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是围绕着“改革开放”这个中心，主要的关注点也一直是“政府”。然后在过去的近二十多年中，研究的单元开始从“政府”逐渐扩展到了“社会”，其中将“底层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几乎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这类研究聚焦转型过程中经济上受益少，在政治和经济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和边缘”的群体，通过描述性和分析性的学术语言向社会呈现这些群体的权力和福利的缺失状态。这些研究在描述和分析“底层群体”的状况时，往往对政府持批判的立场，很多研究在其观点的表达上夹带很强的情感倾向, 加上研究者作为社会精英的地位，使得这类研究话语逐渐演化成了“底层群体”的权利的代言，从而使得这类研究呈现出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
由于不同的学者对于中国当代的“国家”、“改革”、“市场” 、“社会”等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同类型的有关“底层”的学术观点往往自身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是主流性的“底层”学术研究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烈的亲“底层”性和质疑国家官方政策的立场。
一方面，民粹性学术研究为社会提供了非官方视角的“底层”生活的实际境况，改变了单一国家视角下有关社会变迁的社会呈现，为“底层权利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改善“底层群体”的社会福利提供了积极的政策支持。过去十多年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社会福利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粹性学术研究所提供实证支持和由此引发的公众的呼吁。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不能质疑严肃性的底层研究的学术价值，但是很多“底层”学术研究忽视了社会变迁中社会秩序失范有机愈合机制的作用，也忽视了社会群体作为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忽视了不同类型群体的能动性所产生的阶层动态性以及不同群体社会功能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在学理上制造了极端二元论，通过学术话语不断制造和强化了社会的“断裂”。这类研究往往通过直接展示“底层”悲惨性境遇的“算计情感”性（calculating compassion）策略从而建构了一个 “底层”呼声等同于“正义”的底层政治逻辑，并依托巨大的“底层”呼应建构了“底层”的政治正确性主张。
“底层研究”通过为民粹性社会运动提供思想资源的方式，并同时与民粹政治相结合共同建构了一个“民粹社会实践的同盟”(community of populist social practice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同盟即便不是有目的的，但至少在客观上正在由原初促进民生的积极社会角色演化为中国社会碎片化和对立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社会整合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隐形伤害。
作为否定殖民历史观的国际底层研究思潮
虽然说，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底层”民粹学术思潮是中国“地方性”的学术实践，但是各种类型的底层研究在总体上则受到了国际底层研究思潮的影响。底层研究思潮（Subaltern Studies）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从反思印度历史逐步扩张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思潮。
七十年代末期，八位来自英国和印度的历史学家在剑桥聚会讨论出版一个有关底层历史研究的杂志，牛津大学出版社最终同意以“底层研究：关于南亚历史和社会的问题”为题出版系列出版物。从1982年到1989年，底层研究的发起人，印度历史学家古哈（Ranajit Guha）与他的其他7位合作者们共完成了六卷底层研究专辑，包括了47篇文章以及相关著作15部。198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古哈和斯皮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主编的《底层研究选集》一书，萨伊德（Edward Said）为该书做了序。这标志着底层研究学派的成型。
至此以后，底层研究思潮在全球范围从历史伸展到了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和文化批判。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古哈的《殖民地印度农民暴动的基本问题》一书是底层研究思潮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代表之作。
该学派的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的影响，但他们摒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半封建的印度在英国殖民后如何获得民族独立的理论，同时也摒弃了印度是通过精英的觉悟才取得独立的殖民历史观。
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底层社会。他们认为正是印度的底层社会运动，而不仅仅是那些看得见的由精英组织的游行示威导致了印度社会的变迁。他们的研究彻底改写了传统上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所形成的殖民-去殖民的南亚历史叙事，奠定了反对主流历史解释的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他们同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运动的话语和修辞表达方面，力图从社会运动的话语的表达上解构殖民话语体系，这为其后的后殖民主义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方法。
南亚历史学家们在针对南亚文化和社会与国家和政治经济在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中的作用方面原本一直就存在学术上的分野。 底层研究潮流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分野。在底层研究的影响下，南亚国家的历史开始成为两个历史，一个是充满文化和反抗的人民历史，一个是充满了精英和政党的官方历史。
事实上，针对这个二元对立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构建的方法论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直都存在很大争论。从理论上看，正如鲁登（David Ludden）所说的那样，底层研究把民族和国家分成了水和油。将底层和精英截然对立，将大众和国家完全割裂。就连底层研究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萨卡儿（Sumit Sarkar）都不得不承认被割裂的不同方面实际上都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从实践层面看，如果印度的社会变迁来自于底层的抗争的话，那么为什么尽管印度存在数几十年的底层的抗争，但是这些抗争都没有导致印度国家的体制的变化。虽然印度的国家体制并没有能够阻止底层的反抗，但是，底层的反抗也没有导致革命。 还有的学者通过提出为什么中国和越南的民族主义导致了革命，而印度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问题之一底层研究学理？
