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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限度

更新时间:2017-10-21 22:35:16
作者: 彭刚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然而除了二者之外,还有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 亦即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历史学家在提出历史解释、有着不断拓展学科知识边界的抱负的同时,又有必要对自己在具体论题上的认识边界保持足够的警醒和谦卑,对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对于同样的历史论题,人们是否应该而且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历史解释? 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区分为历史解释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在一元论者看来,过去的大树只以一种方式倒下,因而对于大树倒下的正确描述方式只能有一种;不同角度的对于大树倒下的描述,只要足够真确无误,它们之间就必定彼此相容而不可能相互抵牾,终归可以汇集成为一个更加全方位的、更为优越的版本。多元论者如海登·怀特,则认定面对同样的历史论题,史家可以提出不同的彼此之间未必相容的解释策略,其“结果就是,我们在致力于反思一般历史时,注定了要在相互竞争的解释策略之间做出选择”,而“选择某种历史图景而非另外一种的最好的理由,归根结底乃是审美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对于怀特这样的多元论立场,我们可以说:首先,认识论的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英国史家赫克斯特(J.Hexter)所说的历史学的实在性准则(reality rule),就是指历史学家应该讲述“相关的现有证据所能支撑的最有可能的故事”,这当然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同一论题上某种特定的历史解释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是因为其整合相关历史素材并作出解释的有效性,超过了别的解释,这是再常见不过的情形。其次,即便只考虑怀特所注重的审美和道德层次,我们也可以说,就审美层面而论,“诗无达诂”的同时,人们并未丧失对具体诗歌优劣高下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趣味无争辩”并不就等于“趣味无高下”;就道德层面来说,怀特本人也持有自身鲜明的道德立场而不可能始终保持相对主义的伦理态度。再次,人们对于有关同一论题不同历史解释的优劣高下,往往能够达成共识;原有的不同视角的历史解释被后起的历史解释整合容纳,成为其中一部分,而后者具备了更大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效力;史学史上最常见不过的这种现象,使得史家们经常将历史学的客观性寄托于历史学家共同体的学科纪律和学科共识。这种看法在理论逻辑上尚没有得到足够有力的阐发,但比之怀特的说法,无疑更能在史学实践中得到印证。

   如同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中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议。史料中所蕴藏的史实是否可靠,固然是史家争论的话题;而被认定为可靠的史实,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重要性,与同一论题相关的各个史实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应该如何将相关史实拣选出来、连贯成一体并给出合理的解释,更是史学实践中争讼不已的问题。人们习惯于认为,对于某一史实,如果人们对于它所“传递”的信息并无异议,似乎就能够达成确定的解释。与历史事实的确定性相对应的,乃是历史解释的确定性。然而,史学实践中的情形,并不见得就一定如此。对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 Memorandum)的解释就是一个例子。1937年底的某一天希特勒与其手下要员开过一次会议,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留下了相关记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希特勒谈到了德国争夺“生存空间”的长期政策,明确提到要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还谈到了与英法开战的可能性。这份档案的真实性从未遭到过质疑,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若干史家那里,它都被当作纳粹战争机器在二战中的作为是早有图谋的证据。然而,研究二战史的名家泰勒(A.J.P.Taylor)等人对此种解释却颇不以为然。在泰勒看来,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内政问题,希特勒有关战争的言论,不过是“元首”要超脱于手下人对具体事务的争执,要照例描绘一番远大愿景,只不过这一次的说法恰好与后来事态的发展更相吻合而已。即基于同样认定的史料和史实,却出现了颇为不同而各自都不乏其合理依据的解释。这里的情形似乎是,史实的确定性, 并没有随之以解释的确定性。

   确定的史料和史实,并没有让历史解释丧失了弹性,甚至是不确定性。然而,史料和史实的束缚,又让历史解释并非就是漫无边际、不受限制的。史家总是要在史料和史实中有所选择, 来构筑自己的历史图景。19世纪的英国兰克学派史家浮罗德(James Anthony Froude)就说: “我常常觉得,历史就像是孩子玩的字母游戏,我们可以随意拼凑出任何单词。我们只要挑出自己想要的字母,随心所欲地排列一番,对于不合我们心意的东西,我们绝口不提。”仿佛挑选和排列都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的。果真要是这样,历史学就没有“家法”可言了。一方面,史实的拣选,总是受到论题相关性的限制。我们不能想象,研究工业革命的史家,能够将蒸汽机的改良、当时英国煤炭资源的分布和矿藏特征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另一方面,史实之间的关联,绝非如海登·怀特所说的那样,全然来自史家的建构。过去虽然不能为史家所直接碰触,然而,它却每每通过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来表明其真实不妄的存在。艾文斯说:“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一个拼图游戏,那些拼板分散在一个屋子里的许多盒子之中,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我们把所有拼板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的拼板无法找到。最后这幅图像什么模样,部分要依仗有多少盒子留下来且被我们发现而定,这又大致要看我们到哪里搜寻它们。不论如何,尽管我们没法找到所有的拼板,这幅图像的大致轮廓总能被我们把握。于是, 我们‘想象’着这幅图像的轮廓,并试图去深入它的细节。然而同时,那些我们已经发现的拼板只能拼出一个蒸汽引擎的图像,那我们就别想着能把它们拼成一个乡野庭院,这根本办不到。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留给我们的痕迹是支离破碎的,历史学家在重建它的时候完全能够海阔天空地进行想象发挥。”这就如人们所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可是不管怎么样,那哈姆雷特毕竟是优柔寡断、柔肠百结,更长于思索而非行动的,没有人会把他混同于莽张飞。又如每个人心中自有一个林黛玉,但很难有人会把薛宝钗才会做的事、说的话,安到林妹妹的头上。

