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段德智:社会主义国家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战略思考

更新时间:2017-10-27 12:03:00
作者: 段德智 (进入专栏)  

  

   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败,以此为鉴,是当代共产党人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宗教作为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苏东剧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江泽民曾指出:“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作为遏制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所不喜欢的国家的重要手段。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国际敌对势力就利用了宗教。”[①]本文的根本目标即在于参照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对社会主义国家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作一番战略思考。下面,我们就依序对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战略意识、战略举措和战略管理作出说明。

  

   第一节  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战略意识

  

   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②],人在设计、实施和管理战略时,首要的便是战略意识。因此,我们将首先阐述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战略意识问题。

   一、树立“世界”意识和 “一球两制”意识

   要树立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战略意识,首先就须树立世界意识,具有国际大视野。不同于战役或战术对局部的关注,战略关乎战争或工作的全局[③],而其全局性又首先藉其空间性展示出来。安托万?亨利?若米尼(1779—1869)就曾指出:“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④]战略的制定者、指挥者和实施者只有通观全局、把握全局,同时集中力量解决好事关全局的局部问题,才能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对于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来说,全局性的空间维度首先就体现在它的世界或国际大背景上。离开了世界意识或世界眼光,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具有战略意识或战略眼光,就根本不可能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战略和修订战略,从而根本不可能对境外宗教渗透开展任何有效的防范和抵制,不可能有效地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树立世界意识实在是树立防范和抵制抵制境外宗教渗透战略意识的第一要务。

   树立世界意识首要的根据就在于境外宗教渗透的全球性质。谋求国际资本和国家利益的利益的最大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支撑点,因而它们对外宗教渗透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就势必具有全球性质。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南北矛盾超过东西矛盾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西方国家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和宗教渗透,“向发展中国家灌输西方价值观念,鼓吹‘西化’是目前在意识形态方面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⑤]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便是典型例子。因此,为了洞达西方资本的罪恶本质,为了及时掌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和宗教渗透的最新动向,为了卓有成效地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就必须具有世界意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事实上,在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确实是从谋求全球霸权和最大利益的角度和高度来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的。例如,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推行美国的全球霸权外交,推行克林顿政府的“扩展民主战略”或“全球民主战略”。这从克林顿1998年访华的安排和内容便可知悉。是年2月,克林顿在访华前“钦定”美国宗教领袖代表团,让其对我国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代表团回国后撰写了相关报告,向总统全面汇报了其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观察、了解和看法,并呼吁总统和政府出面“解决”问题。6月,克林顿访华,宗教或宗教自由问题成了美中会谈的重要内容,一如克林顿所言,“我就宗教自由问题与江主席进行了广泛的交流。”[⑥]由此可见,克林顿政府完全是从全球外交战略的角度来实施其对外宗教渗透的。事实上,全球外交战略或全球霸权战略是二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基本国策,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中曾一语道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这场战争已到达了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美国和苏联都成为全球性强国,在任何地方影响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的任何东西,也影响我们之间在每一个地方的力量对比。苏联人认识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认识这一点,并且必须学会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⑦]既然如此,我们中国人也应当学会“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布热津斯基出版过《大棋局》,基辛格出版过《大外交》。我们也应该有“大棋局”和“大外交”的意识,至少应当学会从“大棋局”和“大外交”的角度来审视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

   其次,树立世界意识和国际大视野也是时代的要求。马克思曾经指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逐步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⑧]人类的历史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一个从地域性的人向世界历史性的人演进的历史。时至今日,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普遍交往”的时代,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领域。我们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从全球角度来审视问题,才能正确地认识事情的本来面目,才能有效地处理各种问题。闭关自守清代中叶就完全行不通,遑论今日?

