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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互联网宪法政治的生成、演化与挑战

更新时间:2017-10-13 23:55:40
作者: 余盛峰  

作为当代世界秩序隐喻的互联网

  

   截至2011年统计数据,当前全球信息网络是一个由10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超级有机体,其中包括难以计数的储存设备、信号处理器、信息流通渠道和分布式通信网络,以及围绕于这一网络的全部服务设施、芯片和设备——包括卫星、服务器、扫描仪、二维码、传感器等。这样一台超级虚拟计算机,其所有晶体管数量高达10万万亿支。每一秒有10万亿比特信息通过,每一年数据量接近20艾字节。另外,还包括27亿部手机、13亿部固定电话、2700万台数据服务器和8000万台掌上电脑。整个网络约有1万亿网页,每一个网页链接60个网页。 这一切的总和,无疑是当代法律全球化的技术性和物质性根基,也构成了互联网作为一个自主运作系统的宪法化进程的物理性基础。

   这种全面互联的信息网络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与政治模式,当代的法律、金融与贸易体制也随之改变。更为深刻的变化,也是极易被忽视的,则是这一超越主权管控范围的,愈益呈现全球化封闭运作的互联网系统,正在进入一个自主的宪法化演进过程之中。 这类似于16世纪以降,伴随中世纪天主教神权普世秩序的崩溃,由地域性领土国家所开启的重构人类政治空间的宪法化进程。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宪法结晶为标志,全球空间秩序开始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领土分化模式,以主权领土和民族国家认同为分界线的国家宪法化进程,主导了时至今日的世界政治-法律秩序的基本形态。

   互联网政治的意义,不只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而更是作为一种新秩序生发的形态和意象,指示了在二战之后承担了拯救民族国家功能的秩序生发形态。各种超国家、跨国家、亚国家组织和全球化网络及其功能系统,通过多层次、多中心、多节点的契约和产权关系,形成了一个包围民族国家的全球多元法律秩序。民族国家秩序危机在二战中总爆发,并在冷战时期的帝国对峙中持续发酵,但与此同时,战后孕育的大量去中心化的自发全球秩序,例如贸易、金融、投资法律机制,尤其是全球互联网系统的崛起更是提供了指数级意义的秩序增量维度。它们填补了民族国家的真空地带,填补了民族国家权力辐射的空白,通过全球空间尺度的秩序查漏补缺,以及逐步的秩序替代,从而提供了超越单一民族国家与传统国际法体系的多元选项。

   这些秩序的生成方式,基本是多中心的、去中心的、普通法式的演化,其秩序溢出部分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刺激民族国家法律做出相应的调整、吸纳和回应。所以,二战后全球法律秩序的重构,不只是基于大屠杀记忆的道德主义或新自然法转向,拯救民族国家秩序的重要力量来自比如WTO、IMF、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超国家和跨国家法律体系的建构。这些全球化的多中心的司法性秩序,重新塑造了民族国家和国际法秩序。国际秩序既认可、保卫、巩固这些多中心秩序要素,而且,其反对也往往变成多中心秩序进一步演化和调整的机会。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调试,从而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形态与国家理论。今日的世界秩序既不是哈特和内格里所谓的“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指向一种新型的政治法律结构,或可称之为“帝国网络政体”。

   经典帝国体系是辐辏式的中心-边缘结构,而帝国网络政体则没有真正的中心和顶点。在这种全球政体结构里,甚至美国也不是真正的世界秩序中心。实际上,不断自我演化的超逸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演化动力借助美国的肉身,利用美国宪制结构特殊柔软的身段,来不断推动这种网络化政体秩序的扩展。而之所以依然使用帝国概念,除了再一次说明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失效,而且还由于这一世界网络秩序依然存在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帝国组织原则仍在发挥作用,尽管已不是唯一和支配性的作用。美国特殊的政法结构,特别使其具有学习能力来内化、同化与传播这种秩序原则,同时也使其自身深度内嵌到这种网络体系之中,从而遮蔽了美国秩序背后更为深刻的网络化秩序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时代下宣称所谓网络主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正如在网络法时代,国家法的建制已不足以揭示未来全球法律演化的动力。


互联网宪法政治与国家宪法政治的异同点

  

   互联网系统宪法与民族国家宪法自主演化的相似性在于,一方面,它们都因应于所处的世界和社会分化的范式转移,社会结构和社会语意的巨大转型,构成了宪法化进程启动的动力,同时,宪法化进程的启动,也是因应于这一时代和社会大转型的挑战。可以看到,紧接牛顿时代所出现的霍布斯、洛克等政治哲学家的讨论,都是针对当时工业文明的转换对政治-法律体系的挑战。当时所出现的宗教战争以及各国的内战,实际上都和背后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因素相关。简言之,是从中世纪的层级式社会分化形态向现代的功能性社会分化形态转型的产物。

