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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

更新时间:2017-10-19 12:11:57
作者: 陈波  
[30]这个历代国王名单是对“中华王国”话语的建构,也是这一话语的最高峰。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将中国概念与欧洲概念对应,厘定概念的等级关系,更多地使用帝国话语,也使得概念混用的情形多起来。他把“中国”解释为“中间的王国”。他也承认15个省,每个都可以称为王国。[31]这再次引出对居于诸省之上的朝廷的定性。利玛窦在札记中有一个耀眼的贡献是把华文的“皇帝”跟意大利文的imperatore(帝王)等同起来;他还把中国称为帝国,并与欧洲的帝国比对。他说中国人称他们的王(Re)为天子,而日常生活中对天子的称呼是皇帝,差不多就是指imperatore和最高的君主。[32]通过“天子”利玛窦把“皇帝”跟“国王”(Re)等同。

   利玛窦将天子/皇帝称呼推到政体成立之初,[33]明确中国的普世君主(signore universale)在公元前2636年就已存在。门多萨的数据是公元前2611年,[34]大致相同。但他们都把中国纳入到欧洲计时系统之中,而这造成重大的知识后果:在欧洲计时系统中,欧洲史相当清晰,但中国史则是需要填充的虚空。[35]填补这虚空便成为塑造“帝国”话语的重任。

   利玛窦更多地使用帝国概念理解中国。除他的意大利文札记外,在17世纪初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译成拉丁文并润色出版的札记中,也非常多地使用了帝国话语。[36]但金译本中王国-帝国话语并立的情况增多。比如利玛窦意大利文本第二章标题是“中国的名字、幅员和位置”,开章第一句是“这个最远东王国以不同的名字为我们欧罗巴人所知”;而译本在标题中加入“王国”字样,开章则用“这个最远东帝国”。[37]

   门多萨和利玛窦都因中国居于诸王国之上,而认定其具有帝国属性,跟是不是统治多民族没有关系。但两人都立意将中国塑造为同质政体:有确定的边界;内部同质,只讲汉语;有相同的风俗、律法、政府;越来越不允许政体内部出现族性多元的情况,如果出现,就把他们跟Chinese划清界限。这就不难理解他们相对一致地忽视朝贡体系。

   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写《中华帝国志》[38](1642)时大明尚存。他推进帝国话语的工作有两个方面:首先,书中广泛使用“帝国”一词,如“中华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他的帝国”等,“帝国”出现34次之多,其中只有一次是用来指欧洲的帝国,这表明他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但他依旧把“王国”和“帝国”话语并列,如说阁老是“帝国内国王之下最大的官员”。该书第一章以“中华王国”为题,他说:“这个君主国分为十五个省,每个都是辽阔的王国,古老且有自己的国王。”正文中“王国”出现189次,其中有25次是用来指吐蕃、日本、鞑靼和朝鲜等。这种并列或混用现象随着使用“帝国”概念的次数增多而增多。如他在认定China的第一个帝王为尧帝时,说尧帝把“帝国”传给舜,舜传禹,禹的德行是在“王国”内治理水患。尽管第一帝的说法跟门多萨不同,但宗旨都是从历史的开端去确定政体的属性,而且假定一旦开端确定之后,后世便不会更改。其次,他与利玛窦一样,曾把华文的“皇帝”理解为欧洲意义上的帝王;不过他在翻译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把“帝”和“皇帝”几乎都译为Rey(国王),只有一次例外,跟“大帝”一样,译为Emperador。他又解释说:君(Kium)是指外国的国王;王(Vam)是指国王之子,而君王指国王,但主要的还是称皇帝,也就是Emperador(帝王);[39]他在解释等级概念,但概念等同关系却无时不在。通过君王这个中介,皇帝也等同于国王。可见曾德昭在套用欧洲政体概念时,不但解决不了混用的情况,反而以此改造华语概念体系。


四、清朝作为“中华帝国”之始:1654—1686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写《鞑靼战纪》时(1651)已是大清。该著已经把“帝国”比较彻底而广泛地用于理解中国,开篇即说鞑靼人四千年来都跟“中华帝国”为敌。[40]1658年,卫氏出版《中国初期史记》,对建构“中华帝国”话语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首先,卫匡国一开篇就将天子理解为帝王。他说从黄帝开始,中国诸代国王才开始通称“皇帝”,好比“我们从第一个恺撒开始(历代国王)才称恺撒”。[41]这就把中国和欧洲置于同一政体层面:中国恰好比欧洲的罗马帝国,恺撒即皇帝。这暗含着国王等同于皇帝、天子和恺撒,所以他又跟传西栾那之后以国王等同于皇帝的传统藕断丝连。

   其次,卫氏将“王国”话语有机地纳入到帝王历史序列之中:在帝王治下有许多王国,以与欧洲的两级政体对应。如周帝王下面有楚、齐、鲁、秦诸王国等,[42]其君主只能称国王。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国亦皆处于帝王之下。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继承这一思路,说晋帝国时期有齐、燕诸王国等。这一路径的困难在于一旦确定唯一的帝家正统后,其他并立的诸国诸朝都必须降格为王国,不服从帝国者即为叛乱者,如说东晋安帝时期(397-419)有七个叛乱的王国。[43]除了中国史学正统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概最像欧洲中世纪的帝国-王国格局,对他不无影响。

