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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论近30年来儒学复兴的四个向度

更新时间:2017-10-26 21:07:58
作者: 程志华 (进入专栏)  

  

   摘  要:近30年来,儒学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而且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大致来讲,儒学“复兴”呈现“生活向度”、“意识形态向度”、“宗教向度”和“哲学向度”四个向度。不过,虽然每个向度都自认为有“光明”前景,但若仔细分析,“生活向度”为有条件性的前景,“意识形态向度”、“宗教向度”不可能有前景,唯有“哲学向度”可有“光明”前景。然而,对“哲学向度”的前景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它须以能够为人类提供“价值之源”为前提。

  

   关键词:儒学复兴  四个向度  哲学向度  价值之源

  

   从1990年代以来,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儒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而且,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宽松学术环境的保障下,儒学还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对于儒学这种多元化的“复兴”,学界以往多从单角度评议,故其结论往往缺乏普适性。例如,有学者持乐观甚至盲目乐观态度,认为儒学的“春天”终于来了。[①]另外一些学者则持忧虑甚至悲观态度,认为当前儒学“复兴”“乱象丛生”,其实儒学在现代不可能也不应该“复兴”。[②]而且,学界已有评议多为“表层化”的评议,缺乏义理层面的深入分析。实际上,若非进行单角度评价,而是对其进行综合分析,且突破“表层化”进行深入分析,会对近30年来儒学“复兴”现状及发展态势有不同的评议。

  

   一

  

   近一百年来,儒学可谓是命运多舛、起伏迭宕。在上个世纪初叶,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瓦解,儒学从长期高居的“神坛”上被“请”了下来,伴之而来的是“被打倒”、“全盘否定”的“劫难”。这场“劫难”的逻辑是,儒学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中国的理想是民主政治,因此,应该“打倒孔家店”[③],以实行“全盘西化”[④]。不过,在“全盘否定”激进思潮的刺激下,作为“反弹”,“国粹派”、“学衡派”等“全盘肯定”的保守思潮迅速形成。与“全盘否定”思潮相反,“全盘肯定”思潮的逻辑是,儒家传统主体是合理的;封建专制之所以会瓦解,恰是因为儒家传统未真正落实,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否定儒学,而是弘扬儒学。历史地看,在两股思潮的冲突最终以激进主导时代为结局,保守思潮最终屈居下风并甘拜下风。在上世纪中叶,出现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以及“批林批孔”等运动,儒学被视为“四旧”甚至“反动思想”,“孔孟之道”被扫进“历史丧垃圾堆”,遭遇了全民性、政治性和彻底性的批判。与世纪初叶“全盘否定”儒学不同的是,此次批判没有形成作为“反弹”的“全盘肯定”的保守思潮。不过,相同的是,这场运动源自“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也具有明显的激进特征。因此,儒学遭遇的这两次批判均具有明显的激进特征。

  

   不过,上世纪末叶至今近30年来,儒学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所谓“重大转折”,不仅意指儒学不再被视为“四旧”甚至“反动思想”,从而走出“被批判”的地位;而且意指儒学开始“复兴”,从而出现“儒学热”,进而引发“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具体来讲,在学界,儒学不再简单地被视为“反动思想”,而是被公允地视为学术思想,进而被发掘、研究和弘扬。自此,儒学不仅进入了学术研究视域,而且进入了高等院校课堂。因此,相关教学活动愈发频繁,相关研究成果愈发深入,以至于儒学成为“民族学术”的重要内容。在官方,儒学的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作用渐被认可,故不再被视为“四旧”和“反动思想”,而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作用被强调,以致于提出“以德治国”和“和谐社会”的构想。因此,被捣毁的“孔老二”被重新树立,被打倒的“孔家店”被重新修葺,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孔孟之道”被重新肯认。在民间,儒学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或“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以致于先出现了“文化寻根热”,进而出现了“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更为甚者,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儒学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官方对儒学的倡扬更加明确、坚定,民间儒学的活动越来越繁复、影响越来越大。

  

   对于近30年来儒学命运的重大转折,学界呈现出“仁智互现”的评议,主要表现为“肯定”和“忧虑”两种态度。关于“肯定”,指一些学者持“欢呼”态度,认为儒学的“春天”终于到了。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乃“文化自觉”的表示,它可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国学是代表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学术文化。国学复兴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它有助于弥补中国现代教育的严重缺陷,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并赋予人类生态文明以深刻的内涵和意义。”[⑤]关于“忧虑”,指一些学者持“忧虑”态度,认为其中的“乱象丛生”实令人堪忧。有学者认为,许多人停留于风俗习惯层面理解儒学,故只有“儒行”的热情,而并不了解儒学的精神。更为甚者,儒学面临着“工具化”的危险,即,个别机构、个别人并非真正肯认儒学,而只是以儒学为“获利”的工具。[⑥]另有学者认为,当前整个社会都在讲儒学,似乎儒学“复兴”的势头很猛。实际上,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根基”,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然而,儒学“复兴”的“根基”即创新、发展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由此来讲,儒学在表层上是“复兴”,在深层上却是“萧条”。龚鹏程说:“新时代儒学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⑦]