   “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从“一球两制”的角度和高度看待和处理问题。当今时代虽然存在着多种社会制度,但主要的两种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便是毛泽东所言的“两股风:东风,西风”[⑨],也是邓小平所强调的东西问题,它是西方国家发起的“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⑩]“一球两制”已然一种共识,不仅共产党国家的领袖这么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也是这么看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反复强调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我们与莫斯科的竞争决不能只限于非共产主义世界。……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政策,使苏联人参与我们的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以便将来促进他们制度内的和平演变。”[11]这种东西方的战争便是他在《真正的战争》中所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南北矛盾已取代东西矛盾构成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但东西矛盾依然是一种比较重大的矛盾,是我们审视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它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矛盾,如与南北矛盾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当今时代,我们要树立战略观念,树立世界意识,就必须有一球两制意识。

   有无世界意识、国际大视野,不仅是一个认识水平的高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我们要不要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政治立场问题。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在此方面惨败,一项重要的原因便是其共产党人缺乏世界意识和一球两制观念。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这个波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12],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逐渐觉醒便是明证。1978年,沙夫完成了他的专著《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试图对刚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13]但此时,他对境外敌对势力对波兰的政治和宗教渗透毫无警觉。他一方面极力鼓吹改革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党的官僚机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倡导建立“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14]沙夫的这一立场在1981年8月写出的《波兰的教训》中没有明显变化。他认为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群众不愿意在现今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而爆发的一场自发的、真正波兰的运动”,“在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这场反对政权和制度的群众性的人民造反行动,具有和平革命的一切特点(至少现在是这样)”。[15]基于此,沙夫对将波兰事件界定为“由敌人代理机构唆使和组织的、由帝国主义领导和资助的反革命事件”的“宣传”非常不满,认为这“显然是官僚机构的防御性反应”,是“他们对本国公民实行鸵鸟政策”。[16]然而,随着波兰事件的进一步升级,境外敌对势力对波兰实施政治干涉和宗教渗透日趋公开化,沙夫的立场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沙夫不再为团结工会唱颂歌,而是谴责“他们越来越被胜利冲昏头脑”。另一方面,沙夫开始谴责波兰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各种特务网”、“不知羞耻地利用”团结工会“政治上的愚蠢和幼稚”的外国政客和外国观察家,[17]“开始”“从‘外部’问题”“去揭示那些肮脏的手在玩弄这场关系到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赌注”。[1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波兰的教训(续)》中,沙夫依然寄厚望于“波兰的教皇”,但却开始对受到“波兰的教皇”支配的波兰天主教会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谴责道:“我们的教会最近一段时期是否继承了维辛斯基红衣主教的这种传统了呢?没有。……如果维辛斯基红衣主教仍然在世,……教会就不会同国家权力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不会在涉及到民族团结和教会参加民族团结这类重大事务上采取儿戏的态度,不会一味地支持团结工会。”[19]直至90年代初波兰剧变完成时,沙夫终于明白波兰事件的真正“幕后操纵者”是美国与梵蒂冈,是它们结成的“神圣同盟”合谋导演了波兰剧变。在《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一文中,沙夫援引“一位美国分析家”的话说:“就波兰而言,教皇和总统……所干的就是利用国内对立势力的矛盾,制造内部冲突,自己却不留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20]沙夫在谈到里根政府的和平演变谋略时,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利用教会这张牌来征服人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己又不留一点可以被人利用的痕迹。由此,我们看清了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垮台的过程中,美国领导人及其特务部门是如何积极开展工作的。”[21]沙夫终于醒悟境外敌对势力通过宗教渗透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和“社会复制”乃波兰剧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因。不过,沙夫的这一觉悟却是以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被颠覆为惨重代价的。

   沙夫当属孙中山所言的“后知后觉”[22]者,而我们却要以此为训、做“先知先觉”者。在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世界意识和国际大视野,既要学会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看问题,也要学会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看问题,及时识破和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宗教渗透的种种阴谋,有效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否则我们就会重蹈波兰剧变前中期的沙夫的覆辙,成为一个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沦为“不愿做逍遥派”的“逍遥派”,[23]坐看社会主义政权的颠覆。

   二、树立“长时段”意识,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

   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识不仅要求我们具有世界意识,而且还要求我们具有长时段意识。

长时段意识的必需性,从根本上讲,是由战略在时间层面的全局属性所决定的。战略涉及到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关乎到达到战略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克劳塞维茨强调“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24]即是谓此。既然如此,树立战略意识就非有长时段意识不可。尼克松在谈到美国的对外战略时,就突出地强调了长时段意识的必要性。在《1999:不战而胜》中,他写道:“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政策并不仅仅针对短期利益。它关系到塑造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反对苏联扩张主义并非出于一种对权力的欲望,而是因为如果莫斯科占了上风的话,它将摧毁我们的价值观。因而我们必须采取一项长期战略同莫斯科竞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6605.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