   考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选择的参照系不一样,进行历史解释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也会不一样。对明清易代这一巨大历史变动的考察,传统政治史更多聚焦于宏观政治军事格局下,崇祯皇帝、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等人物的进退取舍,把个体的选择视作历史过程的重要变量。军事技术史角度的考察,则可以从各方所掌握的从西欧传来的火器的优劣多寡,对最终的战争结局得出合理的推断。而将这一历史变动纳入全球视野、置于历史人物所置身的自然环境在特定时期的变化中来考察,那个时段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就成了17 世纪全球性总体危机的一部分了。彼时北半球进入地球上第5个小冰河期,气候变冷使得东亚这块土地上,不可能再出产足以养活原来那么多人口的食物。给定这样的前提,晚明之际的大变乱就成了无可逃避,微观视角下充满了能动性和可能性的历史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如同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布罗代尔眼中的人类,不过是受制于结构和局势的囚徒,“陷入自身无能为力的命运之中”。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人群、从事件到结构、从特定地域到全球视野,针对特定论题的相关研究, 因其焦点各异、参照系不同,提出的解释也自然不同。然而,这里的情形并非如多元论者所想象的,是各种解释之间互不相容而又各自都能成立。不同层次和视角的解释,彼此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宏观的、从结构性因素着眼的解释,无法让我们对具体进程和事件(如后金与明之间的某场战役、崇祯在对起义军“剿”与“抚”之间的踌躇与决断)获得充分的理解,更无法让我们对身处这场历史大变局中特定个体(如陈寅恪所关注的柳如是)的命运感同身受。微观的、聚焦于个体和事件的解释,却又难以具备宏观的、从结构因素着眼的解释所能提供的对于特定时段历史大势的解释效力。然而,不同层次和视角的解释又绝非彼此隔绝,而是可以相互勾连、互相发明的。比如,对诸如明清辽东战争的进程这样的具体事件,就可以结合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军事革命的宏观背景和战事中的各种具体细节,而得到更为充分完备的理解。

  

   四、历史解释的理论维度

   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它在研究过去时所要凭藉的,是过往人们的活动所留存下来的种种痕迹,它注重史料,关注人类现实的生活经验。因而,在一些时候,在一些史学家那里, 常常有一种轻视理论甚至是反理论的倾向。对此,海登·怀特有一个说法:那是因为历史学在19 世纪成为一门专业化学科时,采取的是一种“反向定义”(negative definition)的方式。简单地说,历史学不同于哲学,不是以理论的思辨来解说人类历史过程;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 其研究主旨不是寻找规则而是进行个体描述;历史学不同于文学艺术,不能凌空蹈虚,而只能建基于史料之上。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历史学家研究活动的性质,就因其不同于别的人类知识领域而得到界定。似乎历史学一旦受到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侵蚀,其自主性就会受到威胁。

   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席卷欧美的“新史学”运动,其主旨,是要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传统的政治史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艺术等层面;在英雄伟人之外,要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模式、衣食住行、家庭关系等也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既然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和目标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重在“描述”和“理解”的传统史学方法,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各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历史学家探究过往人类历史面貌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约30年内,欧美史学更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学接纳、吸收各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高峰时期,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成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主流。流风所及,不仅在有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一类倾向的、企图以某一门社会科学的范畴和方法来解释所有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家那里,甚至于在不少历史学家眼里,历史学的功能就在于,它可以为各门社会科学探究社会现象的规律和定则提供素材;而反过来,又可以利用社会科学所提出的范畴和定则来解释历史现象。历史学就成了不过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原料提供者和产品消费者。历史学研究更多地受到何种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分析和判断特定史学流派学术特征和史学发展阶段与走向的一个重要标尺。例如,在分析20世纪后期史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叙事的复兴”时,社会史名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中就说:“在某些新史家那里,人类学取代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乃是叙事复兴的首要原因”。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评论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文化史研究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向人类学的转向。”历史学固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但它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预设。历史学家当然是要进档案馆的,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可是,历史学家不是消极反映历史事实的镜子。档案和史料无穷无尽,看哪些档案是有选择的;从同样的档案中能看到些什么,又完全可能因人因时而异。如果没有充分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是无法从档案中有效地获取相关的信息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费弗尔(Lucien Febvre)就说“没有问题, 就没有历史学”,因为“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所要寻找的是什么,他就不能真正认识自己所找到的东西”。彼得·伯克也说:“要做一个优秀的史学家,首先最为必不可少的,就是想象力、穿透力以及提出恰当问题而又知道到哪儿去寻找答案的天赋。”问题的提出,离不开理论自觉;而理论自觉的养成和获取,既来自于历史学家对自身工作性质和论题性质的反思,也来自于对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资源的汲取与利用。

不同的史学样式、史学领域、史学流派和史学方法,都有着自身的理论预设。新文化史的基本前提,就是社会现实的文化建构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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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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