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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香港,那漫漫的“归航”

——《视角:香港回归二十年》主编序言及其他

更新时间:2017-10-30 15:50:36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近年来,香港管治陷入拉布、社会运动、政改乃至于港独多重冲突之中,元气耗损,社会撕裂,经济放缓,贫富差距拉大。香港迫切需要走出“过度政治化”陷阱,休养生息,积极建设,为自身探索出一条新路,也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法治权威和秩序理性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需要恢复守法与护法的社会习惯,消除占中运动和旺角暴乱对法治的冲击。经济民生是香港重建的关键点,是香港社会恢复活力、弥合分歧的重要抓手。中央在涉及普选政改的“民主”议题上亦持有积极开放态度,但需要香港社会“重建”成功以及香港政治共识和国家认同进一步凝炼成熟,才可获得稳固“推进民主”的可靠政治条件。香港民主化是中央的制度承诺和支持目标,本次报告再次予以确认。

      第五,区域融合与一体化成为治理“港独”和引导香港新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港独以本土意识为基础,以香港看香港,视野偏狭,心智封闭,毫无前途,拖累香港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与转型。中央除了通过人大释法及支持特区政府反港独之外,还积极思考和推进以粤港澳区域融合及一体化为突破口的国家性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预设是只有帮助香港走出在地局限,融入国家体系,才能根治港独孤立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精神病灶。经济吸纳政治以及用发展解决问题,显示了内地之“中国模式”的核心智慧。当然,香港社会毕竟不同于内地社会,经济民生改善和经济的区域融合并不能完全取代香港社会的民主化目标以及香港自身的在地调整与合理化,所以需要内线、外线双管齐下,协同治理,才能确定更优效果。

      第六,突出港澳在国家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独特优势、地位和功能,以动态互惠确认和保障一国两制的实质正当性基础。港澳的高度自治权并非天赋,也不是殖民者恩赐,而是作为主权者代表的中国立法机关从中国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做出的政治决断。按照一国两制的完整逻辑,有利国家发展实质上优先于港澳繁荣稳定,而中央保持港澳繁荣稳定也有着保障和支持国家更好发展的正当动机和出发点。因此,香港发生“港独”或经济倒退,就同时破坏了一国两制中的香港利益和国家利益。香港人不仅是享受基本法上的高度自治权以及各种自由权利,也负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政治伦理和行为责任。这可以称为一国两制的“宪制对价”理论。香港人既往偏重于单纯以“权利”视角理解一国两制与基本法,而缺乏国家认同、国家义务观及服务国家的国民意识。也因此,参与区域一体化及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事业,可以成为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以及港澳“公民再教育”的生动而富有实践意义的历史过程。

  

   当然,2017之后一国两制在香港如何具体演变,不完全取决于中央的政策不变与制度保障,还取决于香港民主运动的理性节制及泛民主派自我改造为“忠诚反对派”的可能性。

      香港民主运动是中国现代立宪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场运动因其意识形态、历史观和本土化局限而日益脱离于中国整体的民主进程而孤独边缘化及存在被“港独”吸收的危险。在旺角暴乱和立法会辱国宣誓风波中,我们都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危险。尽管香港政改遭遇到暂时性失败,但其对香港民主发展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是重大的,一再严格地检验内地体制的治理现代化主要指标和价值观,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试验田和试金石。在香港回归与基本法实施二十周年之际,我们遭遇到了特首选战空前激烈的选情,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在香港的狭小地理空间与宏大制度空间中并轨扭结。而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双向节制功能:一方面阻却国家安全的威权化倾向而以基本法和本地法治为保护性机制,另一方面则对步步进逼的港独激进主义及破坏法治的暴力行为采取拒斥立场。这就为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争取到了合理而正当的实践空间。国家威权与激进港独互为行动理由,依法治港和有序民主化则成为香港民主发展的新共识。

   在此意义上,香港民主仍有扩展和深化的空间,在大体满足国家安全的义务条件下,重启政改并非禁区性议题,其法律条件亦不是完全不可商谈与改进。香港,因其历史地位与制度角色,已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某种“先行者”。我们要有能力反制这种“先行者”角色的傲慢习性和反国家倾向,凸显其自治理性和制度实验特征。在限制性政治条件下,中国内地选择了“法治优先”的政改进路,聚焦于合法性资源的古典回归及民主政治的协商协同,而“后置”了普选民主的政策议程,这与发展中国家的惯常套路及西方发展援助模式迥然有别,但有着中国政治传统及其发展路径的自身理由和正当性。香港尾随西方而现代化与国际化,如今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恰可充分实验和具体测试“普选民主”的稳靠制度条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非意图的“政治特区”或“治理特区”,这一面向在一国两制中的意义已经超越经济层面,可为未来中国的政改提供必要而直接的经验。我们对一国两制应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和运用,不可单纯局限于经济现代化,香港在这一新的转型发展意义上可继续发挥内地任何特区单位无法取代的实验功能。战略性地看待香港民主发展以及为之提供必要的宪制条件,是中国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顶层视野。

   2017特首选战不再是贬义化的“小圈子选举”,而是基本法下选委会制度范围内的间接民主制度现象,这一点也因为反对派在选委会选举和特首选举中的积极参与而得到印证。中央对特首具体人选的影响力当然不可忽视,但反对派的造王能力以及香港民意尤其是“公民约章”与“民间公投”的实际在地影响力日益增强。这种在法定秩序框架内的竞争博弈本身验证和促进了制度的民主正当性。中央在特首人选上实际控制能力的适度下降可以理解为香港反对派及公民社会民主参政意识与行动能力增长的自然结果,也是香港民主化的必然效应。八三一决定保留了功能代表制作为提名委员会的政治基础,与全体选民的“一人一票”相结合,是一种折中设计。这表明,功能代表制与普选民主制在香港民主发展中,无论是观念竞争还是制度博弈,都将是长期性的,也可能是相互混合的,而混合宪制常常具有更大优势。

