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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

更新时间:2017-10-19 12:11:57
作者: 陈波  

  

摘要:欧洲建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话语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元朝以后,因海员在16世纪初的航海活动中接触到China,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政体的概念始有更新;巴博萨和传西栾那因触及的维度不同,先后以“王国”和“帝国”概念来理解明朝。1585年门多萨基于朝贡制度的多级体系,指出China属帝国级别;此后经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而至柏应理,以帝国-王国等级比对、欧中概念对译和谱系建构等方法渐次建构出“中华帝国”,并以清朝接续之。但欧洲的帝国观基于军事暴力,政体等级亦限于两级,与中国的政治经验相左,故无法解释中华体系;相反,中国政体模式则包容之。

   关键词:中华帝国;王国;欧洲;中国体系;China

  

   “中华帝国”话语对孟德斯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有深刻的影响,[1]至今仍然是西方汉学研究最重要、最根本的分析概念之一;如此重要的概念,学界却不清楚中华为何会是帝国,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甚至不加批判地袭用和发展它。[2]汪晖差不多是重新定义他在古文献中发现的“帝国”概念,并在主要是19世纪以后西方的帝国-国家二元论框架中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没有顾及清代儒学界是否了解欧洲的帝国话语、是否以中国为帝国的议题,直接以中国即是帝国和当时思想界明确这一点为前提展开论述,尽管他承认二元论是西方建构现代合法性的手段,用于分析中国并不合适。[3]刘禾对东西帝国碰撞的话语政治研究,亦不加置疑地以中国即帝国作为前提。[4]类似取径不一而足。

   在欧立德看来,19世纪初中文出现的“帝国”一词是对英文“英拜尔”(empire)的翻译;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始正式将清朝列为“大清帝国”,中国知识阶层通过媒体获知后得到普及;他批评说,民国以降,中国历史学家“以此‘帝国’的称号投射到无限历史长廊镜头中,直至远古”,把中国当作从始至终绵延从无间断的帝国,误导后人。然而中国学界不过是借用绝大多数早在17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就已经成型的观点而已。欧立德认为其时欧洲学者把清认定为帝国,是看到满洲的军事暴力和清廷作为“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他在解读欧洲文献时把这两点系统地嵌入其中。[5]为揭示欧立德以后世观点歪曲史料造成的史实错误,曹新宇和黄兴涛对欧洲史料进行细致梳理,认为当时的“帝国”概念比较宽泛,且早在1563年就有欧洲作者认定中华为帝国,并一直延续下来,其重点一直“在于中国是何种形态的‘帝国’,压根就不在于中国应不应该、或配不配被称为‘帝国’”。[6]

   欧立德旨在把当代帝国定义嵌入现代早期欧洲学者的著述中,“借”他们的文本来“证明”他的观点,即明朝作为China不是帝国,清朝才是帝国,所以清跟China不同;曹新宇和黄兴涛力证欧洲作者早已将明朝中国视作帝国并在进入清朝后延续,默认清朝即中国;尽管针锋相对,但他们共同的地方则是承认欧洲的帝国观当然可以用来套解中国事实。本文的议题恰好是将这一想当然的史学观念置于疑问之中,从欧洲学界把帝国话语逐渐加诸中国的漫长过程,来反思这一近五个世纪的加诸是否妥当。为此我们必须重建相关历史,找出欧洲作者塑造中华帝国话语的结构性真相,并加以解释。[7]

   欧洲在认知中国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马可·波罗行记时代。本文以此为起点,以“王国”(kingdom)概念之运用于理解中国作为参照,梳理欧洲学界建构“中华帝国”话语的早期过程,以期发现他们在认定中华帝国过程中所运用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否有内在的冲突,并在跨文明比较的视野中分析欧洲概念用于理解中国体系是否存在困难。

  

一、欧洲帝国观与元朝:选择性理解[8]的原则

  

   从区域性宰制上升为跨区域宰制,从宰制一王国到宰制若干王国,追求的是普世在上性。这一观念起源于古希腊斯多噶派。公元前5世纪的波希战争将古希腊引向追求普世超越性的进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并取得成功,使狭隘的城邦国家从此开始产生世界普世性观念(oikoumene);他们强调希腊文明是最好的人类文明,具有普世使命,对外围的蛮族统治区实施普世宰制。公元前2世纪后,希腊人把罗马帝国视为普世性存在,相信罗马的征服会走向所有文明民族的统一:帝国即全世界(Orbis Terrarum);[9]波利比奥斯甚至证明帝国是历史的目标;[10]他们想象的普遍性世界随后也演绎为基督教世界(Orbis Christianus)、基督教帝国(Imperium Christianum)、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或不列颠世界(Orbis Britannicus)等。但帝国最初是指臣服于罗马人民后来才是臣服于帝王的“省”,且不允许政体有多样性,只在德意志诸部落侵入罗马帝国等因素的影响下才开始将省转变为政体,承认帝王的至上地位,从而生发出帝国高于王国的观念;最终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由东罗马帝国确立帝王即全世界的卓越者和诸王之王这一等级性观念。正是这一可与罗马帝国经验相分离的形式概念使得其他国王可以声称帝王,[11]如英格兰在1588年击败海上霸主西班牙,国势蒸蒸日上,帝号之说复兴,才出现1611年司笔(John Speed)的《大不列颠帝国志》。[12]

