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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远招:康德黑格尔死刑正义论的当代审视

更新时间:2017-10-26 21:13:42
作者: 舒远招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自贝卡利亚最先明确提出废除死刑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宣布废除死刑。可以说,废除死刑的主张,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但是,康德和黑格尔在自己的法权论著作中却明确反对废除死刑,并明确反驳了贝卡利亚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死刑的实施,其首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正义,而非为了社会的功利。所以,废除死刑,就取消了诸如杀人者必须偿命这样的正义原则或公理。在当今废除死刑的世界性潮流面前,康德和黑格尔作为哲学家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

  

   关键词:康德,黑格尔,死刑,正义

  

   1784年,意大利人道主义法学家贝卡利亚(Marchese Beccaria)在其《论犯罪与刑法》中最早明确提出废除死刑。此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废除了死刑。据维基百科2009年6月统计,全球197个国家中,已有139个国家实质上废除了死刑,占全球国家总数的70%。其中,有94个国家完全废除死刑,10个国家废除普通死刑,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执行死刑(军事犯罪或战时犯罪),还有35个国家虽然保留死刑,但是在最近10年里没有执行过死刑,相应的,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只剩下58个。

  

   在废除死刑运动中,欧洲国家充当了急先锋。1985年,欧共体(欧盟前身)废除死刑并且将废除死刑作为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之后,除了白俄罗斯仍在执行死刑,其他欧洲国家都已废除死刑,其中也包括德国。然而,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我们却看到:这两位德国哲学家都曾明确地批评过贝卡利亚的主张,即反对废除死刑。康德和黑格尔究竟根据什么理由主张保留死刑?他们的观点在废除死刑的世界性潮流面前是否显得迂腐,或者对于当代世界死刑废存的重大争论也会有某些启示?这是本文探讨的课题。

  

   一、康德的死刑正义论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论部分,康德提出了自己的死刑正义论。他明确主张保留死刑,而保留死刑的主要根据在于:必须体现司法的正义。也就是说,他是从司法必须伸张正义的角度来论证死刑的合理性的。

  

   康德首先反对把死刑的实施仅仅建立在功利的考虑之上。他说:“司法的惩罚永远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而为了罪犯本人或者为了公民社会来实行的,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仅仅是因为罪犯犯了罪而施加于他的;因为人绝不能仅仅作为手段被用于一个他者的意图,被混同于物的法权的对象,他与生俱来的人格性保护他免受这种待遇,尽管他完全可能被判决失去公民人格。”(《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343页)这就是说,即使一个人被判决失去公民人格,他的人格性也绝不允许人们把他仅仅当作实现功利目的的手段,哪怕是为了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我们之所以要惩罚一个人,并不是为了由此获得对于他自己或社会的某种好处,而仅仅是因为他犯了罪,因而该当受罚;我们将一个人判处死刑,首先也是因为他犯了死罪,因而应该被处死,而并非为了社会稳定、和谐之类的功利目的。

  

   保留死刑是否能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从而预防犯罪,稳定社会治安,废除死刑是否具有更大的功利,这统统不是康德首先考虑的问题。因为“在人们还想到从这种惩罚中为他本人或者他的同国公民得出一些好处之前,他必须被认定是应受惩罚的”(同上)。所以,杀人者必死,他认为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如果一个死刑犯同意在他身上进行一项危险的实验,而且实验幸运地成功了,医生由此获得了一种对共同体有益的药方,我们就免除这个死刑犯的死罪,那么,在康德看来,这就等于正义为了某种价格而出卖了自己,于是,正义就不再是正义了。

  

