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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香港,那漫漫的“归航”

——《视角:香港回归二十年》主编序言及其他

更新时间:2017-10-30 15:50:36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这使得香港青年社运更加难以节制。严密的本地化还导致了香港青年学生对内地生的政治排斥,典型如2015港大内地生叶璐珊参选事件,后者的共青团员身份成为政治黑底,令人唏嘘不已。几乎所有内地生都是团员,依此标准,所有在港内地生几成异类。这是香港青年政治的内在歧视倾向。学生会的法人化和政治组织化亦很明显。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与学生评议会集会在彰显校园民主和学生政治参与意识的同时,也暴露出民粹化和激进化的不良倾向。学生代表以社会精英与民意代表的双重想象自诩,同时采取严格的团体自治和内部人控制,使得香港青年在个体意义上难以实现精神突围,难以与内地生及祖国大陆进行积极的互联互通和互爱互助,培育国民意识。

   回归以来历次社会运动中的香港青年人身影频频闪现。除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的前回归期短暂的“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与“民主回归”(陈弘毅一代的香港青年)传统之外,香港青年运动渐然汇流入反对派政治脉络之中。典型事件如:1999年人大释法事件中进京请愿;2003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大游行;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2014年占中抗命事件以及2015年初的反水货客暴力事件。青年学生在自办刊物中的毫不掩饰的激进政治想象亦令人忧心:港大学苑的“香港民族论”以及城大《城大月报》的“港独”33愿景。近期香港学生抗议驻港部队访问港中文事件显示出他们政治话语的过时与国民意识的极度匮乏。

   反思香港青年社运动力的来源,大致如下:(1)“黄之锋现象”,即未成年人的过度政治化和香港政治文明的异化,政治上的精致功利主义突破成年人范围限制;(2)港台民主青年运动的联动效应(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影响等);(3)香港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理想化以及对大陆的妖魔化(教育与媒体的长期渲染);(4)对“颜色革命”与后现代政治抗争技术的精致模仿(网络动员;民主嘉年华;政治行为艺术与青年人表现欲、成就感、意义来源的独特勾连);(5)国际力量的隐秘支持与利益许诺;(6)弱国民意识条件下政治耻感的丧失。

  

       一国两制前景及香港未来取决于香港青年政治意识的一场结构性革命,即从“臣民—居民”模式转变为“公民—国民”模式。这也需要我们对回归以来涉及香港国民意识之若干建构性概念的反思:(1)“港人治港”,符合地方自治原理,必要但不充分,容易滋生政治上的地方主义和地方本位,容易导向单纯的香港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适宜修正为“港人治国,港人治港”,确立国家认同的第一认同地位;(2)“爱国爱港”,这是统一战线概念,适合于1984年之前对港英斗争需要及回归过渡期争取人心需要,但不大适合回归以来依据基本法的公民教育与国民教育需要,且留有左派政治和阶级斗争印痕,与香港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故应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法治价值底蕴;(3)“井水不犯河水”,这里暗含深圳河的复杂政治意涵,即自治边境,签证与签注一字之差亦深有蕴含,“这么近,那么远”尽显心理惆怅,“领土之内,边境之外”道出宪制理论困境,异水同源寻求“一国”统合上的重建,这显示出既往偏重政策行话的政治修辞上的不严谨及其政治后果;(4)国防外交权力论,这一度被认为是中央权力仅仅限于国防和外交,这只是政策文宣用语,不大符合基本法,也不符合现代国家的央地关系原理,造成港人极大误解,而这种自我限制还导致了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驻港部队等与香港社会及体制的脱节,俨然“井水不犯河水”,在泾渭分明中放任香港青年延续弱国民意识状态。

