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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七读子弹库帛书

更新时间:2017-10-23 15:50:35
作者: 李零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没有书,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

   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1]1942年,子弹库帛书出土,则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帛书。

   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不过,话说回来,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研究战国文字,当时有什么材料?数量最大,主要是玺印(还有陶文、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玺印上的文字有什么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几个字而已。书,完全没有,长点的铭文,也非常少,几乎无辞例可寻。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1926年),[2]就能明白这一点。当时,玺印是宝贝。很长时间里,研究战国文字,原来只能研究印,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

   王国维,确实了不起。当时,材料那么少,他能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文学和小学的关键。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们和篆、隶是什么关系。王国维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916年),[3]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隶是汉代“今文”的源头;东方,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古文”的源头。如此宏论,远见卓识,洞察隐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难做到。

   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最晚,现在最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年);[4]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年)。[5]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最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才有了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此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受限,许多现在觉得非常简单的字,当时大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我记得,上海博物馆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其次,字义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窗户纸,一捅就破。文字破译,用不着饶费口舌。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也没用。

   大家迷信权威,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级错误。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权威被假象误导,大家又被权威误导,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

   1942年,子弹库帛书的出土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报道它和研究它的著作。这本书,印数极少,现在很珍贵。当初,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前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倪明昆(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这一发现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比较完整的帛书。目前,这样的帛书只出土过两次,一次是子弹库帛书,一次是马王堆帛书。帛书,它是第一次发现。战国帛书,它是唯一发现。

   第三,战国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这也是个头。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中国学术界,目前有一股简帛热,热到不能再热。赌石一行,人称“疯狂的石头”;我们这行,也有“疯狂的简帛”。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当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网上称雄,看谁认字多,竟是一种热潮!

   楚帛书,很宝贵,因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认识,当时不认识,后来不认识,现在也没全部认识,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学者,反反复复读它。比如我就是它的忠实读者。

   但我读帛书,不光为了认字。认字只是手段。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认字,不光要从小到大,也要从大到小。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辞例比字形更重要。这是读书的道理。

   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5~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30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6]

   1980年,那年我32岁,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楚铜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刚才说过,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当时,楚文字是绝学,熟悉甲骨、铜器的学者未必懂,懂的人很少。

   坦白地说,我也是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书。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当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学勤先生,以及碰巧来京,住在华侨大厦的饶宗颐先生和曾宪通先生,向他们求教。另外我还托人把我的文章带到中国考古学年会的第二届年会(武汉,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第三届年会(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然而,此书的发表却在五年后。[7]

   当时,我把楚帛书分成三个“版本”: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中国大陆的所有研究,不是依据蔡修涣本,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比如当时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年9月),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文革”前,这是最重要的著作。

   大都会本是1966年才发表。整个“文革”期间,大陆的研究完全是空白。与此形成对照,海外的研究都是利用大都会本。巴纳(Noel Barnard)的《楚帛书译注》(1973年)才是“最新著作”。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研究。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大都会本为依据的著作。

   张政烺先生鼓励我写这本书,并推荐此书到中华书局发表,就是希望引进最新材料,汇集最新研究,为学界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这是我第一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5~1988年,学界有一批新作发表。如李学勤的四篇论文,饶宗颐、曾宪通的《楚帛书》,以及高明、何琳仪、朱德熙等人的作品。1988年5月22日,我写过一篇《〈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就是读这些新作的笔记。这篇文章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届年会(长春,1988年7月22~28日)的论文,十二年后才被印出来。印出来,已经变成古董。

   这是我第二次读子弹库帛书。

   1989年8月~1990年9月,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当时,没事干,我开始写《中国方术考》。书中涉及子弹库帛书。我对帛书释文又有所修正。

   子弹库帛书是数术性质的古书。读者不难发现,我后来出版的《中国方术考》,其中讲数术的部分,无论式盘,还是日书,都来源于我对子弹库帛书的研究。反过来,它们也深化了我对子弹库帛书的认识。

   1990年,我在西雅图,有一天,张光直教授打来电话,说他读过我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4月27~28日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举行的东周楚文化讨论会,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我说,我当然愿意。

这个会是为辛格(Paul Singer)医生85岁生日而召开,会上展出了子弹库帛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件稀世珍宝。它在纽约曾经发霉,去霉后的部分,字迹反而变得很清楚,与过去的照片不一样。饶宗颐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书,他说,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让帛书再次发霉,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梅(霉)开二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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