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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到民粹化民主 ——论西方民主的民粹化趋向

更新时间:2017-10-16 21:38:33
作者: 丛日云 (进入专栏)  
并以极端的排他方式追求下层平民的利益,具有非理性的行为特征。

   人民概念本身即有其重心不断下移的倾向,这同时是民主走向民粹的过程。在希腊罗马城邦民主时代,人民首先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指公民共同体,但在城邦早期,人民首先是其中的精英,即贵族和富人。在雅典,表达人民意愿的是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在罗马的人民大会中,早期的库里亚大会,随后的森都里亚大会,都是由人民中的贵族、富人来代表罗马人民,平民被模糊地纳入人民概念,但处于可有可无的依附和边缘的地位。随着平民地位的上升,雅典的元老院被边缘化,遵循数量原则的公民大会几乎成为表达民意的惟一机构。罗马后来出现的特里布斯会议、平民会议都由平民主导,在这里,平民即代表了人民,贵族和富人被淹没于人数众多的平民中,前述两个以贵族和富人为主导的人民大会也逐渐被边缘化了。

   波利比乌斯在公元前二世纪看到的是罗马共和国的混和政体,即贵族与平民大体达到平衡的政体。他肯定好的民主政体作为混和政体三种相互平衡的原则之一,也就是一种积极的因素,但他没有看到,混和政体中好的民主也会堕落为坏的民主,并在与贵族的争斗中破坏二者的平衡。如果说,罗马共和国早期的三次平民撤离运动表达的是平民争取与贵族平起平坐的诉求,那么,到共和国晚期一波波由平民派(Populares)发起的冲击,包括格拉古兄弟改革、马略的军事改革、恺撒的军事独裁,都是平民派在政治强人的领导下挑战贵族权力的行为,结果,是打破了贵族与平民相互平衡的政治结构。不过,罗马并没有像希腊那样走向民粹化民主,而是军事强人在平民大众的支持下打垮了贵族共和派,建立了个人的军事独裁。

   当中世纪西方民主再次复现并走向现代民主的过程中,人民的含义由包含精英与平民的人民概念演变为平民概念这个发展过程又一次重演。中世纪欧洲的等级会议是按等级投票,前两个特权等级处于主导地位,第三等级虽然代表着大多数国民,但他们只是一个等级,在议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中世纪流行“人民的同意”原则,但这个原则在政治实践中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注解,即人民的同意,意味着人民中最重要的那部分的同意,并非多数人的同意。一人一票、票力平等的原则虽然在教会选举教皇时出现了,但在等级会议的表决程序中,仍然是前两个等级同意,即可视为国民整体的同意。到法国大革命初期,第三等级代表单独开会,宣布自己的会议即为“国民议会”,意味着第三等级即是人民,即是国家。[11]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从此,人民概念的重心转移到了平民。现代社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人民即平民,平民即人民。对人民的神化落实为对平民的神化。20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的民权运动,是另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之后,人民不仅意味着平民或社会下层,更意味着各种社会政治议题中的弱势群体,如族群关系议题中的少数民族、有色民族,性别议题中的女性,性关系议题中的LGBT,宗教议题中的少数和外来宗教等。在这些特定的弱势群体中,有许多成员是政治、经济和知识的精英,但在某个特定议题上,其所属的文化身份被视为受害者、受歧视者。对平民的神化转向对上述各类弱势群体的特别关照,甚至设立禁忌保护他们。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继承了人民重心下移的历史惯性,它无非是这个长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发展的尽头。

   所以,考虑到民粹主义的主流传统及其在历史上和当代的各种表现,民粹主义之民即为平民,populism应译为“平民主义”或“民众主义”、“大众主义”更为恰当。当我们不得不沿用民粹主义这一约定俗成的名称时,应该记住,这里的“民”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人民大众,或者是民众的下层,或者是人民中的某类弱势群体。

  

   二、民主内含的民粹基因

   如前所述,民主有不同的类型,民粹主义民主是其中的一个类型。一些热衷于为民主辩护的学者极力撇清民主与民粹的关系,这种努力显得很苍白。其实,民主本身即含有民粹的基因,具有朝向民粹发展的内在趋向。我们要防止民主走向民粹,或至少延缓这个进程,就需要正视这个基本事实。

   民主内含的民粹基因就是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的内涵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内在价值,是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并因此在社会中应该获得同等的尊重、机会、权利和其他有价值之物。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内涵是,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单元,在价值上自足圆满,构成社会的本原和基础,有能力和资格决定自己的事务,因此,它追求实现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最大化。

   这两个原则是民主的基础和基本动因。

   由于所有人是平等的,所以,关涉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公共事务决策需要全体的平等参与。平等人的共同体惟一可能的政治形式是自治,大家同时兼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种身份,没有谁是固定的治人者,也没有谁是固定的治于人者。平等的范围决定了民主的范围,古代社会贵族内部的平等带来了贵族民主,现代社会在民族国家边界内的全民平等带来了全民民主。平等内涵的泛化也改变着民主的面貌。人类平等观念依次经历了特定身份的平等、普遍的人格平等、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政治影响力的平等,不同的平等观念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民主。当托克维尔预言民主的大趋势的时候,他的基本依据是社会身份平等化进程的不可逆转,“事所必至,天意使然”。[12]在他那里,民主就等同于平等,政治平等即是民主。社会平等化进程与民主化进程是同一过程。

   个体的独立使人们摆脱传统的天然共同体的束缚而得到解放,也不再盲目地屈从于传统的、天然的权威,要求在个人事务及涉及个人的事务上自主地做出决定。适应独立的个体的共同体类型,是以契约为纽带的平等人的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有平等的参与权,政治权威基于共同体成员的同意。个体的独立还带来个人的成长,这意味着主体意识的增强,公民的尊严感、主人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增长,意味着个性的自由展现和个人欲求的自由申张。这一切,都是推动民主的力量。[13]