   如霍伟(Stephen Howe)所说,帝国的定义性特征是军事暴力;[13]而当代史学家冒顿(James Muldoon)总结出欧洲历史上的八种帝国观,都视帝王为世俗有时甚至包括非世俗的最高权威:须统治王国或省才可以称为帝国。[14]欧洲现代早期的文献主要用君主政体的帝国和王国形式来理解中国,[15]其基础是由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奠定的。它们首先运用欧洲概念中帝国-王国二元等级的原则,如“契丹”帝国之下有“蛮子”王国,后者的国王臣服于前者的大汗即帝王(emperor);其次,混用省、王国和帝国概念,如称“契丹”帝国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王国;第三,强调军事暴力在建构帝国或王国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后,认为元朝有与欧洲相匹配的概念和事实,概念对译成为关键。[16]但冒顿、傅兹(Robert Folz)和柯博纳(Richard Koebner)等人的帝国研究,都没涉及跨文化的概念比对是识别非西方帝国的关键这一议题。

   后世欧洲学者一直沿袭等级和中欧概念比对原则,概念混用如影随形,但极大地忽视军事暴力原则。

  

二、大明作为China——帝国话语的出现:[17]1516—1577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契丹-蛮子”分类是蒙元大陆视角的产物,而“China”则是15世纪末欧洲诸邦开启的海外扩张的结果。葡萄牙文作者巴博萨(Duarte Barbosa,1480-1521)于1516年完成讲述其海旅经历的手稿,首次提到“中华王国”及其国王。[18]他在参加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中曾与皮嘎菲特(Antoni Pigafetta)等同行近两年,或已将China的知识传给他们。

   1536年皮嘎菲特著述问世,并没有以China为帝国;但同年传西栾那(Maximilianus Transiluanus)在《西班牙环球航行记》中说:中国的国王在其帝国(imperio)之下有70名国王臣服;其中缅(Moin)国王手下有22个王国。该书首次提出China为帝国之说。[19]但其主要内容与皮嘎菲特所著大同小异,尤其后者还谈到70个国王中每一个下面都有10-15个国王依附。[20]这显然是朝贡体系的痕迹。卜正明(Timothy Brook)曾提出,以中国为帝国,起因于欧洲人觉得罗马帝国是唯一能与中国相若的历史单位。[21]其时中国朝贡体系之庞大,古罗马帝国庶几近之,但并非同一。

   但中国究竟适用哪个概念则是一个历史进程:直到利玛窦著作出版时(1615),都以“王国”概念占主导,“帝国”为辅。王国论者有巴雷托(Melchior N. Barreto,1558)、伯来拉(Galeotto Perera,1565)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1569)。[22]1563年薄如斯(Jo?o de Barros)把China与暹罗等并列为帝国,但却说其首脑是国王。[23]

   传西栾那等人是因庞大而多样、复层涵盖的朝贡体系而把China当作帝国,开启了一个缓慢而不可逆的、将其识别为帝国的漫长进程,也是欧洲学者逐渐全面比较中国和欧洲的过程。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看法,若契丹为帝国,一经拉达(Martin de Rada)在1575年提出契丹即为China并经利玛窦的考证,[24]China为帝国当属名正言顺。

  

三、门多萨、利玛窦和曾德昭建构中华帝国话语:1585—1642

  

   最先奠定“中华帝国”话语学术理路的是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他首先尝试在“中华王国”的基础上确定“中华帝国”之初始;其次,在华语概念中寻找“中华王国”话语的依据;第三,建构国王谱系。

   他在《中华大王国最著风物礼俗史记》中广泛使用“王国”来理解大明。他说中华王国有15个省,每个省都比全欧洲最大的国家要大,按照其幅员,确实可以叫做王国。他甚至说中国“堪与全世界已知的最佳和最大的国家相匹敌”。[25]言下之意,连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也跟中国不相上下。他发现交趾支那分成三个省,各有国王,前两个国王臣服于第三个国王,称他为帝王,但他却臣服于中国的国王,缴纳贡税(tribute)并派遣质子(párias)。在这多重关系顶层的中国,其政体到底该怎么定性?当谈到古代中国时,他在三个地方很明确地说第一个国王黄帝将中华王国造就为帝国。[26]既然第一个国王黄帝时中国已经是帝国,由此往下,历朝历代都应是帝国。他的困境在于:中国最早的王国时代,也是最早的帝国时代;就黄帝来说,可能他成了帝王,但仍然可以叫国王,跟欧洲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处境相似。此外,帝国是国王造就的,无需他人加冕,类似英格兰和西班牙国王之称帝号。[27]

   门多萨不懂华文,但他尝试寻找华文里与欧洲概念相对应的词。他说Rey(国王)在华文中叫“Bontay,写作”。[28]这是门多萨所作的音词关系倒置。Bontay读音极近华文的“皇帝”,帕克(R. Parke)在1853年即考订为“皇帝”。[29]但是门多萨按西班牙语文的拼写规则,以两个音节的Bontay为一个字,所以给出“皇”字的写法,“帝”字被忽略。音形都将门多萨带到“皇帝”面前,他却以为是“国王”。他找到错误的华文对应词,而emperador(帝王)的对应词就被遮蔽。这一失误表明他根本是以中国为王国。

门多萨根据拉达1575年左右所写的材料,简要地叙述黄帝之后历朝的国王,直至鞑靼入主,九传其位,为大明的创始者所驱逐,复经十二王而至门多萨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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