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国学者乔伊斯(Patrick Joyce)的话来说,那就是在认可“真实可以说是独立于我们有关它的表象之外而存在的”同时,又认定“历史从来都不是以话语之外的任何形式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文化史由此就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语言、修辞、表象等层面。而德国“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按社会史第二代中坚人物科卡(Jürgen Kocka)的说法则是:“个人的活动余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进程、社会运动与政治结构的限制,历史的内容远远超过人们相互之间的图谋。……历史不仅是由行动与经历的关系组成,而且由影响与功能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能压过个别人的追求和努力,而个人主观上并不一定认识到这些关联的存在。”随着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发展而复兴的叙事史学,被劳伦斯·斯通称之为“新的旧史学”,它的“新”,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研究是以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作为导引的。前面提到过的戴维斯笔下的马丁·盖尔和金兹堡笔下的磨坊主梅诺丘的生平行迹,倘若脱离了研究者所要探究的更为宽泛而普遍的问题,就只不过是奇闻轶事,只是过往历史的单纯碎片,而非可以反照出阳光和大千世界若干面相的水珠。

　　 各种理论和方法在激发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同时,当然也就进入了历史解释。历史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进展,固然可能是由于新史料的出现,也同样可以来源于对于旧史料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新解释。于现有史料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释,于看似题无剩义之处别辟蹊径, 从来就是很多杰出史家为人称道之处。文学理论中,对于作品是否有超出作者“原意”之外的意义,有过很大的争议。但是,对于史料是否有超出史料创造者意图之外的意义,历史学家中大概很少有人会给出否定的回答。梅诺丘审判记录的制作者,不会想到后世史家在其中所发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交汇、这位磨坊主思想中阅读所得的成分和“自主创新”的成分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今天华北地区存在象群和竹林的记载者,也不会想到,后世史家会以此作为环境和气候变迁的重要史料。历史学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学术传统和史家技艺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历史学家要能够从不同角度,去开掘史料可能给我们揭示的过往人类生活的不同面相。而当代史学中,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就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恰如艾文斯所说:“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对材料进行‘抛开作者意图式’的解读?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求之于理论。任何的理论——无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构成、人类如何行动等普遍性的论题,还是那种较狭窄的命题,比如历史中的节庆、前工业时代乡村人际交流的特性等——都是从历史学家自身所处之当下生发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他们所用的材料。理论的使用,对历史学家是极其重要的。举例来说,如果没有20世纪在非洲乡村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理论,过去二十五年我们对17世纪欧洲巫术史的研究,就不会取得这样大的飞跃。这是因为,此类理论能够让诸如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等学者用一种全新的更具独创性的方式去解读材料。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城市史和劳工史的研究可能会极快地走向枯竭, 而像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样一部厚重而极富影响的经典著作,可能永远无法写成。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历史学家无法像现在这样理解工业化,也无法知道怎样阅读和使用量化的资料,以及由量化材料派生出的别的论据。”

　　 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其解释对象和解释能力,也都有其合理性的范围和边界。越出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的范围,超出研究方法所适用的边界,会在史学实践中引发各种问题。量化的史学方法就是一个显著例证。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后,量化方法一度似乎成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9年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不能被量化的历史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以后的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电脑编程才能生存。”似乎只有可以被量化的人类过往生活的那些层面,才是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布罗代尔考察人类历史的三个时段的基本模式,在其年鉴学派的后学勒华拉杜里这儿,具体化为食物生产和供给、粮食价格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历史的关键变量是食物供应和人口之间的生态平衡的摆动,此种平衡必定是由对于农业生产力、人口变动和食品价格的长时段量化研究来确定的”。而在他所考察的14—18世纪,西欧这一“生态—人口”的总体模式并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变化,因而他就有理由将这五百年视作“不变的历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民族国家的构建、科学领域的突破,就都落在了这样一种承继了年鉴学派“总体史”传统的史学路径的视野之外。这样的盲点,就在于把自身解释路径的有效性范围过度扩大了。量化方法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余,也自有其局限。社会生活和历史过程高度复杂,充满了微妙复杂、变动不居的因素,可量化的数据本身是历史现象所可能具有的一个特性,但历史现象远非可以量化的那些面相就能够涵盖的。美国计量史学方面曾经取得了最为辉煌成就的福格尔(Robert W.Fogel),对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局限,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在写作过程中, 我们对历史著述中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基本上是一门人文科学,将来很可能还是如此。我们现在认为,数量史学家引起的问题并非历史学能否变成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范围。……历史综合本身超出了社会科学的范围。”直到现在为止,量化方法在不同的史学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利用,量化方法也得到长足发展,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同领域的史家,对于量化方法能够做些什么、又不能够做些什么,比之过往有着更为明确和清晰的认识。

　　 一方面,历史解释有其不可离弃的理论维度,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为历史学提出问题和进行解释提供了不同的视野和工具。另一方面,各种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融合,在使得历史学带有更为明确的理论取向的同时,也给社会科学带来了历史的维度。如果说一百多年之前,在面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勃生机所带来的挑战时,历史学还有所犹疑,对于如何保持自身学科的自主性和学科尊严还颇为忧虑的话,那么,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历史学在对于相关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保持着充分的警惕的同时,有了更多的自信来张开怀抱、吸纳与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以求对人类的过往达成更丰富、更多元、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