  

   若表层地看,上述“仁智互现”的评议表示,近30年来儒学的发展众说纷纭、没有“共识”。不过,若深层地看,透过“仁智互现”的评议可以发现,在纷纭众说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即,与上世纪初叶、中叶对儒学的两次批判相比,当前关于儒学的态度已然发生重大变化;“重大变化”体现在,不再是“激进”地而是“理性”地对待儒学。或者说,无论是在学界、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尽管儒学“复兴”存在许多乱象,但均尽量公允、全面地对待儒学。关于这样一种理性态度,张岱年曾有预言认为,它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说:“孔子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距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过去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大搞‘尊孔’;五四运动之后,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十年动乱时期,更有人以谩骂的方式大肆‘反孔’。时至今日,这些陈迹都已云消雾散了。我们以为,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应该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或者说也应该过去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研孔、评孔,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⑧]正因为如此,汤一介认为,虽不可否认儒学之积极价值,但亦不可讳言其消极弊端。他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固然有它的种种精华,但是,它也确有许多深刻的缺陷。……它有很多不适合现代社会节奏之处。”[⑨]质言之,近30年来儒学发展透显的理性态度已成为“共识”,此乃所谓儒学命运“重大转折”的真正含义。具体来讲,“共识”表现为两个方面的义理:其一,儒学仍可有价值;其二,儒学亦需要发展。

  

   关于第一个方面,指儒学仍可融入现代社会,并可提供一定的理论价值。关此,列文森曾说:“就博物馆的意义而言,陈列品都只有历史的意义,……虽然共产党的中国仍然保留了孔子和传统价值,但它们只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⑩]事实上,儒学并未“走入历史”,成为博物馆的“古董”,而乃在现代社会仍可有价值的学说。陈来说:“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但也正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当前中国世态与文化的病症多由于此。只有在去除儒学不合时代的内容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正面肯定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价值的精神和原理,使之合法化地作用于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才能重建统一的国民道德与稳健的国民精神,走向合理的现代社会。”[11]具体来讲,儒学不仅可指导、助援“社会正面”,而且可“治疗”、“拯救”“社会负面”。郭齐勇说:“儒学……是我们走向21世纪的重要精神依据。……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儒家精神对21世纪社会与人生之负面的治疗和拯救,肯定会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12]正是基于此认识,许多学者致力于“挖掘”并“弘扬”儒学价值。所谓“挖掘”,指基于儒学经典,探究其对于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可有的价值。所谓“弘扬”来讲,指致力于儒学价值在现实生活的落实,即将儒学义理融入生活实践。

  

   关于第二个方面,指儒学面对当代和未来,不仅需要“挖掘”和“弘扬”已有价值,更需要提供新的理论价值。历史地看,儒学肇始于2500年前,而且长期服务封建专制制度,尽管有后世不断的理论发展,但是面对现代社会必然会产生“适应”问题。由此来看,如何创新和发展儒学已有义理,使其适应并引导现代社会,乃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汤一介说:“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她既有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碍)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方面,我们不能认为中华文化可以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13]质言之,面对现代社会,儒学仍然面临急迫的发展任务。不过,要实现儒学的发展,须明确当前时代的哲学问题。关此,杜维明曾将其概括为四类:第一,人与己,指个人自我之“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四者如何有机整合。第二,人与社会,指个人与社群、社群与社群如何健康互动。第三,人与物,指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持久平衡。第四,人与神,指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14]很显然,就这四类哲学问题来看,儒学不仅对于“人与神”缺乏探讨,而且对于“人与物”亦缺乏深入探讨。因此,儒学要在现代社会真正“复兴”,就需要面向当代和未来,通过扬长补短和理论创新,回答上述的哲学问题。

  

   二

  

   以上是近30年来儒学发展的“共识”,而在“共识”之下还存在若干“歧见”;“共识”代表共同态度和共同认识,“歧见”反映具体观点和义理分歧。因此,并非“共识”而是“歧见”反映着近30年来儒学发展的多元化。当然,对于这种多元化可从多角度去评议。如果从对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定位看,可大概将其分为四个向度。在此,所谓“向度”,指相关思潮希望儒学发展所实现的功能。这四个向度是“生活向度”、“意识形态向度”、“宗教向度”、“哲学向度”。其中,“生活向度”对应第一个方面的“共识”,即儒学可有价值;后三个向度对应第二个方面的“共识”,即儒学亦需要发展。

  

所谓“生活向度”,亦称“民间儒学”,指儒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和民间,直接指导生活实践的主张。郭齐勇说:“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新、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它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使世道人心得以安立。”[15]由此来看,所谓“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多数现象属于此向度。王邦雄在“体”与“用”的对照下,主张“中学为用”,发挥儒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东渐以后,中西哲学的“碰撞”变为“体”与“用”之争。在争论当中,无论是激进思潮,还是保守思潮,它们都肯定“西学为用”的必要性,即强调西学的现实意义;区别之处只在于是以“中学为体”还是以“西学为体”。很显然,它们在强调“西学为用”的同时,均共同“遗忘”了“中学为用”,即“中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故当代儒学的课题是在“中学为用”上致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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