   接着,卫氏把伏羲定为第一个帝王;其出生日即帝国诞生时,为公元前2952年。这个年代比此前任何一家的说法都大大提前。但其关键仍然是追溯到历史的开端,而中国依旧是从一开始就是帝国。这是传西栾那以来识别中国为帝国这一遗产的大跃进。伏羲在位115年后,神农继位,神农在位140年之后黄帝继位,时第一甲子第一年,即公元前2697年;黄帝在位100年后经少昊、颛顼、帝喾、尧和舜,在禹帝时进入夏家帝国,时公元前2107年;10年后其子启继任,以下直到第十七帝桀,时公元前1818年;第二帝朝为商家所有,从汤帝开始,历28帝至纣帝而终,时公元前1154年;第三帝家为周,从文帝开始历30帝,至考帝算一期,自公元前425年威烈帝时进入战国年代,复经7帝至姬延帝而终,时公元前254年。秦家(Familia Cina)帝国历三帝而终,时公元前206年;汉家帝国自高祖刘邦始,历12帝至哀帝,时第45甲子第58年,即公元元年。[44]

   这个谱系首先是中国史学正统观的成果;卫匡国之理解它,则有欧洲历史上的“帝权转移”理论和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线性史观为基础;它使帝权在罗马帝国终结后可以转移到不同的君主那里而延续帝谱,也使后世兴盛起来的王国如英格兰和西班牙等可以自行声称帝国。[45]

   这就是卫匡国对确立“中华帝国”话语的贡献:对历代诸帝王逐一加以介绍,以历史材料填充那些帝王前后相续的时间空点和断点,为欧洲知识人想象“中华帝国”夯实基础。传西栾那以来,“中华帝国”的历史链条从未清晰,而现在,帝王名单在时间上无缺环,逻辑连贯,完整而全面,填补了想象的空白。

   后人的工作就是继续把帝王谱系表填下去。28年后,柏应理即撰成《中华君主年表》,从第一甲子元年即公元前2697年开始,下至康熙二十二年即第73甲子第60年,亦即公元1683年,时间跨度总计4380年。表格一开头就根据太史公《史记》质疑伏羲为中华帝国的创始人,而依从门多萨以黄帝为第一帝,此前的神农氏则置而不论。年表第一部分止于孝平帝末,即公元元年。第二部分续算,经孺子婴(王莽)、淮阳王而接光武帝,以下至献帝,为汉家帝朝;复经后汉帝朝昭烈王刘备、阿斗两帝44年,进入晋帝朝,以下历朝相沿直至清。[46]

   尽管卫匡国将《鞑靼战纪》看作是利玛窦札记的续篇,隐含着延续中华帝国之意,但直到柏应理这里,才真正将大清纳入到中华帝国的谱系之中:他在年表中收入“二十二帝家、皇帝数及延续年代表”,从夏帝家直至第二十二的清帝家,清帝家当时仅两帝,已历40年。[47]

   卫、柏二氏为欧洲学界提供的年表是当时最为齐备的,有了它,欧洲读者对“中华帝国”的想象和建构就最终坚实起来,“中华王国”话语逐渐式微,但概念混用依旧。

   在卫、柏二氏的学术传统来说,鞑靼建立的大清之成为帝国,是因为它承接中华帝王谱系。换言之,不是鞑靼使China成为帝国,而是他们把大清放在中华帝国的谱系上,使之接续中华帝朝史。牛合夫(Nieuhof)认为鞑靼君主的国王称号是大明封赐的,入关前他们只使用这一称号,入关以后才用帝号。[48]这跟欧洲的某国王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有貌似之处。

   关键是为何欧洲人把经过鞑靼入主这一革命[49]而后建立的国度依旧称为China。根本的理由可能在于大清在汉文和满文中自称“中国”。[50]1676年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0-1689)根据利玛窦的“帝权转移”观,认为帝国的名字自伏羲以后即不变,但因统治家族不同而常有其他称呼,好比德意志帝国这个称呼永远不变,而奥地利家族统治时可以称奥地利帝国。[51]因此,China概念和帝国概念在短短的一百二十余年间已本质化、静止化并逐渐单一族化:这使得它在四千多年间都是帝国,都叫China,没有任何本质变动。


五、欧洲帝国观套解中国体系的内在困难与跨文明差异

  

   欧洲知识界确定中国为帝国仅仅是其世界性帝国识别工程的一部分。16世纪欧洲作者们在世界其他地方认定的帝国大多同时也称王国或省,如埃塞俄比亚、日本、挪威;莫斯科既是帝国也是省;鞑靼是伟大的帝国,其君主称大汗,意即“国王”。[52]1708年的《四海征旅新集》和1721年的《征旅新集》分别称摩洛哥、波斯为王国和帝国。[53]这些混用说明世界各地的政体只能符合欧洲“王国”或“帝国”之一的特征,但是不能有自己的政体概念。

   欧洲的海外殖民体系使其两级政体发生变动,出现三级体系:16世纪末,受到门多萨中国著述影响的雷利(Walter Raleigh)提到西班牙王国使南美洲的秘鲁帝国臣服。[54]17世纪时又有作者确定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为帝国,认定它们是以暴力统治其他民族;西班牙由此就可以正义地征服两个帝国以“保护”臣服于它们的民族。[55]这便是三级政治体系的开端;这或许可以与交趾支那的帝王臣服于中国的国王这一三级政治体系相比对,但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殖民体系均依赖于帝国-王国等级框架,三级格局的出现并没有使之出现结构性变化,结果仍然是概念混用的,如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居于其在印度的代表之上,后者又居于印度各部地方首领之上,1876年女王升格为印度女皇。[56]

这让我们看到,以欧洲政体概念套解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内在困难,首先便是欧洲缺乏中国的政治经验,以有限的欧洲政治概念来理解内容比其丰富、庞大的中国政治体系时,削足适履、概念混用便不可避免。曾德昭以后如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说该著止于1651年,因为这一年他奉上司之命,“从中华王国前往欧罗巴”。这跟他的中华帝国话语相悖。他在书中更是频繁地把“中华王国”与鞑靼、奴儿干和吐蕃王国等[57]置于同一层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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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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