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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远招:从世界公民概念看康德的普世主义思想

更新时间:2017-10-20 16:55:00
作者: 舒远招 (进入专栏)  

  

   众所周知,康德的先验哲学特别看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先天综合知识,在其许多文本中都在凸显普遍性的价值——这一倾向与普世主义注重文化或价值之普遍性的特征不谋而合,加上他在其历史哲学的论著中的确明确提出了一种“普遍的世界历史的理念”,因此,人们容易发现在他这里确实有非常丰富的普世主义思想。

  

   从思想来源上看,康德的普世主义思想、尤其是其普世主义伦理思想和普遍的世界历史理念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有着明显的关联,不过,他始终是站在自己的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解读、乃至重建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的,因而尽管我们可以把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当作其理性化的普世主义思想得以形成的文化背景,却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康德的普世主义思想深受古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公民主义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世界公民这个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对康德而言,世界公民作为生活在世界公民宪政之下的成员,不仅其政治制度条件具有真正的普世性,而且由此而获得了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权利,并需要承担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因此,世界公民概念本身便集中体现出了康德的普世政治思想。不仅如此,康德对普遍的世界历史的考察,以及对作为世界概念的哲学的界定,也都使用了世界公民概念,是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出发的。这表明,世界公民概念很可能是我们全面把握康德普世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线索。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本文试图从世界公民概念出发来审视康德的普世主义思想。

  

   一、对康德普世主义的三种不同理解

  

   在谈论康德的普世主义思想时,很有必要首先澄清人们对康德的普世主义可能产生的不同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把康德的普世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普遍主义。按照这样一种理解,人们就会不经意地扩大普世主义概念的外延,有可能把康德所有关于普遍性的思想,都放在普世主义的名义下来加以概括了。于是,人们不仅有可能根据康德所提出和论证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原则(绝对命令或定言命令)而谈论其普世主义的伦理学,而且有可能根据康德认为逻辑学必须提供普遍有效的思维规则的观点,而谈论其普世主义的逻辑学。不仅如此,康德在其知识论中一再提出一切科学知识必须是先天的综合命题,它们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于是,人们甚至也可以谈论康德的普世的知识论。但是,尽管普世主义确实具有超越特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普遍性,但就其严格意义而言,毕竟与普遍主义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因此,尽管把康德的普世主义思想与其更一般的普遍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加以探讨,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普世主义思想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基于理性的普遍主义,很可能构成康德的普世主义思想的一般方法论基础,但是,在探讨两者的关联时,我们毕竟需要首先将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第二种理解,是把康德的普世主义理解为那种把人类包括在内的世界万物的大统一的思想:人类与世界万物都存在于一个统一的世界之中,并且受普遍的规律支配。这样理解的普世主义确实不等于泛泛理解的普遍主义,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普遍的世界的”这个含义。但是,这无疑是一种最广泛的、把人类和非人类统统包括在内的、范围最大的普世主义。毫无疑问,康德的论著中确实包含着这样的普世主义思想。例如,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他明确地把世界分为感性的世界和知性(理知)的世界,并认为感性世界(亦即“现象界”)中的所有感性存在者都受“他律”(自然规律)支配,而知性世界或理知世界(亦即“本体界”)的全体成员——理性存在者——则受“自律”(自由规律,即普遍的道德律)支配。在康德看来,人是具有双重性的存在:一方面,他是感性世界的成员,他的行动受感性欲望或爱好刺激,并因此而服从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他又是知性世界或理知世界的成员,尽管受感性欲望或爱好刺激,但作为理性存在者却应该、并因此而能够服从意志的自律,即服从他的理性向自己的意志所颁布的道德律。正是因为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他不像神圣的理性存在者(天使、上帝等)那样具有绝对完美的、完全理性化的意志,因此,他的行动对于其意志自律的符合,才始终是一种“应该”,表现为一种“命令”,而对于那些神圣的理性存在者而言,其行为就会始终符合意志的自律了。总之,在康德看来,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与其他所有感性存在者一样都生活于感性世界,因而必须服从感性世界的规律;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又应该像神圣的理性存在者那样服从知性世界或理知世界的规律,即纯粹实践理性向意志颁布的道德律。当康德把人和世界上所有感性存在者和理性存在者统一起来进行思考时,显然,他心目中的“世界”,就不仅仅是只包含人类在内的世界了,而是包含所有存在者的一个唯一的、普遍至无所不包的大世界了。

  