   中世纪宪法建立于教士-贵族-平民的等级性分化结构之上,从而形成“等级会议-三级会议”宪法结构,它符合中世纪天主教普世秩序的想象,预设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法-自然法-人法的天主教神圣秩序构想。 而这一秩序构想的特征在于宗教、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相互纠缠关系,并由宗教神权赋予其顶点和中心的神圣权威性保证。此后的人文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生,既是对这一神圣秩序的反叛,也隐含了这一神圣秩序的持续松动。特别是新教改革所推动的信仰自由和民族国家对宗教精神事务的干预,带来了中世纪神圣秩序与领土分化世俗秩序之间的剧烈冲突,两套秩序的内在张力,通过领土国家的分裂和暴力冲突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并体现为“正义-和平-秩序”等法律语意的冲突。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世纪神权秩序的正当性基础受到了动摇,等级会议宪法不再能够有效整合新兴的民族国家秩序,资产阶级不再满足于由教士和贵族所垄断的法律特权,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排斥结构。而与此同时所形成的国家理性(ratio status),则有待于一种新的政治-法律哲学论证来加以驯服,它必须面对正在迅速崛起的“第三等级”(西耶斯)所提出的普遍制宪权挑战。

   霍布斯在面对这样一个“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下,试图解决混乱的自然状态,从而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他希望通过政治秩序正当性的重新建构来实现社会和平。经由洛克、卢梭、普芬道夫这一系列思想的展开,最终形成了对民族国家世俗法律秩序构建的思想指导,其终极成果的典型代表则是美国宪法。 这一宪法模式,有效回应了现代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趋势,通过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对立构造,实现了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分离和耦合,通过国家宪法的创设,实现了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分化和耦合。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构建,则保证了不同社会空间自主性的展开,并实现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去政治化-再政治化张力的再平衡,社会涵括的自由-平等化进程,通过综合性基本权利体系的不断扩展得以不断推进。

   当代互联网系统自主空间的生成,同样预示了世界社会分化形态的潜在转变。互联网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我们当代区别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的象征。互联网是作为当代世界秩序演变,作为世界秩序潜在革命性变化的精神象征物,凸显其重要性。正像牛顿和霍布斯时代以机器为象征物,互联网则是当代政治法律秩序的精神象征物。对这种象征物的理解和分析,如果继续沿用工业时代的政治与法律概念进行分析,就会导致许多错误。在此种急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整个政治和宪法的概念,实际上面临一种危机和重构的需要。

   如果说,现代国家宪法因应了功能式分化社会的内在要求,因为中世纪神圣帝国秩序及其宪法形态所代表的等级式社会分化不再有效,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宪法形式的产生与演化。那么,今日互联网技术所导致的全球空间与时间结构的重新调整,实际也正在侵蚀近代建构的民族国家法律体系及其法理基础,甚至也正在改变现代性所预设的社会系统功能分化逻辑。 当代诸多疑难案件的密集出现与传统人权保护的内在困境,都预示了民族国家宪法在全球化、私有化、数字化转向潮流中所面临的不适。这使当代互联网系统遭遇和近代宪法出现时相似的挑战。但是,与此同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又不简单等同于霍布斯所面临的困境,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告别霍布斯时代的利维坦国家哲学

  

   第一个方面是空间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17世纪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已经受到冲击,传统工业社会和福特主义生产,依托于民族国家和传统国际关系的空间结构,依赖于民族国家市场经济、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政治-法律框架,这一切都配合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媒介的广泛传播,金融资本、知识资本和信息资本的全球流动和互动,已经突破了原来的领土分化的逻辑,这是空间逻辑上的变化。

   第二个方面是时间结构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时间的预期和规范的预期相对来说比较静态,比较稳定。但是当代时间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确定性、动态性,以及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种非常灵活的、自我反身性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领域,在资本运作的领域,在法律运作的领域,在媒介运作的领域,在政治运作的领域,时间概念的变化,都已在其中体现。

   第三个方面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单元,已经从过去的个人和主体转向匿名的系统,在霍布斯时代,社会政治法律秩序是建立在作为个人的主体之上。现在,我们却发现不同的社会系统,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运作体系,对于这样一个独立运作的系统,个人心理的感受、个人的情感、个人物质的需要,只是偶尔被不同的系统所考虑,只是作为系统的环境而存在,如果简单套用传统法律主体和主观权利所依托的诉讼请求权,已难以真正做到“为权利而斗争”。不同匿名的魔阵、匿名的母体、匿名的MATRIX,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秩序单元。互联网系统、经济系统、宗教系统、医疗系统、科学系统等,它们都只是在各自封闭运作的基础上认知个体的感受,个人的利益和需求,不会直接转化为系统自身运作逻辑的基础。

   所以,上述三点变化,实际上对我们当代宪法秩序构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传统的宪法理论、传统的政治理论,都在这些变化面前遭遇到困境,而这三个层面的变化,也正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它们既是互联网技术发展推动的结果,同时,这种变化也使得互联网系统进入了更为快速发展的轨道,互联网恰恰是作为这种时代秩序展开最好的体现和象征。

  

民族国家政治宪法的时代不适症

  

所以,面对这些新型变化,霍布斯的政治-宪法解决方案已经不再可行,如果继续试图套用民族国家政治宪法,试图通过议会立法、司法独立、行政集权来解决互联网系统自身的运作问题,多数时候会发现越管越糟糕,也就是陷入所谓的规制悖论。 甚至,互联网系统自身构筑的“代码即法律”,会在其在技术设计的初始层面,就将国家法律和宪法的规范效力阻挡在外。 政治议会出台的法案或者司法系统做出的判决,因为它难以进入不同社会系统的自我运作逻辑当中,最后可能使得监管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代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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