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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进 余夏云:海外汉学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7-10-28 01:35:37
作者: 季进   余夏云  

   如果不算漫长的传教士汉学,就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教授席位算起,“汉学”研究进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经历了整整二百年的发展历史。这二百年间,“汉学”的名称、范式和中心几经变化和迁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跻身学术典范,引来“汉学主义”之讥。[1]作为后起之秀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从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算起,也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从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研究领域,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独立学科。我们可以批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的意识形态色彩、过度理论化的倾向甚至某些东方主义(Orientalism)式的价值取向,但是,无需讳言,它对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也带来了挑战和刺激,一再翻新我们对文学和文学史的认知与定位。这样的判断,似乎难逃“冲击——回应”论的老调,可是老调有时仍需重弹,特别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19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影响总是如影随形。我们无法回避“冲击——回应”的现实,关键是如何进行分析和阐释。这种现实是基于不同学术话语的对谈,还是不同文化语境的协商,抑或是不同地缘之间文学研究的跨国流通?这种现实因何而成,在何时发生逆转,又缘何而逆转,背后潜藏了怎样的权力话语、动力机制和知识取向?我们当然无法全面回答这些问题,只想提出地缘与学缘、观点与方法、外部与内部三组概念,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探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引出的或折射出的学术史的种种问题,为我们反思海外汉学的洞见和不察,推进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借镜。当然,地缘与学缘、观点与方法、内部与外部,两者的关系并非正反易位或直线进化,更多的是彼此修正或相互增益的关系,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

  

地缘与学缘


   所谓“海外汉学”,是指中国之外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文学、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国外中国研究”。其命名本身就直指地缘构造,不难看出背后潜藏的国家政教意识形态和领属自觉,此乃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观念下的产物。这种地缘性往往带来鲜明的政治意念,成为划分左中右文学立场、品评作家作品的重要因素。回首发觞时期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夏志清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政治立场就与国内相左,臧否人物也带有明显的冷战意识形态。虽有列维斯(F. R. Leavis)的大传统和英美新批评贯穿始终,但其架构和评判还是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王德威也曾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新批评”不只是概念形式的操作演习,不妨也视为因彼时社会深陷混乱转而求助于文字正义的“权宜之计”和“终南捷径”。[2]那么,同理以推,夏志清借助于文本世界所传达的可能也包含了他的政治态度或对红色政权的微词,对张爱玲与鲁迅两位的高低月旦,已足见其欲达成的政治正义和伦理秩序[3]。当然,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方向,有时是我们对文学文本先有了左右正误的先验判断,以至于对文本的解读不得不相应地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选择。因此,不一定是夏志清有多少政治情结要借着文字的品评来疏解,倒可能是由于地缘的因素,大陆的批评者们更多地看到了其中的政治芥蒂,与其说要指正其人其作的不足与偏颇,不如说是自认为操持着批评的“正义”,是以文学的标准来公正评价海外的研究,殊不知,这种以权威的形象所塑造的“公正”,也许不过是基于地缘因素所形成的另一种压抑。

   这种地缘观念所形诸的“中国”其实是“大陆+港台”的版图构造,落实到文学史写作上就是主次有别、雅俗有分的叙述体例和编排结构,港台文学从来都是另立旁支,聊备一格。这一方面反映了特殊的历史境遇给文学带来的不同的影响,港台文学与大陆文学大异其趣,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某种强烈的正统中心的价值观念,似乎只有大陆文学才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正统。这种所谓的正统性,以纯正性为标榜,所落入的却是另一种对外来影响的抗拒,这与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不断交流融合的历史恰相违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恰恰伴随着对文学传统的民族主义式的强调。不仅文学理念、美学主张如此,就是文学史书写也包含某种“师夷长技以制夷”式的抗拒。20世纪之初,各种文学史相继出现,梁启超、王国维所要见证的是文艺观念、小说主张的现代化,而林传甲、黄人诸位则要求通过文学史的叙事彰显民族主义的观念,即使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对国民性观念兹在兹,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和思维。与正统中心观念相关的是,地缘观念对海外丰沛的流散文学视而不见,以至近年来海外关于sinophone(华语语系)的讨论愈演愈烈。王德威特别强调文学现象与文学观念的“众声喧哗”和“多重缘起”,所求证的是多元并发的文学格局,以及流散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礼敬,而史书美则偏好流散文学异于大陆的特质,更在乎这种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偏离[4]。sinophone的观念由海外学人提出,也说明这个概念不仅涵容的是星散海外的文学创作,也透露出海外学人的忧切心态。从陈世骧的抒情传统以正宗法乳论中华传统,到史书美以异流造型论现代文学,实在是一脉相承。这里面是去国离家的“想象乡愁”,是情感的政治,也是后殖民理论所一再搬演的“身份认同”的具体落实。如此种种,都与地缘观念颇多关联。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要提出“学缘”观念,以弥补或纠正“地缘”观念所带来的种种不足与偏颇。这里所说的“学缘”,不再囿于学校、地区或相似的求学经历这些因素,而是指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源被广泛分享,人们在深入地理解、探讨、交流、对话时所形成的一种学术联结。它取代了那种实存的人际关系和学术网络,转而强调虚拟的同一性的时空构造,更多的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共同体”这个流行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才得以成立?如果只是同时致力于一个学术领域,一起开过几次会、讨论过几次问题,就不加辨别地称其为“共同体”,那显然完全取消了“共同体”的独特含义,将其平庸化、庸俗化了。同样,对于那些王德威所批评的挟洋自重者,借“表演”新式西方话语,变理论的干预为理论的买办,游走海内海外,一鱼两吃者[5],恐怕“共同体”之说也无从谈起。因此,“想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超然的学术通道,远离了实体性的机构设置和实质的学术利润,关心的并非搬用时髦理论可能引出的轰动效应,而是强调彼此的对话所能提供的学术争议和增益。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论述中,想象并非凭空而起,它的达成依赖于现代印刷技术,特别是小说和报刊所构造的一个拟设的公共空间[6],而在“想象的学术共同体”中能与此功能相当的大约是翻译所扮演的角色。虽然翻译背后各种话语利益交织,所建造的交流平台也绝非是等值和均衡的,但正是翻译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改造着“共同体”意识。换句话说,学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并不是某种同一的信仰或一致的立场,而是根植于不同面相的反思、不同话语的对话。在全球化的流通和交际中,学术共同体中也充满着各种学术欲望的呈现与符号仪式的转移,这种欲望既可能如陈小眉所展示过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那样导向自身[7],也可以像刘禾追索过的“帝国碰撞”(the clash of empires)那样指向外部[8],但不论欲望的方向如何,它们都不断丰富着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与系谱。这种不断丰富与深化的想象的学术共同体,正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学缘”。从地缘到学缘,既代表了海外汉学研究的某种趋向,也为我们重新反思海外汉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