   再回到基本法。该法在建构国民意识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体现在秉持“最小变动”原则下的居民本位、权利本位与地方本位。基本法在中央与地方、权利与义务上的内在双重失衡导致所谓的“基本法爱国主义”在观念与制度上几乎不可能。这迫使我们严肃思考基本法作为过渡体制的可能性及其正确的演变方向。基本法是实验性事物,自然有着变与不变的二重性。基本法演变应促进“一国”与“两制”回归常态,这不是回到过度一国化的“全面管治权”,也不是城邦论式的“极度自治论”,而是侧重建构和稳固中央应有权力及提升香港国民意识与政治认同。

   确立香港青年“回归史观”与“公民—国民”意识模式的可行对策建议包括:(1)加强历史文化教育,弥补香港青年教育中近代民族国家史缺失的一环,对冲“殖民史观”的过强影响;(2)基于公民义务的增量立法,即通过国家单行立法,一方面从否定意义上阻断港独和香港民族意识(如《反港独法》),另一方面开放参军、公务员、外交官、内地法律服务市场等公民义务实践领域,通过“港人治国”体验扭转地方主义倾向,建立国家与国民概念和意识;(3)国际化战略倾向的支持:在“一带一路”的中国国际化和区域秩序建构战略中赋予香港青年更多参与机会,使之与国家产生日益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感;(4)研讨“国情课程”的常态化与多元化机制,即在香港青年教育中引入在内地进行的国情课程,作为必修课程加以推行,这绝不仅仅是夏令营式的体验之旅,而是严格国民教育的一环;(5)内地在现代化基础设施(民主、法治、人权等)上更加开放发展,更加自信向前,增强整体体制的改革力度与行为确定性,形成对香港青年的价值吸引力和远期期待。如此治港,内外兼修,则央港关系仍有改观空间,香港国民意识亦并非不可培育。远者可比,拿破仑如何由一个参与独立运动的“科西嘉人”转变为缔造国家历史的“法兰西人”,是一个个人传奇,也是一个公民教育佳话,而参军及公民体验是个中要害。

   作为港澳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我在多个咨询与研讨场合均主张过一国两制虽然尊重差异,但作为宪制原则必然追求融合及同质性,所以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20年会需要适当由侧重“隔离放任”转为突出“融合互动”以利于国家整合与青年融入。为此,需要中央承担起必要的宪制与政策责任,决断打通香港青年“北上通道”,开展一系列与内地公民同等化的“公民化管理与体验”工程,如此,一国两制在香港才可能有真正的人心支持与制度未来。

  

  

  

   五、篇章与布局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也是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在香港的制度实验二十周年。一国两制作为中国宪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创制,构思于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整体战略之中,成熟于对港澳的回归谈判与基本法立法过程,对两岸关系发展亦产生结构性与示范性影响。香港基本法作为一国两制的第一个正式立法,有着重大的历史与制度开创意义,对于澳门回归、台湾回归有着不可取代的经验与先导意义。因应港澳台不同的历史与制度背景,一国两制在共享基本思路与原理的同时,也在各自地域性实践中产生了特色性问题和经验,同时面临着差异极大的问题和挑战。  

     二十年来,中央和香港社会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共同致力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两地的经济互动以及基本法之下香港的政制发展、法治进步和社会变革,取得了基本的成功,但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从居港权危机、23条立法、国民教育风波、本土主义兴起、占中运动冲击、旺角暴乱滋扰到港独议员宣誓事件,林林总总,显示出香港治理在历史观、政治认同、法治底线、社会取向等诸多方面均有着不容轻视的冲突与分歧。如今,香港治理进入了某种“中期时刻”,迫切需要中央、香港以及各界仁人志士对这二十年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客观理性的回顾、总结与反思,为建设未来三十年的新香港、新国家贡献才智。我们需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讲好香港故事,才能更加平衡与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一国两制与基本法。

   鉴于上述理解与共识,在全国港澳研究会支持下,我接受北京出版集团的特别委托,主编一本综合反映香港回归二十年来政治、法律与社会文化基本线索、基本面貌、基本成就和主要挑战并适合政策参考与大众阅读的普及类社会科学著作,书名确定为《视角:香港回归二十年》。