   康德认为,死刑代表着对死罪的正义的惩罚。犯什么样的罪,就应该受什么样的罚。这其中有着平等、对称的原则在起作用。所以,你使人民中的一个他者遭受什么无辜的灾祸,你就把这种灾祸加给了自己。你辱骂他,就是在辱骂你自己;你偷窃他的东西,就是在偷你自己;你打他,就是在打你自己;你杀死他,就是在杀死你自己。死刑是对死罪的正义的惩罚,我们找不到任何别的抵偿物来满足正义。罚款、坐牢、甚至终身监禁,都不能抵偿一个蓄意谋杀者的死罪。“即便公民社会以所有成员的赞同要解体(例如,住在一个岛屿上的人民决定分手并分散到世界各地),也必须把监狱里的最后一名杀人犯处决掉,以便每个人都亲历他的行为所应得的,并且不是血债铭记在人们心头,人民并不坚决要求这种惩罚:因为人民可以被看做对正义的这种公开侵犯的同谋。”(同上书,第345页)

  

   主张废除死刑的人或许会批评说,杀人者必须偿命,是出现在人道而文明的刑法之前的一种野蛮的报复观念。康德对此回应道:这里确实有一种报复的法权(ius talionis),但是,这种法权说到底就是罪罚相等的法权,而且重要的是,“是在法庭面前的(而不是在你的私人判断中)的报复法权,才能明确规定惩罚的质和量;其他一切法权都是摇摆不定的,而且由于其他种种干预性的考虑,不能与纯粹的和严格的正义之判决相符合。”(同上书,第344页)这就是说,他所说肯定的报复不是私人的报复,而是由法庭代表共同体而向死刑犯所实施的报复,这种报复是正义的。

  

   主张废除死刑的人总是强调人的生命权,包括死刑犯的生命权。他们认为,生命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是人行使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上帝或自然赋予人类的,国家不能以法律的名义予以剥夺,并且法律禁止公民杀人,但国家却对杀人公民执行死刑,国家是在用死刑有计划的杀人,这意味着国家在用另一个错误来抵消第一个错误。他们还认为,民主不能侵犯犯罪人的自然的基本人权,即使全国民众一致同意,也不能“公然合法地”杀人,这是法治的根本理念。只有坚持“任何杀人都是违法”的理念,人权才能全方位彰显,人文道德才能进一步推进。处死那个因杀害别人生命而犯罪的人也是违法的,即使他杀了人,也不能对剥夺他的生命,否则就是以新的违法去惩罚旧的违法。在康德看来,这样一种见解的错误,就在于把生命权绝对化了,由此遗忘了必须在罪与罚之间确立起一种公平正义的状态。每个人都有权占有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对于这一点,康德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假如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杀死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共同体就有权剥夺杀人者的生命。康德写道:“此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因谋杀而被判处死刑的人会抱怨,这对他说来太过分,因而不公正;如果他这样说的话,每个人都会嘲笑他的。”(同上书,第346页)

  

   康德赞同死刑,但他反对虐待死刑犯:“只有依法院判决对凶手执行死刑,但不能有任何虐待,虐待会使承受的人格中的人性变得令人憎恶。”(同上书,第345页)此外,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康德是从罪罚相等的原则出发来谈死刑正义的,因此,他也反对将本来没有死罪的人处以死刑。在他看来,只有叛国者、谋反者和蓄意杀死他人者才配得上死刑。他甚至说,如果一个国家谋杀者人数过多,以至于要处死所有罪犯国家就会面临解体的危险,那么,在此特殊情形下,就可以用流放来代替死刑。这一变通,似乎跟康德的死刑正义论有些矛盾,因为康德认为:为了共同体不至于解体,死罪就可以以流放来代替。

  