  

知识与立场

  

   把海外汉学作为课堂教学与学科设置的组成,展示了其作为知识的重要面相。“-ology”这个词缀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就一般的理解来说,知识代表了既成的、客观的、可供传习的思考内容。例如,作为历史的海外汉学,这个理解本身已经包含了一套可供操作的叙事策略(例如,发生——发展——发达——转移——……之类叙事模式)和信而有征的内容,这些东西逼近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写实观”。其以强烈的客观性为诉求,并展现出一种排他的特性。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王德威),其潜台词正直指那种排他的叙述陈规。不过,“压抑”也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出理解。从负面意义而言,自然不外乎大叙事的表述逻辑有一叶障目的后果,其以局部取代全局,以光明覆盖阴暗,这催生了当代学界对所谓“执拗的低音”(王汎森)、“冷落的缪斯”(耿德华Edward M.Gunn)的巨大寻觅热情;但反过来讲,压抑总是历史的结果。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因为对民族国家话语单方面地操控中国现代历史叙事感到不满,从而启动了“复线历史”的观念。在其看来,历史的丰富性需要从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直线型表述中解脱出来。其洞见也许有可能更为接近所谓“历史的真实”。但是,诚如王斑所指出的,脱离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生死存亡、岌岌可危的历史局势,而奢谈这样的丰富性,显然是偏执的,甚至是经院气的[9]。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不过是一种叙事的结果。

   当然,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例如,在田晓菲关于陶渊明的讨论中,她指出传播的手段和载体,是限制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手抄既是舛误产生的客观原因,但它也变相地为抄写者意志的渗入和设定提供了必要的途径。为此,历史上的陶渊明和文本中的陶渊明产生了位移[10]。知识不再是纯粹自足的东西,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因素,他们都从外部侵蚀其独立、客观的构造,也一再逗引文学研究向着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迈进。

   我们不希望把这种研究范式的迁移,仅仅视为一个视点多元化的表现。它同时也是一种质疑和挑战。我们无需回避海外汉学作为一种知识,拥有它自己的阐释传统和理论根基。这些东西构成了上述所谓的排他依据。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的开端便直陈:“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11]但我想表明的是,这种“错觉”可能并非出于“妄下结论”的后果,而是基于某种知识的假定或曰知识的盘剥。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西方学界缺乏主体性,这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即便是在大力标榜中国自身剧情主线的“中国中心观”之下,仍有一种对中国蔑视的嫌疑,因为它间接暗示西方人能够“客观”、“出色”地勾勒出中国的历史,因而可以将中国学人的见解束之高阁[12]。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世界垄断了对中国文学、历史和文化的解释权,并把它处理成一个纯粹的且不能发声的“美学文本”,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对中国知识的盘剥。“知识的盘剥”这个词,是从“李小龙盘剥”(bruceploitation)[13]中引申而来的,不过同它强调电影工业对李小龙个人形象的肆意占用和重新叙述来稀释角色的神秘感不同,我愿意强调,稀释的结果在于建造一种常识,而这种常识事实上帮助巩固了那个西方高人一等的基本信仰和自我崇拜。

为了击破这种崇拜的幻象,我们必须表白知识的“虚伪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意识形态性。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必须还原知识具有想象的维度。历史已逝,这导致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都包含一种叙事的倾向。海外汉学的各项研究,以其各不相同视角、意象投射了一个多样化的中国面貌,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被想象的中国。众生喧哗固然可爱,但那种可爱,与其说更贴近中国自身的特性,毋宁说是想象力的一种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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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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