   本书除主编序言之外,正文部分根据主题分为“政制发展”、“法治进步”、“社会变迁”和“文化演进”四编,另附有香港特首选举访谈文1篇。正文部分每编3篇文章,约请相关领域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资深专家或青年新锐对已有代表作进行修改扩充,也有部分作者贡献原创文章,令人感佩。文集具体内容亦异彩纷呈,风格多样,斑驳陆离,在历史与理论叙事中颇见各家之气质、个性、坦荡胸襟与鲜明爱憎。文集主要讨论议题包括:香港政治的辩证法理;一国两制的哲学基础;管治权争夺;政改闯关;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依法治港核心内涵;香港司法变迁;政党政治;宪法认同;香港的占中运动、民粹主义与本土主义思潮;居民价值观变迁以及文化港独,等等。

   政制发展是香港回归二十年央港关系发展演变的一条主线,也是香港管治的核心议题,是两制根本差异集中体现的领域。回归二十年来,香港政制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下循序渐进,朝着普选及民主化方面不断改革发展。但两制内含的政治理念差异以及香港对西方模式的想象与依赖,使得这一进程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占中运动以此为主题,政改闯关是香港最靠近普选的时刻,但因缺乏共识与信任而最终失败。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持开放包容立场,将香港普选放在一国两制结构性演进的大局中定位和思考,使之与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协调,服务于国家发展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香港政制发展包含着一国两制香港模式的丰富经验,因而是回归二十年之间聚焦讨论的中心议题。

   香港是法治社会,回归二十年来,香港的繁荣稳定与高度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法治的权威而有力的保障。但香港法治属于英式普通法传统,基本法在设计上又将终审权授予香港地方,这就导致在社会运动与公共秩序遭遇重大冲击时,香港司法难以有效顾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显示出地方司法的局限性。一国两制在法治层面应逐步完善中央管治权的法治化,对香港自治权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促进香港普通法的国家法转化。经历占中运动、旺角暴乱和港独宣誓,中央坚持依法治港,通过白皮书、八三一决定以及人大宣誓释法,有效规管了香港的选举秩序和宣誓秩序,完善了对香港自治权的宪制性监督机制,取得了香港治理上的重要观念与制度进步。香港法治在社会运动激进化挑战下面临一定冲击,但在其自身权威性以及中央监督和支持下,一种更加合乎一国两制原理与初衷的“香港新法治”正在生成。

   香港社会是高度发达和西方化的社会,其与政制发展及法治进步之间的互动非常密切。回归以来,香港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突出特征是社会阶层矛盾凸显,本土分离主义滋生,政党分化加剧,社会撕裂严重,共识基本面遭遇裂变。但香港社会亦有理性反思的重整力量,爱国爱港阵营及其社会组织能力也在增强,反占中与反本土运动中对香港本土分离主义构成重要制约。香港社会变迁是高度复杂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现象,同时叠加上了一国两制的制度复杂性以及内地与香港经济优势对比带来的巨大变化,更形复杂。修补社会撕裂成为新特首施政重点,是香港政制发展与法治巩固的基础性工程。

香港是移民城市,文化历来多元,但英式文化在精英层和教育系统具有主导地位。香港居民在回归之前较长时段分享着“难民世界观”,将香港作为短暂避难所和落脚地,但随着香港经济起飞和管治改良,香港居民日益产生定居感和归属感,本土意识开始孕育,本土文化开始成长甚至反向影响内地。回归以来,香港社会文化日益激进化,经由民主运动、保育运动而逐步达至占中运动、港独运动之类的激进运动,日益脱离了原初的本土文化基底,而诉诸一种民粹化和乡土化的后现代特征,成为一种独特的港式抗争性社会文化。主权回归与人心难归,是香港回归二十年的焦点问题。因此,文化治理和文化回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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