   第三种理解,是把康德的普世主义理解为一种关怀人类整体福利的博爱主义。这种理解,是普世主义的本来含义,也是康德本人做过明确论述的。在写于1793年的《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一文中,康德曾明确地把自己在国际权利上对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考察,叫做普世主义的考察(die kosmopolitische Betrachtung)。当时,有人攻击康德,说他的伦理、政治思想很可能仅仅在理论上正确,但在实践上则根本行不通。针对这种攻击,他想论证自己有关道德、国家权利和国际权利的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可行的。为此,他在此文中试图在道德、国家权利和国际权利三个方面来阐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同时,他指出这三个方面的考察,其实也就是道德学、政治学和普世主义的考察,也就是说,他想在道德学、政治学和普世主义的考察中来阐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虽然该文的主要意图是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是,由于康德自觉地把对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阐释放在道德学、政治学和普世主义的考察当中来展开,因此,他不可能不对何谓道德学和政治学、何谓普世主义的考察作出一般的界定。确实,在论文的前面部分,康德明确地指出:一般道德学的研究,其意图在于“每个人的福利”;政治学的研究,关系到“国家的福利”;而普世主义的考察,其意图在于“人类整体的福利,并且还确实是就其在全部未来时代的一系列世代里朝着这一点前进而加以理解的”。1这就清楚地表明,所谓普世主义的考察,其着眼点恰好在于人类整体的福利,与此同时,这种把人类整体福利当作目的的考察方式,还认定人类的历史在朝这人类整体的福利在不断地进展。从该文后面(第三部分)的论述来看,康德进一步把自己的普世主义考察,同一种普遍博爱的立场统一了起来。第三部分的主标题是“论在国家权利上理论对实践的关系”,而副标题则是“在普遍博爱的、即普世主义的意图中加以考察”。显然,这个副标题把普世主义的意图,等同于一种普遍博爱的意图,而所谓普遍的博爱,从正文中可以看出,就是对于人类整体的爱,这种爱具有普世主义的特征,因为它不是局限于对人类的某一部分(某些国家或民族)的狭隘的爱。

  

   康德明确论述普世主义(der Kosmopolitismus)的文本非常少见,只有1793年的这篇论述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文章,才明确地谈到了“普世主义的考察”或“普世主义的意图”这类术语,并且作出了界定。从康德在该文中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确认,康德这里所说的作为人类整体主义的普世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内涵:第一,把人类作为整体来加以看待,要考虑到人类整体的福利;第二,要爱人类整体,这是一种普遍的博爱,超越了狭义的利己主义、民族主义乃至爱国主义;第三,人类整体是值得爱的,因为人类具有一些趋向善良的禀赋,使得人类的文化和道德水平在不断地进步,因为我们可以希望人类在历史发展中会不断地变得更加完善。康德在反对门德尔松的观点的时候,一再声称自己相信人类在朝着改善前进:“既然人类在文化方面,作为其本身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在不断前进的,所以也就可以想像他们在自身存在的道德方面也在朝着改善前进,而且这一点尽管时而被打断,但却决不会中断。”2他相信,大自然(“天意”)很可能通过人身上的暴力倾向,而最终将人受到法律的公共的强制,从而步入一种国家公民的体制(in eine staatbürgerliche Verfassung,并最终进入一种世界公民的体制(in eine weltbürgerliche Verfassung)。正是基于这种人类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信念,康德在这部分的考察中得出了如下结论:从普世主义的意图来看,“下述论断也就始终是可爱的: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3

  

   二、在康德文本中世界公民概念与普世主义的直接关联

  

   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一文中,康德不仅对普世主义概念的含义作出了界定,而且明确地把自己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普世主义的考察,与世界公民概念联系了起来。在文章的前面部分,他在表明自己将要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放在道德学、政治学和普世主义的考察中来加以阐明时,指出自己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这三个层次的考察,是按照三个不同的立足点来加以划分的,或者说,他对本文的划分,是在三重性质中展开,这就是:1)作为私人,然而是事业人;2)作为国家人;3)作为世界人或一般的世界公民。他的意思是:当他在着眼于每个人的福利的一般的道德学中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其立足点是私人、事业人;当他在着眼于国家福利的政治学中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其立足点是国家人,或国家公民;当他在着眼于人类整体福利的普世主义的考察中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其立足点则是世界人,或一般的世界公民。显然,对康德而言,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普世主义的考察,其实就是立足于世界人或世界公民的所做的一种超越特殊个体、乃至特殊国家的整体考察。于是,一种普世主义的研究方式,就很自然地与一种从世界公民的高度来展开的研究统一在一起了。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康德的这种把普世主义的研究等同于立足于世界公民的研究的做法,是有一个深厚的思想渊源的。众所周知,在古希腊,系统地阐释世界公民主义思想的是斯多葛学派的克里希波斯,他认为世界城邦中的公民在为别人提供帮助时,不会因为那些人的亲疏远近而有所差别,不会对自己的同胞有特殊的照顾。这是一种没有等级的严格世界公民主义思想,也正好是康德在上文中所阐释的一种博爱的思想。这种普世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注重对人类整体的普遍博爱的思想。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普世主义,确实可以直接地被理解为世界公民主义。事实上,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普世主义(德文der Kosmopolitismus)一词,原本是由希腊词cosmopolis演变而来的,而cosmos有宇宙、世界的意思,polis则兼有城邦和公民之意。因此,如果依照其词源学的本义,Kosmopolitismus一词其实原本就可以理解为世界城邦主义或世界公民主义。当然,古希腊人所说的城邦,在近代的政治学中往往被称为共和国。

  

康德的普世主义思想来源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因此,他和斯多葛学派一样假定了生活于世界共和国当中的世界公民,并主张要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上来考察人类,包括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道德法律规范、乃至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由此主张对人类整体的普遍博爱。于是,我们既可以说康德普世主义是一种关怀人类整体福利的博爱主义(就其宗旨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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