   平等主义与个体主义虽然存在紧张关系,但两者还是互相推动、互相激励的。由于等级秩序和威权结构是对个体的压抑和束缚,而平等则解除了这种压抑和束缚,带来个体的解放,促进个体的伸张和成长。个人成长起来了,个人的个性和人格越来越丰满成熟了,个人逐渐成为社会的重心甚至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提出更多的平等要求。根据平等原则要求个人选择的自由,也将个人的某项自由选择普遍化。个人对不平等的地位和待遇的敏感度也会越来越高,尚存的哪怕是微小的不平等就变得不可忍受。这样,个体的解放就必然要求平等的不断泛化和重心下移,由此带来新的层面的个体解放。

   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一起成为推动民主的动力,与此同时,民主也是哺育这两者成长的摇篮。平等和独立的人掌握了权力,很自然的会利用权力实现更多的平等和独立,而更多的平等和独立则导致更进一步的民主。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揭示了平民政治与平等的扩展和个体解放之间的关系。这种政制“把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在这种制度下,形成一种平等精神、一种社会风尚,它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家长和孩子、男人和女人、老师与学生、本国公民与外国人、权贵与百姓、主人与奴隶之间似乎都是平等的,等级差别趋于消失,甚至前者讨好后者、模仿后者成为风尚。平民政治还追求极端的自由,目无法纪,在“生活中任性而行,各如所愿”,以至于走向了放纵主义。[14]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谈到了民主制度下的诸种平等,例如,他还专门论述过民主制度下主仆关系趋于平等的现象。[15]

   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都有自我扩展、自我膨胀的内在趋向。平等向两个方向上自我扩展:一是垂直方向的,即享受平等的人从社会的上层扩展到底层,社会上层获得的某种平等,逐渐由更多的人直到全民甚至全人类所共同享有;二是水平方向的,即平等的内涵不断扩大。古代平等的根基是身份平等,现代平等的根基是人格平等。这种平等的原点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力量,向各个领域弥漫渗透,几乎没有界限。而平等在水平方向上的每一步拓展,都会在垂直方向上再一次展开。个体主义的扩展,表现为个体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彻底地脱离社会而独立,个人已经获得的独立,成为其获得更大独立的出发点。其具体表现,就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断扩张和泛化。

   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扩展,在合理的界限内带来了民主的繁荣,也是西方文明活力和魅力所在。但突破某个界限,就成为民主的败坏性力量,甚至是文明衰败的因素。

   平等主义最初的表现形式是等级身份的平等,即贵族、公民、自由民内部的平等。它产生于古希腊城邦时代,带来了城邦民主的繁荣。到城邦解体之后的帝国时代,在斯多葛派哲学和受斯多葛派哲学影响的罗马法当中,平等主义进一步发展,确认了人在理性能力和道德潜质方面的普遍平等。基督教成为西方世界的精神导师后,为平等主义注入了主要的精神动力。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人是被上帝创造为平等的;上帝的惩罚和救赎与人的世俗身份无关,故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人在天国里的身份也是平等的。基督教的这种精神平等信仰逐渐演化为现代的人格平等,它是现代各种平等滥觞的原点。

   个体主义在城邦解体后萌生,但其母体主要是基督教。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以后,有了更多的个体主义的因素。犹太教是民族宗教,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耶和华是犹太民族的上帝。犹太人集体对上帝犯了罪,现在是集体受到惩罚,将来是集体得到拯救。面对上帝的,不是个体,而是犹太民族的整体;不是每个犹太人与上帝发生关系,而是犹太民族整体通过他们的宗教领袖的中介与上帝发生关系。但是,这一切在基督教产生之后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基督徒被从犹太教中排挤出来后,以个体的身份组成平等的基督教团契,天国也是一个个基督徒的灵魂组成的精神团契。每个信徒单独面对上帝,承受惩罚或得到救赎,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具有个人化的自信与自尊。这样,基督教就成为孕育个体主义的母体。

   个体主义在基督教中孕育结胎之后,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受到教会组织和世俗社会等级秩序的束缚,但个体主义精神必然渗透世俗的社会结构,将世俗社会个体化。宗教改革实现了宗教生活的个体化,市场经济瓦解了束缚个体经济人的整体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现代的民主与宪政革命实现了政治领域的个体化。这样,社会就完成了全方位的个体化进程。

   所以,西方现代文明的母体是基督教,她同时孕育了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在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原稿中写道,“所有的人都被创造为平等和独立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independent”)。[16]“平等和独立”道出了现代民主的根基所在,基督教对现代民主的两大贡献都包括在这个概念里了。不过,后来经过修改的定稿删去了“独立”,仅保留了“平等”,应该说远逊于杰弗逊的原文。

平等主义与个体主义在现代有过适当的也是成功的结合。在理论上,表现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表现为17—18世纪的几场现代民主宪政革命。两者大致没有越界并达到一种平衡。[17]其具体标志就是现代代表制民主的建立和基本人权(也被称为第一代人权)得到承认和保障。它们创造了现代民主的黄金时代,也成就了西方文明数百年的辉煌。但是,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到此止步,它们都在不断扩展自己的内涵。上个世纪民权运动可以说是一个结点,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都达到了峰值,接着开始越界,打破平衡,走向极端。平等主义滑向极端的平等即平均或相同,个体主义膨胀为放纵的个体主义。从长的历史过程看,这是现代文明高度发展之后的“文明病”;从短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20世纪60年代造反的那一批年轻人进入了体制,特别是进入教育、传播、文化、艺术等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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