   当然,超越特首选战,我们还应具有谨慎乐观的心态看待香港民主发展议题,它不是中国政治的“他者”,而是我们自身的命运和命题。新特首负有历史性使命,沟通国家与本地民意,推进23条立法和重启政改。香港如何走出“过度政治化陷阱”以及“国际干预依赖症”,关键就在于香港人自身的自治民主能力以及国家对香港之“政治特区”战略角色的认知与运用,而新特首正是超级联系人和独特桥梁。我们期待着这样一位“历史转折中的特首”以及香港与国家之命运共同体的缔造。而香港之命运与前途,只有将民主发展与国家建构统合思考,只有“走出香港,融入国家”,才可合理而有效地展开。  

  

  

   四、青年与未来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香港的未来。占中及本土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青年运动,香港政治文化的激进化也与此有关,对传统泛民之“民主回归论”展开批判和竞争的正是以青年为主体的学生与社会精英群体。因此,香港治理有着无法回避的“青年问题”。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危机需要周全化解,香港的漫漫“归航”之路需要在青年身上更多用心,用力。林郑月娥的竞选政纲也充分体现了对青年教育、成长及体制吸纳机制的聚焦与应对,可谓切中要害。

   占中运动的重要政治遗产就是香港青年世代走上政治舞台,形成香港社运新生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既有的“泛民—建制”二元格局并深远影响到后占中重建,甚至对迫在眉睫的政改立法会闯关亦有影响。近期黄之锋巡回世界各地“串讲”香港社运经验及接力街头对抗政治,显示出香港青年深切的国民意识危机。这不得不促使我们重新严肃审视后占中时期重启“国民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香港青年国民意识危机的忧虑由来已久,今尤更甚。在设计具体对策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国民意识的理论定位及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历史构成展开相对细致的考察,才可能明辨原委是非,有的放矢。    

   国民(nation)并不是一个个体主义概念,而是一个整体主义概念。准确界定国民,需要将其放置于具有“家族相似”的近缘概念脉络中加以辨析。对与国民相关之系列概念的误解与误用,常常造成香港政治辩论无法聚焦深化。我们将首先通过“国民不是什么”的否定式思维来确定这一概念的基本属性。

   国民需要在与臣民、公民、居民、人民的精细辨析中获取自身的准确内涵:第一,国民不等于臣民(subject),是整体自治(autonomy)而非受治(subjected)的政治主体,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结果;第二,国民不等于公民(citizen),是偏于共和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这一想象也不是宽泛的文化认同,而是具有直接的政治认同意涵,而公民概念一方面被人权概念“去政治化”,另一方面凸显权利本位,削弱义务感和认同属性;第三,国民不等于居民(resident),是严格的宪法学概念,而不是税法学或行政法学概念;第四,国民也不完全等同于人民(people),前者有着人类学上的民族性(national)特征,后者完全是政治哲学的抽象建构(卢梭理论)。  

   国民概念伴随近代启蒙尤其是法国大革命而发生,是对“nation state”的理论化,是基于民族(nation)而指向作为政治组织之国家(state)的特定理论过程,确定的是现代国家的严格的政治社会基础,西耶斯在论证法国民族的整体制宪权时有着精致建构。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问题因此可简要界定为:香港青年对自身归属于中华民族及其实证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程度。

   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危机有着深远的历史基础:首先是古典基础,即大清帝国的臣民意识(1842鸦片战争之前);其次是近代基础,即英帝国的殖民地居民意识(1842—1997)。这就构成了香港人精神意识中独特的“臣民—居民”模式。香港人在整体近代史中缺乏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能力与体验,不能发展出正常的国民意识,而与内地的百年互动所印证与维系的只是朴素原始的民族情感,而不是高级建构层面的政治认同。    

   香港基本法的核心概念仍然是居民而不是公民,偏重纯粹权利而不是义务,预设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泛人权概念(ICCPR—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香港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人民,香港人民只是一种泛化而不严谨的便利称呼。香港民族论和香港独立论表明香港青年对主权回归中“国民意识”建构的排斥。而国民意识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香港青年无法理解国家概念,亦无法从历史和政治命运共同体及真正共和主义的高度理解和认同中国的发展转型及其政治精神与体制。

   150余年的殖民史在涤荡香港人中华帝国臣民意识的同时,确立了牢固的“居民”政治意识形态。这种纯粹“居民”的政治意识构成大致如下:(1)殖民史观;(2)冷战史观;(3)人权史观;(4)普通法史观;(5)普适民主史观。这些历史观要素混杂综合,构成了香港人的主体政治精神,而“爱国爱港史观”则相对处于弱势,香港的既有教育体系又根本没有承担甚至严密排斥“爱国爱港史观”的渗透与机制性落实。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这种纯粹“居民”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反弹,其中生力军即为包括黄之峰在内的香港青年一代。

在排斥国民意识的“居民”意识形态之下,香港青年组织亦呈现出高度自治态势和社运生力军形貌。比如香港高度本地化的“学生会—学联”体制成为占中运动的强势领导因素。尽管后占中时期香港大学学会生退出学联,但这并非香港学运的分裂,而是青年激进势力寻求社运独立性的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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