽然处在衰落之中,但俄罗斯帝国却逐渐向东向南侵蚀,而大清帝国却迅速崛起,并且向西扩张。过去曾经横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虽然衰落,但欧洲的大英帝国却在向东方扩张。正是这种扩张,逐渐引起了各个帝国的挤压和碰撞。挤压和碰撞的结果是:有的帝国萎缩,有的帝国衰落,有的帝国崛起,有的帝国膨胀。这当然是后话。但是,18 世纪中叶大清帝国恰恰在扩张的巅峰状态中,乾隆一朝所谓“十大武功”,其实就是清帝国在“殖民主义扩张”中。

正如前面所说,清代中国边陲的一些区域,并不能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中国四周的疆域不断变动。过去,中国学者撰写中国史,常常会提及西汉设酒泉等四郡,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一直远征到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也会提及张骞试图经云南通身毒,诸葛亮南征擒孟获,当然更会提到大唐帝国在四裔的开疆拓土,似乎这些地方很早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其实,古代中华帝国的疆域不断移动与变化,正如我所说的,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时期还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国”,更不必说收缩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继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内”。所谓“西域诸国”,在明代就连敦煌也已经不归中国管辖,“嘉峪关外即非吾土”;所谓“千洞百蛮”,云贵的苗彝,基本还是由土司管理,和内地府厅州县这样编户齐民的政府管理是有区别的。清代把西域拓为“新疆”,在云贵“改土归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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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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