   康德还谈到了另外两种特殊的情形:一是母亲杀死自己非婚怀上的婴孩;二是军人杀死自己的战友,即决斗。他认为这两种特殊情形中的杀人甚至是可以不叫做谋杀的杀人,犯人虽然也应该受到惩罚,但不能由最高权力机关用死刑来惩罚。他提供的主要理由是:非婚出生的婴孩,原本是在法律的保护之外而降生的。这个婴孩就像违禁的商品一样,是偷偷溜进共同体的,“以至于共同体可以对他的生存(因为公道地讲,他本来就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生存下来),从而对他的毁灭置若罔闻,而且一旦母亲的未婚生育败露,那他的羞耻便是任何规定都无法除去的。”(同上书,第348页)康德的这种观点,在许多人看来可能过于冷酷。尤其是对于无辜的婴孩而言,显得太不人道。但他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母亲杀死非婚生育的婴孩到底是否犯了死罪?至于决斗,康德认为如果一个下级军官受到上级军官的辱骂,他便有理由为了自己作为军人的荣誉而提出决斗,以便证明自己的勇气。于是,如果他在决斗中杀死了自己的上级,也不应该判处死刑。但是无论怎样说,上述两种情形的出现,毕竟使得死刑惩罚的正义陷入了窘境。

  

   康德也讨论了我们能否赦免死刑犯的死罪问题。在他看来,对罪犯的赦免法权(ius aggratiandi),要么是减轻惩罚,要么是完全减免惩罚,这大概是统治者的所有法权中最有漏洞的法权了。“本为了显示其威严的光辉,却因此而极大地行了不义。”(同上书,第349页)因此,他提出:在臣民们彼此之间的犯罪方面,统治者绝对不应该行使赦免权,因此在此赦免惩罚,是对臣民最大的不公正。只有当统治者本人受到伤害时,他才能使用赦免权。

  

   康德关于死刑是否可以赦免的这种观点,可以结合当今的一个现实案例来加以审视:十天,“9·11”发生后的9月21日,田纳西州的马克·斯特罗曼在连续枪杀两名穆斯林之后又向37岁的瑞斯·布延开枪。布延面部中弹右眼失明,但幸存下来。十年,布延一直在四处奔波,请求法庭不对凶手执行死刑,但他的呼吁并未改变审判,斯特罗曼于7月21日被执行注射死刑。布延对潇湘晨报记者说:“十年了,我们已经受够了住在恐怖、暴力中。让我们相互理解,增加沟通,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更多的了解彼此。”布延作为受害者主动提出要赦免斯特罗曼的死刑,但其请求未被法庭采用。法庭的做法,倒是符合康德的主张:臣民彼此之间的死罪不得赦免。

  

   康德还明确反驳了贝卡利亚的废除死刑的主张。贝卡利亚的立论基础是:在始源的公民契约中不可能包含有死刑。如果包含有死刑,那么,人民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同意:一旦他真的杀了人民中的某个人,他就要偿命;但是,这种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康德认为这全然是一种诡辩。他指出:一个人遭受死刑惩罚,并不是因为他想要惩罚,而是因为他想要一种应当受到惩罚的行动。他想要做某种事情(如杀人),结果他受到了惩罚。他当然并不想因为自己的杀人行动而使自己承受死刑,任何人都不想死,但不想受死,并不是法庭就可以免除他死刑的正当理由,这正是死刑对他成为一种最严厉的惩罚的原因。如果他本来就想死,那么,死刑对他而言就不再成为惩罚了。如果死刑犯在谋杀了别人之后想要自己受到死刑惩罚,此时,他就不再是作为罪犯的臣民、而是作为立法者的法官了。康德认为,应该严格区分作为罪犯的人格和作为立法者的人格,而贝卡利亚的错误,恰好在于把这两种人格混同了。

  

   二、黑格尔的死刑正义论

  

   在实践哲学中,黑格尔对康德的主张多有批评,但是,在是否保留死刑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倒是非常一致。在此,我根据其《法哲学原理》中有关抽象法的论述,做出扼要的探讨。

  

与康德一样,黑格尔明确反对贝卡利亚废除死刑的主张。而他的立论依据,也与康德一样,来自于死刑体现了刑法正义这一主张。黑格尔反对有关死刑的各种理论,如预防说、震慑说、威吓说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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