底层研究除了关注大规模的公开的暴动和抗争之外， 还将关注点转向日常的和个体针对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反抗，斯特特（James Scott）的《弱者的武器》就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之作。底层研究思潮在继续揭示印度过去的底层反抗的政治运动以外，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全球化和发展问题。
戴萨义（A.R.Desai）1986年出版的《独立后印度的农政斗争》一书。该书在展示印度农民的历史抗争的同时，强烈质疑印度实施绿色革命的技术官僚的发展主义，这也标志着作为旨在改变历史叙事的底层研究扩展到全球化与发展领域。至此以后，底层研究又成了反对全球化的学术武器。底层研究思潮不仅对于后殖民主义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了全球范围的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性公民社会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底层研究的民粹化
广义性的“底层研究”和底层政治行动在中国算是很有历史的。通过“底层”革命而产生的朝代更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 中国近代的变革也是精英动员“底层”的结果。“人民创造历史”是对这一特有的政治现象的归纳。早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应该算是“底层”视角的代表性著作。而中国当代对于“底层”的关注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
1992年陆学艺和1995年李培林主编的《改革中的农村和农民》以及《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不能说是典型的“底层研究”，也没有直接针对“底层群体”，但这些研究为其后不断出现的底层研究产生了影响。
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三部书可以说是中国底层研究的代表之作。他在人民大学的一个讲演中讲这三本书是他近十年来关注的基本问题及主要的研究活动和结论，他想表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底层社会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国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底层社会，确认和保护底层社会公民的个人权利。
底层研究思潮迎合了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市场化以来出现的日益不平等问题的学术关切。孙立平在本世纪初提出的“断裂‘理论，将他早先提出的精英和上层社会的形成系统化，李强等开展的农民工的研究和九十年代李小云等倡导的参与者发展等都有着明显的”底层研究“的色彩。
赵树凯的观点大致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国际底层研究的态度。他认为“印度的底层研究学者们自始自终将农民视为最具“底层性”的阶级，站在农民的立场来考察统治和从属关系，展示了农民在印度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独特贡献。中国社会虽然没有经历印度那样长时期的殖民统治，但无论历史上中国农民的受压迫程度，还是当代中国农民所处的边缘化状况，都基本上符合有关“底层性”的界定。底层研究学派所提供的政治分析框架，可能对我们研究中国基层民主、公民参与等政治过程有重要启发。”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引发的农民工和留守问题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等转型问题是中国的底层研究思潮发展的主要土壤。从80年代关注土地承包权到90年代的三农问题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农民工，留守问题和城市化占地等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完成了从以研究“上”：国家为主的研究向“下”：不同群体和“上下一体”研究单元的转变，同时“结构主义框架”也开始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中重要影响。
二十一世纪的十多年中，“底层群体”几乎主导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关注力。“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失地农民”等占据了巨大的研究资源，与此同时，大量诸如“新工人”，“新农民”等新的结构主义概念也不断出现，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底层研究”思潮。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由“国家”为单元为主转向“国家”和“社会”为双重单元是中国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学术回应。因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能动性主体不再只是国家一个，而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
大量严肃的底层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体系，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成熟和发展。很多涉及到底层问题的学术研究如陆学艺，李培林和李强等的社会分层理论，孙立平的断裂理论和于建嵘的底层政治逻辑等均对中国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很多底层研究也忽略了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为不同的行动者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机会的客观性，忽视了包括底层群体的社会行动者在新的场域中重新建构社会关系和自身认同的能动性，忽视了在全球化过程中事实已经很难有一个均一的“农民群体”，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留守人口”既不是一个均一特点的群体，也不是一个固化的阶层等。
特别重要的是，很多底层研究未能很好地把握中国存在着改变阶层的主导性政治力量的现实以及这个政治力量对于社会分化的负面性所具有的极高的内在敏感性，能动性和政策回应能力的制度性特点， 而仍然沿用传统的结构主义视角和基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阶层固化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来看待中国实际上正在变动的社会阶层。
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民间社会组织思潮也诞生于转型问题的土壤中，这些组织为了强化其组织的专业化将底层群体不断细化分类，从而发育出了特殊的“机构利益维持需求”。这种利益的维持同时需要具有公信度的研究理论的支持，继而催生了底层学术与民粹性社会运动思潮在“专业利益”方面的联姻。
在“底层研究”逐渐从纯学术研究扩张到了社会活动领域的过程中，虽然很多底层研究依然坚守其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伦理，但是不少底层研究则将消费底层作为其功利化的资源，通过学术话语不断放大底层境遇的负面性，从而使得部分底层研究产生过度“民粹化”的倾向。严肃的底层研究的学术价值不用多疑，而以消费底层为主要策略的大量“底层研究”在一定意义对社会的整合则可能是一种看不见的伤害。
本文系作者授权刊发，标题有修改，原标题：“隐形的伤害? ‘底层研究’与民粹性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